众所周知，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意图颠覆西班牙君主制政权，终结波旁王朝的统治，把自己的家族推上天主教宝座。这一系列行为引发了伊比利亚半岛极大的骚动，意想不到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1808年年初，一支由阿斯图里亚斯和其他省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英格兰，向其政府求援，以抵抗这位古往今来最强大、最杰出的人—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兰西胜利之师的支持下，拿破仑·波拿巴妄图将西班牙的王冠戴到哥哥约瑟夫·波拿巴头上，以此推翻西班牙王国古老的律法和体制。西班牙政府向英国求援，呼吁英国政府给予支持，于是，英国立即与西班牙结成同盟。西班牙人民热情地呐喊着开始了斗争，唯一目的就是阻止能征善战的拿破仑·波拿巴。这位非凡之人仅用了几年工夫，便从一个法军的无名小卒变成统帅，建立帝国并登上皇帝宝座。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兰西帝国不仅囊括了法兰西、意大利、荷兰、尼德兰，还统治着莱茵联邦和海尔维第共和国。
此时，西班牙人民的反抗扭转了欧洲局势，使欧洲各国在重重毁灭性灾难造成的低迷沮丧中似乎获得了新的曙光，唤醒了新的希望。代表团一到达伦敦，英国政府就迅速地积极准备为正义事业提供援助。英国拥有的强大国力和资源使各位部长能够轻而易举、毫不迟疑地贡献力量，而其无可争议的海洋主权则保障了与伊比利亚半岛沿岸所有地区的可靠联系。
詹姆斯·利思将军
与西班牙人民缔结了同盟条约后，英国就派出了由阿特金斯任船长的“塞纳”号、沃尔夫任船长的“雄鹰”号、哈代曼任船长的“独角兽”号和塔沃任船长的“鸢尾花”号组成的舰队。这些军舰满载着武器、弹药和军饷，尽一切手段来增强西班牙反抗斗争领导者的信心。英国军官被派往西班牙北方各省，目的是获取关于西班牙国内的真实情报，在组织军事力量方面给予其协助，并提出最能够帮助西班牙的策略—通过点亮崇高的爱国主义之光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来成功抵抗法军的侵略。尽管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在当时最伟大的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的率领之下，法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这群英国军官中，詹姆斯·利思将军奉命前往桑坦德，并收到指示，负责报告阿斯图里亚斯、比斯开、吉普斯夸和桑坦德的拉斯蒙塔尼亚斯等地的军备情况。与此同时，作为詹姆斯·利思将军的副官，1808年8月17日晚，我从朴次茅斯起航，离开了英格兰。
1808年8月22日清晨，“秘鲁人”号双桅军舰抵达西班牙海岸。当军舰接近陆地时，阿斯图里亚斯山脉从远处显现。一眼望去，山脚格外荒凉，山顶却树木繁茂，显得既壮丽又有趣。从一名西班牙渔船船员那里，英军了解到自己目前正处在桑坦德以西，非常接近目的地港口了。于是，军舰根据西班牙船员指引的方向，沿着波涛汹涌的美丽海岸线径直向东航行。
1808年8月22日夜晚，英军发现了一支英国战舰中队。一阵清新的微风很快使“秘鲁人”号进入可视距离之内。作为当时岸上的高级将领，阿特金斯船长正在与桑坦德主教进行磋商。这位主教是当地反法斗争的重要领导。
从这位桑坦德主教的一举一动看来，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英国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自诩坚定爱国的好战之士。其实，与英军即将结识的其他西班牙军民组织成员相比，当时英军军官对桑坦德主教的这种轻视显然有失公允。后来，桑坦德主教身上那种西班牙人特有的崇高的理想主义让英国人印象深刻。
桑坦德主教精力旺盛，他的观点听起来总是诚挚可信。作为拉斯蒙塔尼亚斯提名的执政官，桑坦德主教积极投身于西班牙独立事业，发表了种种声明，让众人见识了他的一片诚挚之心。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他是促进英西两国交流的合适人选。正是在他的提议下，詹姆斯·利思将军很快了解了西班牙的国内局势，并组织和支援西班牙北部省份已参战的部队和军事后备力量，以此抵抗法兰西帝国的统治。在此期间，比利亚努埃瓦伯爵担任拉斯蒙塔尼亚斯的总督，军权与政权和谐融洽。
比利亚努埃瓦伯爵出身军队，曾在西班牙卫队服役。他不仅精明，并且算得上见多识广。毫无疑问，在曾经的和平年代里，比利亚努埃瓦伯爵在西班牙社会中备受尊敬。然而，他的外表与一身顶级的时尚军装不太相称。他是英军在西班牙见到的第一位军官。英军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桑坦德主教和比利亚努埃瓦伯爵既没有掌握任何法军的动向，也无法确定法军营地和桑坦德西班牙驻军之间是否还有其他西班牙武装力量。起初，这种一无所知的情况让英军感到不可思议，但当逐渐了解并熟悉了西班牙人的自信和冷漠后，英军便不再感到惊讶了。
桑坦德所处的有利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宽敞的海港向西北部形成了一个岬角，东端是马约尔角。这里的大教堂是一座规模不大、不甚壮观的建筑，即便是主教大殿也是如此，但其优雅精致、金碧辉煌的建筑风格非常引人注目。至于这个城市的其他建筑，特别是码头附近的建筑，则大多宽敞雄伟。
从桑坦德到西班牙内陆的主要通信渠道是从雷诺萨出发，经布尔戈斯到马德里。我奉命沿此线路着手搜集局势情报。
马德里
刚到桑坦德三天，我完全不懂西班牙语，这给完成任务带来了诸多不便。我接到的命令是沿埃斯库多路进入雷诺萨。据推测，在雷诺萨我应该能找到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后来成为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杰出人物—和其指挥的一群阿斯图里亚斯人。与我同行的是西班牙上尉比利亚德特及其所属的拉雷多团的十二名士兵和一位充当翻译的老人。
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
这支威风凛凛的骑兵队在桑坦德市区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虽然已是深夜，但仍有许多人涌上街头目送我们。西班牙上尉比利亚德特面容瘦削蜡黄，骑着一匹高头骏马，身披斗篷，头戴一顶特制的帽子。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匹骡子，给它装上了华丽的西班牙式马鞍，还破天荒地在鞍头配饰了一对骑枪。当随行队伍准备就绪时，我感到欣喜若狂，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这次伟大远征的英雄。
即将出发时，庄严的气氛被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打破了。就在这位年迈的翻译正要跨上骡子时，庄严和肃穆突然变成嘈杂和骚乱。这位语言大师显然对骑术疏于研究，而不幸的是，他的坐骑又是这群骡子中最顽劣的一匹。当发现有人要骑上它时，这匹骡子就撒腿奔向了人群，使有的人惊恐万分，有的人幸灾乐祸，它就这么横冲直撞，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直到把打算骑它的老翻译扑倒在地。就这样，老翻译和这匹骡子发生了一场大战：前者使劲反抗，竭尽全力试图制服顽固的骡子；后者则为自身安危感到担心，巴望着再闹一阵就很可能找到最稳重可靠、最和蔼可亲的骑手。这场人骡大战以老翻译换了头温顺的骡子而告终，于是，我们的行程继续。
行进了十六英里[1]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赶骡的人坚持要让自己和骡子都休整一下。正如西班牙北部大多数客栈一样，我们歇脚的这个客栈也非常简陋，马匹和骡子就占了房屋的大半。黎明时分，我们继续赶路，穿行在这个美丽浪漫的国家。道路在狭窄的山谷中蜿蜒，周围群山环绕，山顶上的树木苍翠茂盛。偶尔，山谷会延伸开来，所见之处山峦渐少，耕地增多。上午，我们看到烟雾从前方的一片树林中升起。顺着烟雾，我们发现了一支由三百个阿斯图里亚斯人组成的先头部队。这些人都是刚刚登记入伍的农民，缺少必要的武装。从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那里，我得知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在雷诺萨。于是，在这些人的带领下，我们全速前进。夜晚时分，我们抵达了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的营地。
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的外表和举止都远胜我在西班牙见过的任何一位军人。他年轻、活跃、机智，即使第一次见面也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很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军官。因为在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兰西侵略的革命中表现出色，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晋升神速，从一个西班牙军队里的低级军官一跃成为少将。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曾在雷诺萨指挥一支阿斯图里亚斯人的部队。当时，这支部队人数已多达四五千人，但还没被编入任何一支西班牙军队。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向我通报了他掌握的法军地理位置及其最近的动向。法军大本营一直盘踞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法军会立即恢复进攻。因为没有法军接近雷诺萨，所以目前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似乎高枕无忧。
因此，确定了桑坦德没有法军即刻入侵的危险，我便准备重返归途。我雇了几匹快马。车夫赶着马车在午夜的雷诺萨街道上驰骋。我们经过了几个西班牙哨岗。卫兵的询问打破了那个美丽夜晚的寂静。马缰绳上的铃声叮当作响，同伴们偶尔纵情高歌。远处的噪音、马夫的欢声笑语及山上倾泻而下落入密林幽谷的水声，这一切都给那个夜晚增添了几分欢乐的色彩，伴随着我们一路前行。以前，这些西班牙马匹总是随着马夫一成不变的节奏保持步调一致，要么一路缓行，要么一路疾驰，而这次旅程的速度却毫无征兆地越变越慢，这难免让马夫有点手足无措。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但好在路况良好、马匹精良，西班牙马夫们很快适应了新节奏。1808年8月28日6时，我们到达了托雷拉韦加。1808年8月28日9时，我们抵达桑坦德。
显然，近期拉斯蒙塔尼亚斯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于是，詹姆斯·利思将军决定重新起航前往希洪和奥维耶多，以便确认阿斯图里亚斯的军备状况。
1808年8月29日上午，“秘鲁人”号军舰停泊在西班牙北部海岸最显眼的海湾之一—希洪湾：由于陆地的形成，希洪湾周围均未设防，加上比斯开湾汹涌的海浪乘呼啸的北风一路袭来，让在这里停泊成为极其危险的事情。有段时间天气非常温和，我们在锚地发现了“鸢尾花”号战舰和“金枪鱼”号单桅军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希洪都是英国领事馆所在地。其间，领事馆由亨特先生负责管理。他久居西班牙，十分了解这个国家的民风民俗，所以在领事馆工作得游刃有余。登陆时，亨特先生得知詹姆斯·利思将军即将到达，便为其准备了附近一座古老的大宅作为官邸。
希洪并没有什么出众的风景。这个宽阔的海港城镇各方面都逊于桑坦德，周边邻近的风景也不像阿斯图里亚斯省其他地方的海岸那样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即将入住的城堡是一座古老的建筑。这是一位贵族的财产，却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城堡巨大的拱廊通向一个宽敞的庭院，庭院周围都是石柱—前面几个磨损得十分严重。石柱上面缠绕着葡萄藤等各种藤本植物，底部杂草丛生。院子的中间有一口井，看上去很久没人用过。沿着一座漂亮的楼梯我们来到了楼上，这里有很多房间，虽然宽敞宜居，但里面都没什么家具。这座城堡曾是一位官员的第一居所，我们在西班牙曾见过这位有身份的人。
塞瓦斯蒂安·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将军
我们抵达希洪后的第二天，即1808年8月30日，塞瓦斯蒂安·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将军和阿斯图里亚斯军政府的一个代表团赶来护送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前往奥维耶多。第三天早上，我们便出发前往那里。奥维耶多是阿斯图里亚斯省的首府，古称奥维多，坐落在一个浪漫而美丽的山谷中，周围尽是各色美景。我们从北边慢慢接近奥维耶多，欣赏它的恢宏和壮丽。大教堂高耸的尖顶一下子映入眼帘，在远处群山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辉煌。
特拉法尔加战役
在奥维耶多，我们受到了友好的款待。当地的各个阶层都对英国军官的到来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无论是不宣而战、劫持护卫舰引起的愤怒情绪，还是近来在特拉法尔加发生的舰队被击溃的那场更加不幸的灾难，这时似乎都已被遗忘。英国人民已成为奥维耶多人热诚钦佩的主角。他们不再把英军视作曾经的敌人，而只是觉得在短暂的交恶后，邦交已久的两个国家自然而然地应该重修旧好。
省军政府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迎接詹姆斯·利思将军—其中包括总司令比森特·玛利亚·德·阿塞韦多、坎波·塞格拉多侯爵、托雷诺伯爵何塞·玛利亚·凯波·德·利亚诺、弗朗西斯科·马尔科·德尔·庞特和坎波·格兰德子爵，陪他一同前往雷根西亚的官邸。总司令比森特·玛利亚·德·阿塞韦多将军是位上了岁数的老人，显然有些精力不足，目力不及，他被任命为阿斯图里亚斯特遣队的指挥官，正准备动身前往海港小镇利亚内斯。新征召的士兵将会在那里集结，预计会有一万兵力由他指挥。
弗朗西斯科·马尔科·德尔·庞特
在这段时期的战争中，法军驻扎在埃布罗河附近。而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和加利西亚的军队则一起驻扎在莱昂。据说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可能会继续推进。比森特·玛利亚·德·阿塞韦多将军和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军队增强了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兵力，而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每天都期盼着在摆脱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之后，能抵达西班牙北部海岸。
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
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军队虽人多势众，但装备不足。步兵散漫无力；许多部队完全由新兵组成；军官缺乏才能，效率低下。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还有一支规模很小的骑兵队及仅有的一门大炮可供使用。这种军备状况显然无法满足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急于上战场对抗法军的迫切要求，但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似乎没有这种感觉，一意孤行，行动草率。可想而知，结果将会是灭顶之灾。
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
在此，我必须提到一些英国政府派往西班牙执行任务的军官，因为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中校在他的《半岛战争史》中对此发表了肤浅、不合时宜的言论。
在列举派往西班牙的军官时，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中校只提到了那些因“熟悉西班牙语”而充满自信的人，却忽视了那些语言不通的优秀军官，这显然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提出的谬论。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中校还错误地评论道：“他们之间缺乏协调，群龙无首，每个人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中校
在派往西班牙的军官中，我必须要提到这些人：皇家工程师莱弗比尔少校，他后来在马塔戈达遇难；琼斯上校，他的责任心及经验和判断力在军队中有口皆碑，对半岛战争事件的熟悉程度至少与佩斯利上校、伯奇上校不相上下。这些人都是按照詹姆斯·利思将军的命令行事。毫无疑问，要论热忱、智慧、军事才能和卓越的判断能力，任何军队中再也不可能挑出四个如此杰出的人物。
派遣军官自然是政府获取情报的一项基本措施，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能够获得真实的情报。无论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中校如何曲解，事实上，这些被派到西班牙的英国军官一直都在热情、积极地投入工作，不断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到访过许多不同的西班牙军队，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也从未间断向西班牙军队提供可行性参考，便于其制订各项主要行动计划。
就当时英军实际的军事知识水平而言，要想挑选出能够针对陆战的各种细节提供正确建议或准确信息的人实在很困难。但如果有人说英国不是真心支持西班牙起义，那他一定是不了解英军的满腔热情。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热情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不过，几乎从未有人理智地提及这一点，尽管有许多人曾长期见证了西班牙君主政体臣服于暴政从而日渐衰败。英军始终明白，只有重建舰队，壮大军备，才能恢复西班牙军队的往日雄风，使其重新奔赴战场。在《半岛战争史》中，在对几个省份的访问记录中，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中校称那些“无用、低效、愚蠢”的官员从未参与工作，破坏解放西班牙的伟大事业。诚然，这些派往西班牙的英国军官中，可能有些人过于冲动，也有一些人智不如人，但不至于只有威廉·本廷克勋爵和考克斯少校在他的书中得到认可。时间将会证明，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中校在书中对这些军官以偏概全的谴责会被历史唾弃。
在确定了阿斯图里亚斯军政府准备全副武装增援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之后，在皇家工程师莱弗比尔上尉、琼斯上尉和佩斯利上尉的陪同下，詹姆斯·利思将军离开了奥维耶多，回到希洪，又从希洪出发，沿比斯开湾海岸前往比森特·玛利亚·德·阿塞韦多将军的大本营所在地—利亚内斯，然后经过圣维森特-德拉巴尔克拉和桑蒂利亚尼亚，抵达桑坦德。在桑坦德，詹姆斯·利思将军收到情报，得知1808年9月20日西班牙加利西亚方面军的一个师已经占领毕尔巴鄂。当时，波塔戈侯爵联合第四师驱赶弗朗索瓦·热代翁·巴伊·德·蒙蒂永将军。弗朗索瓦·热代翁·巴伊·德·蒙蒂永将军无心恋战，撤退到了杜兰戈。
弗朗索瓦·热代翁·巴伊·德·蒙蒂永将军
在此期间，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大本营位于弗里亚斯。从西班牙地形上看，他的军队战线拉得很长，也很分散。他从左翼进攻一定是为了把整个队伍都向左侧移动。然而，如果在大部队到达之前，仅这一个师向毕尔巴鄂前进，那么该师必然会缺少支援，并且一旦与法军近距离接触，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非常危险的误判。本来能轻而易举击溃第四师，但后来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的进攻畏首畏尾、软弱乏力，让人实在很难为他的无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借口。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麾下的军队已经足够击垮整个加西利亚的军队了，更何况只是区区一个师而已。
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
在桑坦德收到夺取毕尔巴鄂的消息后，阿特金斯船长指挥“塞纳”号军舰和“哥萨克”号战舰冲破重重阻碍，向东驶去，寄希望于比斯开省的民众能揭竿而起，参与这项爱国大业。但西班牙军队占领毕尔巴鄂的消息未能激发民众信心，连总司令也因此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在法军杀回来时保护当地民众免受其害，而如果民众公然对抗，那么法军再回来时必然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惩治手段。
由于詹姆斯·利思将军与桑坦德主教另有安排，不能立即前往毕尔巴鄂，因此，詹姆斯·利思将军命令我去。回到桑坦德不到一个小时，我便又上路了。经过一夜奔波，我途经桑托尼亚、拉雷多、乌迪亚莱斯堡和波图加莱特，在与毕尔巴鄂相邻的圣尼古拉修道院附近的渡口乘船，抵达河对岸。岸边的大路一马平川，通向美丽富饶的峡谷。
毕尔巴鄂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规划整齐，街道宽敞，道路平坦，城市的建筑高大壮观。郊区农作物丰富，风景如画。毕尔巴鄂地势较低，周围有大片耕地，附近的山上树木繁茂、郁郁葱葱。这里的人看起来都过得轻松愉快。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毕尔巴鄂占尽商机：由于沿河航道直通毕尔巴鄂，所以长期以来这里都是半岛北部海岸最重要的商业区。
毕尔巴鄂
毕尔巴鄂被西班牙军队占领的消息在法军大本营引起了很大轰动，并引发了一件大事：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率领整个军队离开了洛格罗尼奥，迅速前进。1808年9月26日，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赶到了毕尔巴鄂城外。
在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的军队抵达之前，弗朗索瓦·热代翁·巴伊·德·蒙蒂永将军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试图夺回毕尔巴鄂的控制权，也没有采取任何方式骚扰西班牙军队的控制区域。但毫无疑问的是，根据法军所处的位置，法军将会很快阻击进攻其右翼的军队，因此，一场战斗一触即发。
1808年9月26日上午，莱弗比尔上尉和琼斯上尉侦察了法军进攻的路线，并带回了法军行进的情报。毕尔巴鄂民众日渐恐慌，城内一片混乱，有一些人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准备离开。而另一些人虽然同样忧虑，却坚定地要和家人留在这里，心甘情愿地接受可能遭受的不幸。尽管毕尔巴鄂人知道，只要对法军的再度归来表现出一丝不悦，或对西班牙军队及其反法联军表现出些许热情，就一定会被那些法兰西人察觉，从而受到惩罚。
1808年9月26日中午，法军逼近的消息传来了。于是，西班牙军队进入全员战备状态。就在不到一周前，西班牙军队刚刚将法军的一个旅赶出了城，然后便陷入了无助和茫然。即使法军在百里之外，西班牙军队这样的状态也说不过去，好在西班牙军队已经开始打起精神。必须承认，对西班牙军队而言，这种毫无胜算的战前准备虽不明智，但还算及时。
1808年9月26日13时左右，法军骑兵冲入毕尔巴鄂城内的谣言突然传出。人们顿时惊慌失措。随后发生的一幕充分证明了在恐惧时人的反应会有多么激烈：街上瞬间挤满了人，人们疯狂尖叫着夺路而逃，身边簇拥着马匹、骡子、牛羊和满载家具的车辆，沿着通往波图加莱特的道路飞奔，没有人愿意停下来验证传言的真伪。
詹姆斯·利思将军率军前往支援波塔戈侯爵。在杜兰戈道路右侧的高地上，波塔戈侯爵设置了两门加农炮。在道路左侧的高地上，他部署了一列步兵和三门大炮。在右侧更高一点的位置，他部署了一个营的掷弹兵，另一个营则负责守卫入城的大桥。
排兵布阵完毕，波塔戈侯爵等待着法军的出现。有人发现，法兰西散兵正从距西班牙阵地两英里左右的峡谷穿行，三列步兵和大量骑兵正沿杜兰戈的道路推进。显然，法军正小心翼翼地靠近，并不急于逼近西班牙军队。然而，派出侦察的西班牙军官做了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
法兰西散兵
西班牙炮兵试着从远处向敌方最近的一列队伍开火，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一会儿，法军骑兵向西班牙军队的左翼移动。由于侧翼已经暴露，再加上法军兵力占据明显优势，所以西班牙军队现在只能选择谨慎地撤退。在场的军官们都明白，面对如此强大的法军，要想守住阵地绝无可能，便将大炮架在队伍前面，全军沿着巴尔马塞达路线撤退。出人意料的是，法军居然没有追击。幸运的西班牙官兵们一路上毫发无损地到达了目的地。如果法军当机立断迅速出击，那么结果必然是西班牙第四师土崩瓦解，大炮也会拱手让人。
此前，大量的弹药已被运抵波图加莱特，供当地军队和比斯开省征募的新军使用。我奉命前往波图加莱特，设法将弹药从波图加莱特运到巴尔马塞达。
一大早的好天气说变就变，一场大雨倾盆而来，让人更加苦不堪言。许多从毕尔巴鄂逃出来的人挤满了通往波图加莱特的道路。在路上，一个西班牙商人和家人在泥泞中艰难前行；一名尚未就任的西班牙军官之前还趁法军尚未到来时展示过他的制服，而现在似乎觉得连那身制服也不能让自己稍微舒服一些；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到毕尔巴鄂完全是出于对战争的热情和好奇，而此刻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却手足无措，他衣衫褴褛，浑身湿透，凄惨无比，挣扎着想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到了波图加莱特，我才知道，那些弹药已被运往桑图尔塞。桑图尔塞离波图加莱特非常远。我没敢耽搁，立刻前往桑图尔塞。载有弹药的汽艇在半路搁浅了，却没有交通工具能运走弹药，于是，防止数量多达四百桶的弹药落入敌手便成为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法军有可能立即派遣部队拦截弹药物资，因此，迅速将物资从英国运送到加利西亚至关重要。让西班牙人负责守卫这些弹药应该可以万无一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最适合的人选。我注意到一名叫费利克斯·布兰科的西班牙军官曾陪同詹姆斯·利思将军去过毕尔巴鄂。他的男子气概和霸气的阔边帽似乎让我看到了阻止法军的希望。之前，在逃亡的人群中，我竟遗憾地与他擦肩而过。也不知道是因为他走得太快，还是离开得太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就在队列的前头。
斐迪南七世
费利克斯·布兰科的帽子上有一根精美的飘带，上面绣着“要么放弃，要么死。—斐迪南七世”。尽管并不十分确定他就是执行守卫任务的最佳人选，但考虑到他对法军深恶痛绝，我想他一定会在法军到来之前迅速撤离。对于在军事上毫无建树的他来说，乘船撤离是个合适的方法。有了此番经历，他将来也能够看似光荣地重归故里。因此，我确信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执行这项重要的任务。
我命令费利克斯·布兰科等到涨潮时就立刻把船驶回海湾，然后，我便离开了桑图尔塞。1808年9月27日3时，我从毕尔巴鄂前法军营地的右边经过，来到巴尔马塞达，又加入了波塔戈侯爵的部队，他的士兵们全都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法军近在咫尺。他们在拥挤的街道上自由散漫地游荡，四处燃起熊熊篝火。尽管天气恶劣，但仍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士兵和农民。士兵们讲述前一天的奇闻异事，农民们则洗耳恭听。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部队的处境更加糟糕—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难受的了，但士兵们并无怨言。看得出，他们都已经做好忍受艰难困苦的准备，即便是像这样的“屋漏偏逢连夜雨”，也没有人低声抱怨一句。波塔戈侯爵看起来似乎有些激动，又好像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他抽着雪茄，仿佛对置身于如此境地早已习以为常，也就顺其自然了。
在约翰·托马斯·琼斯上尉和多伊尔上尉的陪同下，詹姆斯·利思将军前往弗里亚斯，希望能在弗里亚斯找到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我继续待在巴尔马塞达，直到1808年9月28日清早，我又出发赶往乌兰蒂亚。在此之前，乌兰蒂亚的雨已经下了几天几夜，一直没有停，因此，本就崎岖的山路变得更加难走了。
安古洛村在从乌兰蒂亚到弗里亚斯道路的左面，附近的安古洛峰上只有一条陡峭的山路通往古老的卡斯蒂尔高原。垂直耸立的岩石峭壁上，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并且这条路几乎都是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这条小路直通山顶，蜿蜒曲折，异常险峻，弯道急促而狭窄。再也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危险的路了，要是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此时的风景最壮丽，周围树木繁茂，瀑布倾泻而下，流向四面八方。然而，到达山顶后，西班牙的地貌立刻发生了变化，比斯开富饶而秀丽的山谷变成了荒凉贫瘠的卡斯蒂尔平原。
往前1.5里格[2]是金科塞斯村。金科塞斯现在是加利西亚军队的大本营所在地。由于詹姆斯·利思将军改道前往弗里亚斯，所以我成了最早见到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人。从1808年9月26日起，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虽然一直留在第四师，却似乎对左路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位将领竟然失察到如此地步，简直让人无法容忍。而且是在通信没有受阻的情况下，他居然对不到四十英里范围内两天前刚刚发生的重要事件毫不知情。
对于波塔戈侯爵撤出毕尔巴鄂一事，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听到了一些夸大其词的传闻，却既没有努力查明真相，也没有收到任何官方报告。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一个师很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前被消灭掉了，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尽管我对排兵布阵和指挥作战不甚了解，但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此，无论对未来是否能够获胜，还是对左路军队是否能成功会师，我都抱有不祥的预感。
里奥塞科战役
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出生于一个爱尔兰家庭，在革命之前，他曾是西班牙军队的一名步兵上校，然后一步登天，当上了统帅。在里奥塞科战役中，他作为一支独立军的领导者，听命于格雷戈里奥·加西亚·德拉·奎斯塔将军。格雷戈里奥·加西亚·德拉·奎斯塔将军被解职后，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成为西班牙北部地区英军的最高指挥官。当时，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虽然看起来年过半百，但是体格和举止都展现出他作为军人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格雷戈里奥·加西亚·德拉·奎斯塔将军
在金科塞斯村，我首先遇到的是加利西亚的一个掷弹兵团。这些士兵体格健壮，装备精良，比我见到过的任何一支西班牙军队都要好。团里的两位军官邀请我到他们的住处去，我欣然前往，因为当时村子里早已人满为患，似乎也找不到什么遮风挡雨的容身之所，更何况雨还一如既往不停地下着。
1808年9月29日早晨，天气依然没有好转，金科塞斯村所在的荒凉平原上，寒风呼啸而过。由于海拔较高，周围又没有遮挡，这里成了西班牙最寒冷的居住区。晚上，詹姆斯·利思将军到了。他在荒凉的拉斯特雷斯德拉托雷安营扎寨。拉斯特雷斯德拉托雷还驻扎着西班牙军队第二统帅卡西加尔将军。
据说，从前与来访的英国军官打交道时，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都会对其有所保留，甚至表现得有些反感，但他对詹姆斯·利思将军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戒备之心。究竟是因为他觉得詹姆斯·利思将军会给西班牙军队提供额外的粮饷和武器，还是先前对他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我也无从判断。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非常善于交际，和詹姆斯·利思将军的交谈进行得很顺利。二人毫无分歧，每一次会晤都显得那么亲切而友好。
1808年10月1日早上，伯奇上尉和卡罗尔上尉离开了拉斯特雷斯德拉托雷，向格雷戈里奥·奎斯塔将军的部队进发。詹姆斯·利思将军则出发前往桑坦德。
离开拉斯特雷斯德拉托雷之后，英军一路向北，海拔逐渐降低。最后，英军来到一个丛林环绕的小村庄—比利亚桑塔。比利亚桑塔村有个奥尼亚修道院，院里有位热情好客的修道士。于是，詹姆斯·利思将军在奥尼亚修道院借宿了一晚。跟英军最近见到过的西班牙人有所不同，这位修道士是个很懂得享受安逸的西班牙人。他为英军提供了周到的安排。考虑到比利亚桑塔村的夜晚非常冷，所以窗户不封得严实肯定不行。于是，这位修道士给房间的窗户都装上了玻璃，连窗框也做成了双层格子的，在屋里铺满了垫子，往暖炉里添满了炭火。
1808年10月2日，英军经过拉雷多。拉雷多挤满了来自毕尔巴鄂的逃难者—他们被法军吓得远避至此。英军从桑托尼亚渡船来到桑坦德。桑坦德的一切仍一如往昔。詹姆斯·利思将军之所以重回此地，是因为他收到了情报，称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部队将会在桑坦德登陆。众所周知，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部队已经从吕根岛撤了出来。这里不再细说。
1808年10月8日上午，在北方军部分团的护送下，西班牙反抗军一支载有七十四门火炮的运输舰队抵达桑坦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居民们欢欣雀跃，成群结队地冲向码头，翘首盼望着船靠岸，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船长霍瑟姆如果亲眼看到他的运输舰队安全进入港口，就很可能立刻离开海岸。于是，我奉命与这位西班牙反抗军的船长取得联络。然而，好不容易乘船出了海，却遇上了狂风大浪，西班牙船员都拒绝继续前进。再加上距离旗舰实在太远，尤其是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接近，因此，我不得不同意西班牙船员返航。
到了傍晚，风势缓和下来，运输舰队驶入港口。随后，圣罗曼伯爵卡罗准将和一些高层军官一同登岸，与詹姆斯·利思将军进行会晤。
公主团的上校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已前往伦敦，他的部队暂由圣罗曼伯爵卡罗准将指挥。公主团由四个强大的步兵团、一支炮兵分队、两个重骑兵团和两个轻骑兵团组成。
西班牙革命前，公主团和萨莫拉团都属于西班牙正规部队。士兵们身着白色军装，除武器陈旧不堪大用以外，装备还算齐全。巴尔巴斯特罗步兵团和巴伦西亚步兵团都是轻装部队。公主团中的重骑兵由德尔雷和因凡特两个团组成，轻骑兵则由比利亚维西奥萨和阿尔曼萨两个团组成。这些骑兵都身着绿色军装，外表十分鲜亮，但不幸的是，在逃跑时，他们不得不丢弃马匹，使行动变得非常迟缓，因此，连原本可以大显身手的加利西亚行动，他们也无法参加了。如果不是缺少骑兵，公主团将会是最有用的支援部队。
与此同时，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伦敦之行并不顺利。当时，他如果率部前往桑坦德，并且在每次关键行动发生之前能立即取代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担任左翼部队的指挥官，就有可能避免许多严重的后果，更不会发生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后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现在还不能确定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是否具备更加科学、更加准确的判断力，但在当时的斗争中，他拥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无论是军队还是人民都对他充满信心。长期以来，西班牙人民一直对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尊崇有加，毫不质疑他反抗法军统治的能力和爱国的赤胆忠心。最近，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调回军队中最优秀的部队，协助参加卫国战争，更加证实了他无愧于以往的那些赞誉。与此同时，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刚刚担任指挥官，由于他资历尚浅，所以西班牙北部大多数同胞对他并没有什么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又怎能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讲，打这场仗只是民众一种偏执的意愿，这迫使他不得不勇往直前，主动进攻，尽管他的军队尚未做好进攻准备。在类似情况下，如果换成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那么无论他是选择按兵不动还是选择撤退，都不会遭人非议。
1808年10月12日，为庆祝英军的到来，桑坦德主教举行了感恩赞美仪式。当时驻桑坦德的英国军官、比利亚努埃瓦伯爵及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部下的大部分军官出席了仪式。教堂里座无虚席，场面宏大，令人印象深刻。
在虚荣、自负、草率的西班牙人看来，从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中，西班牙人已然占尽优势。有些聪明人都只抱着一个荒唐可笑的念头，那就是能否留给法军逃跑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一举取得完胜简直易如反掌。他们甚至觉得，组织散漫、指挥不利的西班牙军队完全靠得住。但在清醒的旁观者看来，前景却截然不同，盲目自信往往预示着灾难。西班牙军队每次选择作战方针和战术时，盲目自信也会大大增加误判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概率。
法军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士兵服役时间长，作战经验丰富，都由身经百战、才能出众的军官指挥，并且装备精良，武器完备。法军集结的地区资源丰富，能够保证与本土的联络顺畅无阻。法军还分散了驻军，确保在任何受到攻击的地点都可以迅速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除常驻西班牙的军队以外，法军还有四万五千人到五万人的兵力可供调动。根据截获的情报显示，1808年11月10日，甚至更早些时候，法属德意志团的一支六万六千名步兵和八千名骑兵组成的增援部队，已经快速横穿法兰西，进入西班牙，而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也在前往西班牙的路上。
如果说在法军得到增援之前，还有对其致命一击的可能性，那么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从洛格罗尼奥转移到毕尔巴鄂就是一次良机。如果当时西班牙的各路军队同时行动，一起进攻并削弱羽翼尚未丰满的法军，就很可能对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只要迅速向右翼进军，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与驻军合兵一处，形成合攻之势；而加利西亚部队第三师和第四师则可以随之前进，或者按兵不动，继续关注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的军队在毕尔巴鄂的动向。
然而，西班牙的将军们没有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他们的军队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行进缓慢，直到法军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使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时，他们才开始积极起来。西班牙人作战时犯的错误还应该加上这一条—坐失良机，而这一点，连英国政府也难辞其咎。
约瑟夫·波拿巴
继约瑟夫·波拿巴撤离马德里，并在安达卢西亚的卡斯塔尼奥斯战役中侥幸获胜之后，此事还未产生重大影响，拿破仑·波拿巴增援半岛的军队也尚未到达，西班牙政府及其强大的盟友终于提出了全面合理的策略。但他们并没有直接采取有力措施，反而继续按兵不动，既没有严整军纪，也没有加强战备。在此期间，法军的力量却增强到足以在西班牙站稳脚跟。然后，西班牙当局明确表示，更倾向于让部队正面进攻已经准备充分的强大法军。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一败涂地。至于英国政府，如果要派军前去支援西班牙，就应该在1808年10月1日之前完成集结并推进到前线，否则也是于事无补。
拿破仑·波拿巴
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从金科塞斯移师巴尔马塞达，1808年10月12日从巴尔马塞达前往毕尔巴鄂。他率领三个师攻打毕尔巴鄂。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此前已返回埃布罗，留下了欧仁·安托万·弗朗索瓦·梅兰将军和三千名士兵驻守毕尔巴鄂。但随着西班牙各路军队陆续向前推进，其兵力已远远超过了法军。欧仁·安托万·弗朗索瓦·梅兰将军便从毕尔巴鄂撤离，退守索尔诺特萨。桑坦德方面，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部队已经得到英国的武器，全副武装，整装待发。
欧仁·安托万·弗朗索瓦·梅兰将军
1808年10月14日上午，各路军队在圣弗朗西斯科广场集结。这也是自军队到达毕尔巴鄂以来的首次武装集合，看起来才有了征战沙场的士兵们应有的样子。10月14日是斐迪南七世的诞辰，空气中回荡着忠心耿耿的呐喊声，聚集人群的热烈欢呼声，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真情实感。历史学家可能会试图歪曲半岛人民的真实感受，并指责因贪慕虚荣和博人眼球而蒙蔽了双眼的军官，因为他们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而不是在全国各地游行的办法来吸引眼球。但西班牙人民坚持同不幸命运做抗争的顽强精神及因常年遭受严苛统治和残酷压迫而表现出的坚韧不拔、永不屈服的坚强决心，将向后世证明他们的事业和对法兰西帝国的仇恨是真实存在的。
1808年10月12日到1808年10月24日，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一直待在毕尔巴鄂按兵不动。后来，见法军开始进攻索尔诺特萨，他才开始进军。先前，他的行动都是在左路进行，显然他打算继续朝那个方向推进，从而迫使法军右移。要达成这目标，北方的一个师将是最重要的援军，可以把他们用运输船送到毕尔巴鄂，或者赶在进攻索尔诺特萨前行军前往那里。然而，这项计划并未实施。就在加利西亚军队进军杜兰戈的当天，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指挥的师向雷诺萨行进。雷诺萨完全是交战前线的后方，距离部队主力所在位置比桑坦德更远。
1808年10月24日3时，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向索尔诺特萨的法军发起进攻，但攻势非常弱。凭借靠城外一支轻型部队的支援，法军一直坚持到天黑。西班牙兵力尽管占绝对优势，但毫无作为。夜里，欧仁·安托万·弗朗索瓦·梅兰将军在通往杜兰戈的道路上部署了兵力。1808年10月25日，小规模的冲突虽然发生了，但无关大局。
战斗仍在持续，法属德意志团已抵达西班牙边界。一旦相互接应，法军实力将大大增强。如果说先前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进攻是草率和危险的，那么现在简直是近乎疯狂，正冲向不可避免的毁灭。他的军队很快就士气全无，士兵们四散奔逃，这反映了法军的战术水平和实力。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部队无论做什么都在劫难逃。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不可能不知道法兰西帝国的大军从巴约讷一直贯穿到西班牙的维多利亚。他包围了一支士气不振的弱旅，却不得不面对欧洲大陆最强的军队及那位很快就会亲自指挥这支军队的、当时最杰出的伟大人物拿破仑·波拿巴。即使在进军索尔诺特萨之后，这位西班牙将军也还有机会安全稳妥地改变作战路线。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如果没有跟随欧仁·安托万·弗朗索瓦·梅兰将军，而是在1808年10月25日晚上从毕尔巴鄂撤军，然后从巴尔马塞达到埃布罗，就有可能集结军队与西班牙其他部队会合，或者继续防御，静观事态变化，等待更好的机会再采取行动。
巴约讷
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毅然决然地否决了所有不够谨慎、明智的做法，一意孤行地继续坚持行动。而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军队的羸弱，即便是面对法军的一个师也毫无胜算，于是，从1808年10月25日到1808年10月30日，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一直按兵不动。正因如此，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有了足够的时间在杜兰戈集结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并在第二天早上夹击西班牙军队，毫不费力地取得了胜利，再次将西班牙人赶出毕尔巴鄂。西班牙军队一路溃逃到萨尔塞多河畔的纳瓦。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一直追击到圭涅斯，在圭涅斯留下一个师驻守后，他便率领大部队回到了毕尔巴鄂。当时，拿破仑·波拿巴尚未在西班牙掌控全局，因此，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才不至于全军覆没。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没有去桑坦德，有可能在科鲁尼亚港登陆后，直接去了首都马德里。于是，我奉命前往马德里。1808年10月29日21时，我正在前往雷诺萨的路上，去给詹姆斯·利思将军、约翰·胡卡姆·弗里尔和威廉·本廷克勋爵报信。在经过雷诺萨、布尔戈斯和莱尔马之后，我到达了杜罗河畔阿兰达。从雷诺萨到阿兰达，沿途的风景让人颇感乏味，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地势平坦，植被覆盖稀少，所以连橄榄树这种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树，都成了古卡斯蒂尔平原乏味风景中的唯一亮点。
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
杜罗河流经阿兰达，河上横跨着一座非常漂亮的桥，连接着通往马德里的大路，途经弗雷斯尼约德拉丰特和卡斯蒂列霍，一直延伸到翁鲁维亚的哨所。
威廉·本廷克勋爵
我连夜穿过了著名的卡斯蒂尔峡谷，接近索莫谢拉山。直到午夜，我才爬上了积雪覆盖的索莫谢拉山，雪是刚下的，风吹得很大，冷得要命。通过峡谷的道路蜿蜒不断，一路都是上坡路，好在路不算陡峭，也不是十分难走。
索莫谢拉山的高处有一个村庄。我路过时，村庄里的房屋被雪覆盖得几乎都看不见了。村庄所在的山坡向西陡然下降，可能是出于躲避风雨的目的，房屋都建在这个斜坡上。此时此刻，周围一片白茫茫的景象。村庄地势较低，并不起眼，加上都是平顶房屋，所以从高处看，只觉得村子已和大山融为一体。穿过山脉通向马德里，一路上风景全无，既没有如画的景致，也没有肥沃的农田。随着公路接近马德里，村庄的外观和规模都有所改善，但仍未改变乡下的气质，没有什么太好的作物，也没有什么景观，更看不出来是一座大城市的近郊。
距马德里一里格的地方，路左边是因凡塔多公爵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在查马丁的住所。房子建在一片树林里，面积很小，样式单调，一点也不漂亮。房子的大小和造型相当于英国二等或三等乡绅的住宅，根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富丽堂皇，显然与声名显赫的因凡塔多家族应有的奢华极不相称。
从阿尔科文达斯走了很久才远远地望见马德里。因为村子地处平原，而周围向外延伸的地势逐渐升高，所以只有走到半里格之外的最高处，才能看到马德里城内圆顶和尖顶的建筑。一眼望去，既没有别墅，也没有成排的树木、喷泉、公共步道甚至是人行小道，只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平地，直到城墙根儿也没有一点绿荫。往前走，道路左边是圆形斗牛场，右边是高级住宅区的林荫大道。英军穿过雄伟的阿尔卡拉之门，来到了宽敞的阿尔卡拉的大街上。
与其他大多数同等规模的城镇不同，马德里没有郊区，越过城墙便能看见四周的皇家宫殿。马德里虽然是一个商业城市，但由于地处内陆，并且没有任何可通航的河流，所以永远不可能占据重要的商业地位。正因如此，在马德里繁荣昌盛的时期，居民都是由宫廷随从、工匠和商人组成，他们为皇室提供必需品，保障皇室的奢侈生活。
卡洛斯四世
1797年卡洛斯四世推行的人口普查表明，当时马德里的居民数量为十六万七千六百零七人，比1787年人口普查时的十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三人增加了两万零六十四人。如果按同样的增长率计算，那么到1807年，人口将接近十八万八千人。然而，1807年起，马德里的人口又开始减少。因此，西班牙近代的首都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万居民。这座城市长约1.75英里，宽约1.5英里，其最宽处是从恩巴沙多雷斯之门到最北端的大门，最窄处是从阿尔卡拉之门到马德里新王宫。马德里四周的城墙建在高地上，城中的丽池公园与高级住宅区的林荫大道南端相隔不远，是绝佳的公共步道。
阿尔卡拉之门
在高级住宅区的林荫大道上，一排排树木苍翠欲滴，枝繁叶茂，偶有喷泉点缀林间。这条贵族们的公共步道只有到了晚上才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其他时间都非常冷清。尽管如此，这条大道始终是马德里城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马德里的所有城门中，卡洛斯三世统治时期建造的“阿尔卡拉之门”是最好的。阿尔卡拉之门代表着高贵与尊荣，是西班牙首都最著名的景点之一。靠近曼萨纳雷斯河的圣文森特之门是离马德里新王宫最近的入口。圣文森特之门与阿尔卡拉门建于同一时期，也是一座壮观的城门。
阿尔卡萨宫，或称西班牙王宫，由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六世始建，在地震中遭到毁坏。后来，亨利二世重建阿尔卡萨宫。到亨利四世时，阿尔卡萨宫得以重新扩大装修。
查理五世
西班牙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查理五世对马德里偏爱有加，认为这里气候宜人，水质优良，空气纯净，有益于延年益寿。于是，1537年，他决定改造和扩建阿尔卡萨宫。直到查理五世传位给儿子腓力二世，仍叮嘱其务必要完成修缮任务。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继续推进王宫的建设，聘请了最杰出的建筑师。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和工匠都极尽所能对王宫进行内部装潢。到了卡洛斯二世统治时期，王宫进一步得到装饰。这一完美杰作历经多年，由几代国王共同努力，凝聚了众多人的智慧，消耗了无数人的财富，但最终意外地成为1734年一场大火的牺牲品，被付之一炬，瓦砾成灰。
腓力二世
腓力三世
腓力四世
卡洛斯二世
腓力五世决定重建王宫，希望能比欧洲任何类似建筑更加宏伟。他命令建筑师菲利普·尤瓦拉设计方案。在意大利，特别是在都灵，菲利普·尤瓦拉以设计这类金碧辉煌的建筑而闻名。为了满足国王的意愿，菲利普·尤瓦拉把多种高品质的装饰融为一体，同时符合建造宫殿的基本要求，从而主持设计了一个基于旧址的蓝图。腓力五世下定决心，要将新王宫分毫不差地建在阿尔卡萨宫的遗址上。
腓力五世
菲利普·尤瓦拉
菲利普·尤瓦拉还没有完成初步的筹划便去世了。学生胡安·包蒂斯塔·萨克蒂受雇前来执行老师生前所设想的伟大工程。胡安·包蒂斯塔·萨克蒂更加结合实际地精打细算，深思熟虑之后，提交了精心修改过的“尤瓦拉计划”。最终，腓力五世批准了胡安·包蒂斯塔·萨克蒂的设计。1737年4月7日，工程开始动工。
新王宫的面墙每面长度约为四百七十英尺[3]，从底部到房檐高一百英尺，由白色的科尔梅纳尔石建造而成，既保持了纯正的外观，又增添了光辉闪耀的效果。立柱和壁柱是多立克式和爱奥尼亚柱式风格。王宫所有位置的高度保持一致，使屋顶构造浑然一体。檐口上有栏杆，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底座，上面曾经摆放着从阿陶尔福411年到415年的西哥特国王到斐迪南六世1746年到1759年的西班牙国王的雕像。不过，雕像被移走后，骨灰缸也被替换了—用雕刻着皇室武器的石头装饰在了东门入口处。在中厅内部，有图拉真、哈德良、狄奥多西一世和霍诺留的雕像，但似乎有些雕像的政敌也曾经在西班牙宫廷占据过主导地位，因此这些雕像也被移走了—大理石柱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阿尔卡萨宫
这座宫殿有六个主要入口，其中五个在南面，一个在东面。内院占地一百四十英尺见方，周围有一个开放的门廊，正好可以用作画廊。从门廊可以通往王室成员的居所和国宾寓所。这座宫殿内部装饰奢华，里面收藏了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及佛兰芒学派最杰出的大师们的画作。
安东·拉斐尔·门斯
宫殿里的壁画非常精细。一些出自安东·拉斐尔·门斯之手的天顶画被誉为这位大师的代表作。其中，神圣的赫拉克勒斯和图拉真是非常出色的设计。在众多珍贵的绘画作品中，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成了最光彩夺目的部分。
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创作的《奥利瓦雷斯伯公爵》
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创作的《奥利瓦雷斯伯公爵》是他最具活力、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在作品中，他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匹雄壮的骏马，让最受人爱戴的首相骑在马背上，其表情格外坚毅而优雅。腓力三世及其王后、腓力四世及其王后也是西班牙马德里学派画家的主要题材，画作水平很高。事实上，出自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之手的人物肖像构图精妙，色彩鲜亮，凸显了他高雅的品位。由于他在艺术方面追求精益求精，所以很少能有人与之相提并论，甚至从未有人能够超越他。与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相比，提香·韦切利奥和安东尼·范戴克·科普利·菲尔丁就只会画肖像画，因为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的历史画更加举世闻名。安东·拉斐尔·门斯视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的伟大作品《佩斯卡拉将军接收佛兰芒要塞钥匙》为其历史画的主要代表作。
提香·韦切利奥
提香·韦切利奥的《查理五世》是一幅肖像画，格外引人注目。而《腓力二世和他的幼子》则是一幅场面宏大的作品。画中描绘的腓力二世以寓言人物的形象出现，手拿一根棕榈枝和一顶皇冠，以此来为他的幼子树立威望。画上写有拉丁文“青出于蓝”，画家的签名是“提香·韦切利奥作于卡萨雷斯”。
《佩斯卡拉将军接收佛兰芒要塞钥匙》
《腓力二世和他的幼子》
保罗·委罗内塞的《苏珊娜与长者》
路加·乔尔达诺的《圣洛伦佐的殉教者》、保罗·委罗内塞的《苏珊娜与长者》、“小西班牙人”胡塞佩·德·里贝拉的《圣巴塞洛缪殉教》、安东·拉斐尔·门斯的《下十字架》、雅各布·罗布斯蒂的《尤利西斯在利科米德斯的宫廷里发现了阿喀琉斯》《犹滴和荷罗孚尼头》和圭多·雷尼的《两个孩子》等，都是大师们的代表性佳作。此外，还包括安东尼·范戴克·科普利·菲尔丁、乔瓦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拉斐尔·桑蒂、卡瓦列雷·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安东尼奥·达·柯勒乔、彼得·勃鲁盖尔、菲利普·沃弗曼、莫利罗·巴托洛梅·埃斯特万、莱昂纳多·达·芬奇、尼古拉·普桑、马拉蒂、阿尔布雷特·杜勒、安德烈安·萨基、大卫·特尼斯、阿尼巴尔·卡拉齐和安德烈·德尔·萨托的作品。
大卫·特尼斯
菲利普·尤瓦拉设计的王宫蓝图保存在马德里王宫军械库。这座宏大的建筑位于新王宫的东侧。如果设计方案能够全面实施，那么新王宫的宏伟程度将无与伦比。
曼萨纳雷斯河虽然只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但岸边的树木十分茂密。在沉闷的宫殿里，曼萨纳雷斯河成了卡洛斯四世经常出没的消遣去处。晚上，王室的马车队伍在前面开道，沿着河边的阴凉道路，穿过圣文森特之门，向托莱多桥慢慢驶去，然后又按照原路返回王宫。
阿尔瓦公爵夫人玛丽亚·德尔皮拉尔·特蕾莎·卡耶塔娜·席尔瓦-阿尔瓦雷斯
沿阿尔卡拉大街一路下行就到了普拉多大街。普拉多大街的南端是阿托查门，北端是由阿尔瓦公爵夫人玛丽亚·德尔皮拉尔·特蕾莎·卡耶塔娜·席尔瓦-阿尔瓦雷斯建造的布埃诺维斯塔宫。后来，她把布埃诺维斯塔宫出售给了曼努埃尔·德戈多伊。阿尔卡拉大街虽然是马德里最好的街道，但宽窄参差不齐，并且上升坡度相当大，以至从阿尔卡拉门无法看到城市的最西端。不过，从阿尔卡拉门延伸至马约尔大街起始点的太阳门，几乎是一条直线，这条对角线正好贯穿全城最窄的地方。
曼努埃尔·德戈多伊
贵族住宅大多富丽堂皇、设计精妙，可以容纳为数众多的侍从和仆人。西班牙革命前，侍从和仆人都归贵族统治阶级所有。据称，从前，梅迪纳·塞利公爵手下有八百多人，有的完全归他个人使唤，有的属于他的家族所有。作为西班牙贵族的代表，梅迪纳·塞利公爵腰缠万贯，拥有财富达一千五百万雷亚尔。
曼努埃尔·德戈多伊、奥苏纳公爵、因凡塔多公爵、伊哈尔公爵、莱里达公爵、弗里亚斯公爵、圣哈戈侯爵、比利亚弗兰卡侯爵、圣克鲁斯侯爵、阿尔塔米拉伯爵、里维拉·吉格达伯爵和费尔南·努涅斯伯爵的住宅都是马德里最著名的私家别院。
波旁家族的纹章
无论是建筑物的大小、室内装饰，还是它所在公园的美景，曼萨纳雷斯河对岸的田园之家都不起眼。然而，这是卡洛斯四世最喜欢的住所。与波旁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卡洛斯四世热衷于运动。在这个花园般的狩猎场中，竖立着乔瓦尼·博洛尼亚的名作《腓力三世马术铜像》。除此以外，在马德里的其他名人雕像就只有丽池公园里的腓力四世和查理五世的雕像了。
乔瓦尼·博洛尼亚
圣斐迪南皇家美术学院，又称自然历史陈列馆，是阿尔卡拉大街上最高的建筑，最初由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组成，有一个存放世界自然历史标本的宝库。这座建筑的外观并不起眼，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尽管它是马德里所有公共建筑中最现代的一个。它的内部出乎意料地让人喜出望外。建筑的低层是学校，走廊里整齐地陈列着大量古代雕像，显得既宽敞又美观。
圣斐迪南皇家美术学院的画廊里陈列着提香·韦切利奥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这幅画被认为是这位大师最好的作品之一。拉斐尔·桑西的《升天》、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圣女》《帕里斯的裁判》《苏珊娜与长者》等都是这里珍藏的杰作。此外，画廊里还有许多临摹大师作品的副本。
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帕里斯的裁判》
自然历史陈列馆里收藏有大量的化石、矿石、人体解剖标本及动物、鸟类和鱼类标本等。这些藏品排列有序，保存完好。馆内还有各种各样的来自希腊、摩尔和罗马的瓶状器皿。除了这些，还有各式各样无比珍贵的珠宝作为装饰品镶嵌在精美绝伦的花瓶和酒杯上。在特定的日子里，这些藏品会向公众展示。我参观时，房间里就挤满了西班牙士兵和平民百姓。
名为“洛斯·卡尼奥斯·德尔佩拉尔”的歌剧院规模很小，不适合展现宏大场面，却很适合音乐演出。在西班牙革命之前，洛斯·卡尼奥斯·德尔佩拉尔歌剧院是一个时尚的度假胜地，能够吸引欧洲最著名的歌手。
西班牙德尔普林西比剧院和德拉克鲁斯剧院的名字是以它们所在街道名称命名的。这两所剧院都很宽敞，非常适合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德尔普林西比剧院非常现代化，在某些方面要优于其他国家。作为马德里仅有的两所剧院，它们足以容纳喜欢戏剧表演的观众了。两所剧院上演了一些流行剧目，影射战争爆发以来的各种情景，但即使是这些流行剧目也没能给剧院带来人头攒动的场面。不过，观众们在听到围攻巴伦西亚的片段时流露出的喜悦之情，在看到英西同盟最令人振奋的代表人物出现时的欢呼雀跃，都是发自心底、无可比拟的。当乔治三世和平易近人的斐迪南七世紧紧拥抱时，观众的激情被瞬间引燃！
乔治三世
奥苏纳公爵夫人玛丽亚·约瑟法·皮门特尔
为了完成前往马德里的任务，在确定英国大臣约翰·胡卡姆·弗里尔先生尚未到达马德里后，我便前往奥苏纳公爵夫人玛丽亚·约瑟法·皮门特尔的宅邸，并将信交给了威廉·本廷克勋爵。威廉·本廷克勋爵仔细询问了北方的战事及法军的兵力位置等情况。显然，西班牙政府要么无法从前线获取准确的情报，要么就是在掌握了情报之后，无法把情报的内容传达给当时代表英国政府行事的机要情报人员。威廉·本廷克勋爵完全不知道埃布罗河战役的真实情况，既不知道法军的实力，也不知道西班牙军队的兵力，他们现在正处于进攻阶段，带着错误的信心向前推进，走向毁灭。
约翰·胡卡姆·弗里尔
1808年11月7日晚上，约翰·胡卡姆·弗里尔来了。他示意我留在马德里，等他参加完同中部军政府的第一次会晤。然后，他提议1808年11月8日去阿兰胡埃斯。在马德里短暂停留期间，无数报道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人们每天在太阳门举行集会，讨论当时的热门话题，并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负责指挥行动的将军们，尤其是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卡斯塔尼奥斯将军。人们认为，这些将军的举动有的是在消极怠战，有的则应该属于叛国。自恃聪明的将军还在盘算着，曾经赢得贝伦战役并让皮埃尔·杜邦·德·勒唐的部队投降的人，可以毫不迟疑、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法军赶过比利牛斯山脉，或者是可以把法军俘虏到马德里！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卡斯塔尼奥斯将军
最终确信法军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消息时，关于法军已经进入布尔戈斯的消息也传开了。短暂的安宁蒙蔽了马德里民众的双眼，这注定了悲剧将会很快上演。从1808年11月10日起，灾难接连不断，直到把马德里民众信心都化为乌有。随后，各阶层才意识到事态的真实情况，并且看穿了成功误导西班牙政府继续进攻的虚假内容。
从威廉·本廷克勋爵现在收到的消息来看，我很难再次回到桑德兰与詹姆斯·利思将军会合。于是，威廉·本廷克勋爵命令我前往北方，约翰·胡卡姆·弗里尔也将送往英国的急件交给我负责。1808年11月10日上午，我离开了马德里。经过一整夜的马不停蹄，1808年11月11日中午，我到达杜罗河畔的阿兰达。在阿兰达，我亲眼见到法军恢复进攻的确切证据：镇上挤满了西班牙士兵。我很快查明，1808年11月10日，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的军队在布尔戈斯附近吃了败仗，现在大本营就设在阿兰达。
布尔戈斯战役
收到关于法军进攻的情报后，贝尔维迪尔伯爵乔治·罗奇福特在加莫纳尔集结主力部队，并派遣坎波·埃内斯特罗萨元帅率领一支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部队前往比利亚弗里。坎波·埃内斯特罗萨元帅很快与法军的轻骑兵短兵相接，并击退法军。然而，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自信使他没有弄清楚进攻的真正意义，也没有搞清楚法军的军事实力，就自认为已取得优势。被迫撤回到加莫纳尔时，他暴露了驻扎在加莫纳尔的主力军队。
伊斯特里亚公爵让·巴普蒂斯特·贝西埃元帅(www.xing528.com)
瓦隆团和西班牙守军都抱着极大的决心，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一直坚持到伊斯特里亚公爵让·巴普蒂斯特·贝西埃元帅率领骑兵赶到。西班牙骑兵还没来得及发动一次冲锋，就在法军靠近时四散而逃，使军队的侧翼完全没有了保护。即便是有纪律严明、经验丰富的步兵，也难逃困境的局面，更何况是像驻扎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队的水平，结果立见分晓，大军一溃千里，法军一边追赶着乱哄哄的逃兵一边进入了布尔戈斯。
就像所有纪律不甚严明的军队一样，西班牙军队对法军骑兵似乎毫无还手之力，一种恐慌情绪笼罩了整个部队。整个半岛战争期间，西班牙士兵都没能克服这种感觉。这种恐慌后来不止一次地在战斗中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反之，西班牙军队与法军步兵交战时的表现还算稳定，在一段时间内，即使在对抗法军主力时也能与之抗衡，甚至取得胜利。
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
从西班牙的维多利亚赶来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亲自指挥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第二军的行动。1808年11月9日晚，拿破仑·波拿巴将法军的大本营迁到了布里维耶斯卡。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从布里维耶斯卡连夜行军。1808年11月10日上午，如前所述，他才与西班牙人展开了较量。
拿破仑·波拿巴率领近卫军跟随第二军一起行动，同时命令伊斯特里亚公爵让·巴普蒂斯特·贝西埃元帅率领一支锐不可当的重骑兵队继续前进，乘胜追击，他坚信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也会这样做。而西班牙人在这次行动中损失惨重，残留在布尔戈斯的步兵被不断处决。现在就连当地居民都已经彻底放弃，上缴了大量物品。
回想1808年11月8日，布尔戈斯看起来仍然固若金汤，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人们，挤满了西班牙的士兵。人们欢呼雀跃，对一切满怀信心。可到了1808年11月10日，这里哀鸿遍野，尸横满地，避难者落荒而逃，铮铮铁骑穷追不舍，场面简直惨不忍睹。再加上此起彼伏的炮火轰鸣声和四面八方的劫掠嘈杂声，更加让人不寒而栗。贝尔维迪尔伯爵得知，坎波·埃内斯特罗萨元帅指挥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残兵败将沿杜罗河向后方撤退，直到1808年11月11日清晨才退到了距离战场六十英里外的阿兰达。
坎波·埃内斯特罗萨元帅的部队到达阿兰达后，场面混乱不堪。士兵挤满街道，骑兵奔向四面八方，一匹匹骡子驮着各家财物四散而逃，农民们焦急地打听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种种细节。显然，1808年11月10日的事已经让阿兰达乱作一团。
与此同时，贝尔维迪尔伯爵正率领众人驻扎在广场上，显得极度兴奋。士兵们抓到了一个西班牙人。据说这个西班牙人是一名受雇于人的间谍，在窃取情报时被发现了。人太多了，我进不了广场，便决定耐心等待结果。间谍已被带来，不久，贝尔维迪尔伯爵带着官员们在阳台上向民众发表演说。底下人声鼎沸，我听不到他的讲话，但有人说他在请求愤怒的群众暂且饶了间谍的命，让间谍随后再接受审判。但这种温和的呼吁似乎没有丝毫效果；相反，人群更加骚动起来，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结果。而当贝尔维迪尔伯爵和官员们还在露台上时，西班牙龙骑兵的重剑便已刺向了那个可怜的间谍。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哀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贝尔维迪尔伯爵和官员们转身离去，人群也渐渐散了。
贝尔维迪尔伯爵非常年轻，完全不习惯指挥作战，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被派去指挥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队。这跟西班牙政府从前的一个安排如出一辙—也是在战争最重要的时候，让一位毫无信心的将军临时指挥一支重要军队。
也许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挡法军前进，但最不可原谅的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支部署在通往马德里的重要路线上的部队暴露了。原因很明显，任何一条合理的军事原则都表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队本来就不应该在布尔戈斯投入战斗。即使一开始成功了，贸然行动也不会带来任何收获，因为被逼退的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会与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合兵一处，而这一定会让西班牙军队难以抵挡。还有一种可能性更大的情况，那就是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队在布尔戈斯吃了败仗，从而造成阿兰达和索莫谢拉山之间再无援兵，致使撤退时后方无援。埃斯特雷马杜拉军队如果在法军进攻时撤退，就可能与南方的军队形成一个交汇点，并据守索莫谢拉山，在那片固若金汤的土地上展开争夺，这无论如何都能给法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布尔戈斯的惨败使这支军队士气大减，大炮被夺，军队溃散，骑兵不堪一击，完全不复最初英勇之师的样子。这次指挥失误造成的惨败，动摇了最优秀的西班牙步兵的信心，并且在后来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他们也未能恢复自信。
贝尔维迪尔伯爵把他掌握的法军动向告诉了我。他还告诉我，他本打算退伍，而留在阿兰达只是为了召集逃亡者，使那些从岔路小道逃跑的人能够重新加入他的部队。贝尔维迪尔伯爵还充分利用了坎波·埃内斯特罗萨元帅部队顽强抵抗的事实，因为当灾难降临到西班牙军队身上时，似乎有必要找个借口。贝尔维迪尔伯爵想把第十师的失败归咎于叛国，但没有详细解释原因，也许要想解释得令人满意也是十分困难的。
在离开阿兰达之前，我给威廉·本廷克勋爵写了封信，告诉他情况发生了逆转。布尔戈斯城边的路已经走不通了。于是，我决心向左走，绕道而行，避开法军占领的地区，重回海岸。1808年11月12日早晨，我骑上一匹快马，向索蒂略出发。索蒂略有许多逃散的士兵，正朝阿兰达前进，重新加入各自的部队。
在前往帕伦西亚的途中，我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法军行动的传言。不过，有一条是一致的—法军正在非常迅速地前进。
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部分军队已在1808年11月11日晚上进入了莱尔马。据说，有人看见法军骑兵正向帕伦西亚的方向行进。我对这个消息心存怀疑，再加上急于赶路，便继续前行，穿过索蒂略与托尔托莱斯，抵达塞维科纳韦罗。其间，我没得到有关法军的确切消息。但在两里格开外的巴尔塔纳斯，镇长告诉我，他的骑兵在托尔克马达和帕伦西亚均有驻扎，前哨阵地离这里也只有一里格。考虑再三，我认为唯一安全的办法是回到塞维科纳韦罗。1808年11月12日24时，我又回到了塞维科纳韦罗。
加莫纳尔战役后四散逃亡的巴伦西亚轻骑兵中，有一些从布尔戈斯赶到巴尔塔纳斯。其中有六人表示，无论走哪个方向，他们都愿意在1808年11月13日清晨陪我一起避开法军，前往塞维科纳韦罗。这种情况下，英军可以从巴利亚多利德向北行进，这似乎是没有法军阻碍的最近路线。在英军继续前进的途中，关于法军骑兵接近的报告不断传来，但听起来都前后矛盾，并且显然是夸大了事实。我决定坚持到底，直到能获得一些确切的信息。穿过卡斯蒂尔的拉佩尼亚和埃斯卡维利亚斯，在大雨中走了九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杜罗河畔图德拉。虽然今天的路途远离战场，但一路上不断碰见来自加莫纳尔走散的士兵。
图德拉的牧师非常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他的住所成了来客接待处。来这里的人们都急于打听法军接近的可能性。经查明，巴利亚多利德已被法军占领。牧师告诉我，只要法军一来，镇上几乎所有人都准备逃走。
我们离巴利亚多利德只有两里格的路程，所以从图德拉居民那里获取有关法军动向的确切消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很快就找到了确切的答案：大家似乎都很害怕，显然也很忙碌，各个阶层的人都觉得必须尽快逃难。
图德拉的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虑不安，整夜无眠。居民们不停地四处走动，惊恐地盼望着黎明的到来。他们经常去拜访牧师。这些牧师似乎有很大的影响力，能让民众稍感安慰。
1808年11月14日6时，我的仆人—一个阿斯图里亚斯人惊慌地冲进房间告诉我：“法军的骑兵已经接近城边了。”于是，我和一群当地人很快上桥，渡过杜罗河。当地人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男人、女人、孩子、牛、羊、马和篷车堵满了整条路，在一片混乱中逃窜。前一天晚上，高度警觉的巴伦西亚轻骑兵行军到队伍的后方，我不清楚他们的意图，他们也未要求我一同前往。
离开图德拉拥堵的道路后，我继续向巴尔德斯蒂利亚斯前进，想在那里买一匹快马。穿过鲁埃达，我再次踏上托德西利亚斯桥重渡杜罗河。小镇的居民显得十分平静，对于法军的到来毫不惊慌。他们也没有听说法军的骑兵已经渗透到附近的地区。我真希望这个国家多一些像托德西利亚斯那样的地方，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我的旅程。
1808年11月14日深夜，我离开托德西利亚斯来到维加，从维加前往圣埃斯特万。经过比利亚德弗拉德斯与比利亚尔潘多，我到达了圣埃斯特万，进入了比利亚努埃瓦。途中，我没有得到关于法军的任何情报，因此，如果法军最可能到达的地方是帕伦西亚和巴利亚多利德附近，那么我现在更加安全的选择应当是向右侧行进，那样会离我的目的地更近一些。于是，我穿过比利亚努埃瓦，在1808年11月15日傍晚时分到达了贝西利亚。贝西利亚的西班牙牧师热情款待了我，还让我住在圣玛丽亚教堂里。
1808年11月16日6时，在两个当地农民和仆从的陪同下，我踏上了前往比利亚达的路。还没走多远，我们便发现雾中有一队骑马的人正迎面走来。我们立刻停了下来，很快认出前方是一群龙骑兵。一看见我们，他们就急忙退了回去。他们很有可能是法军的骑兵巡逻队，因为那些若隐若现的黄铜头盔和飘逸的马鬃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法军的身份。我立刻飞奔回贝西利亚。在清晨的浓雾和黑暗中，这些龙骑兵没能弄清楚我们究竟是谁。我是一行人中唯一带武器的，但只是轻型武器。在从塞维科纳韦罗到图德拉的途中，为了减轻负担，我让轻骑兵朋友们带走了一些手枪。
法军龙骑兵
这次与法军相遇后，我确定了法军分散在西班牙各地。深知不可能再回到桑坦德，我便决定一路直奔莱昂，等获取更新的消息再做打算。
离开阿兰达后我听说的那些骑兵肯定隶属于伊斯特里亚公爵让·巴普蒂斯特·贝西埃元帅的部队。加莫纳尔战役发生后，这些骑兵立即被派来镇压暴乱，使卡斯蒂尔老城的居民惶恐万分。由于没有军队阻挡，这些骑兵轻而易举地横扫全境。法军骑兵经过的城镇，有的倾城出逃，有的则选择承受灾难。西班牙人民放弃了抵抗，这不足为奇：几天前，人们原本以为能得到法军逃跑或全军覆没的消息，没想到等来的是法军骑兵的出现，尽管关于这些法国骑兵的描述常常被夸大。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从震惊中清醒，法军的骑兵已经到了大门口。
在战争期间，约翰·摩尔爵士和英军主力驻扎在萨拉曼卡；大卫·贝尔德爵士在阿斯托尔加；而约翰·霍普将军则带着大炮和补给品，冒着风险，大费周章地绕道经过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埃斯科里亚尔和瓜达拉马山山口。
约翰·霍普将军
从贝西利亚出发，我沿大路来到马约尔加。从马约尔加出发，我又来到曼西利亚-德拉斯穆拉斯。1808年11月16日24时，我抵达莱昂。
作为莱昂省的首府，莱昂坐落在维内斯加河和托里奥河之间。两条河在莱昂城的南部交汇，流入曼西利亚和巴伦西亚-唐胡安之间的埃斯拉河。莱昂由图拉真始建，名字源于罗马大军。莱昂城内的建筑排列不太规则，街道狭窄，路面坑坑洼洼，房屋的外观一般都不太起眼，但莱昂城内有一座宏伟的大教堂，由莱昂国王奥多尼奥二世建造。公元10世纪末，大教堂被摩尔国王阿尔曼索尔摧毁。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经胡安·佩雷斯修缮，这座宏伟建筑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这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中最华丽的，西面和南面入口处精致的雕刻美轮美奂。教堂的西门是正门，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几乎与教堂的高度一样，让室内显得非常宏伟。
有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说明了大教堂的独特风格：
托莱多的财富，
德孔波斯特拉的路，
还有莱昂的绝妙之处。
莱昂正是因其大教堂的精致和华丽而闻名。
除了教堂和修道院，莱昂城中主要的建筑还有乌塞达公爵、卢纳伯爵和卡拉塞纳侯爵的府邸。莱昂的城墙非常古老，在近代已经被修复，有些地方还重建了。莱昂有一座城门叫“德尔·卡斯蒂略”。1759年，德尔·卡斯蒂略城门兴建。附近著名的州立监狱就是以城门命名的。
一些英国军需部队官员已经到达莱昂，大卫·贝尔德指派驻守曼西利亚的威廉·尼克莱负责收集情报。但谁也无法提供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消息，哪怕一丝风声也没有，更没有听说过加利西亚军队的行动结果如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及詹姆斯·利思将军的行动都需要这些情报。目前什么都无法确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直接到阿斯图里亚斯海岸去，乘最早一班船，把约翰·胡卡姆·弗里尔先生的公文送到英国去。
大卫·贝尔德
1808年11月18日晚，我离开莱昂，打算翻越高山到奥维耶多。在去拉罗夫拉的路上，我从高处远眺：拉罗夫拉坐落在平原上，景色非常美丽，乡间种有丰富的农作物，树木郁郁葱葱。
从拉罗夫拉到布伊萨的路非常难走：经常会暴发山洪，大雨滂沱时几乎无法通行。
离开布伊萨后，有条通往西班牙北部的必经之路—帕哈雷斯的道路，但这条路比我从前走过的所有道路都崎岖不平、错综复杂。夜晚，漆黑一片，狂风暴雨袭来，这使山路之行难上加难。我很想迅速结束这段无比漫长、令人苦不堪言的路，却无法让那可怜的马儿飞驰。我被冲进山谷的洪水冲倒在岩石上好几次。经过七个半小时十六英里的艰难前行，我终于走出了帕哈雷斯。
到达奥维耶多时，该省的军方代表和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告诉我左路部队失利了：左路部队一败涂地，比森特·玛利亚·德·阿塞韦多将军、里克尔梅将军和圣罗曼伯爵卡罗准将均已阵亡。奥维耶多军方代表的脸上布满忧郁和绝望的表情，他郑重宣布：“这一切都要归罪于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叛国行为！”我听过许多关于西班牙将军叛国行为的说法。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就一定会有这种传言。这次也是如此，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连聪明的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也知道加利西亚军队会一败涂地，但至于真正的细节，他一无所知。
由于没有听到关于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或詹姆斯·利思将军行动路线的正面消息，所以我没必要在奥维耶多耽搁。到了晚上，我骑马到希洪，把公文交给亨特先生，由他转交给乔治·坎宁先生。我又沿海岸向桑坦德前进，来到比利亚维西奥萨。在去比利亚维西奥萨的路上，我遇见了阿尔门达雷斯男爵。他率领北方纵队的四个骑兵团。我从阿尔门达雷斯男爵那里得知，他从桑坦德出发时，詹姆斯·利思将军还在桑坦德。这坚定了我朝桑坦德方向前进的决心。然而，到达科伦加时，我得知詹姆斯·利思将军已经离开了桑坦德。
后来，我收到消息，称詹姆斯·利思将军从因菲耶斯托前往奥维耶多，有可能从艾尔瑞斯山脉路过。无论如何，我完全没有必要去桑坦德了。于是，我决定走遍全国，希望能找到詹姆斯·利思将军。
位于阿瑞尔斯山脉的中段的因菲耶斯托坐落在里瓦德塞利亚河岸边的一个山谷里。群山陡峭，向北延伸，满山都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栗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大树。从科伦加到因菲耶斯托的这条路更是美轮美奂，风景如画。
不过，詹姆斯·利思将军既没有到因菲耶斯托，也没有经过那里。我失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决定回到奥维耶多。我费尽心思才从镇长那里申请到了几匹马。不知道是因为镇长权低言轻，还是他故意对我的请求漠然处之，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拖延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
乔治·坎宁
马终于批下来了。日落后，我让一个农民做向导，陪我一起踏上了前往奥维耶多的道路。不知是他不认识路还是天色渐暗的缘故，我们迷路了。我被他领到了河岸边，因为之前听他提到过路上要过河，再加上刚从因菲耶斯托出发到这里才走了约一里格的路，所以我对向导还是十分信任的。于是，我便走在前头，催马下水。走了没多久，我们就发现误入了一个浅滩。马向前冲了几步后，因为没站稳，跌倒了，费了好大气力才回到刚才入水的河岸边。向导连连道歉，下水时非常谨慎，没有像我那么鲁莽，估计刚才他对这条河的深度早已心里有数了，所以他没有完全放心地跟着我走。庆幸的是，马能回来，因为没有马是寸步难行的。
离河岸最近的村庄拉波拉有四里格远。深夜寒凉，我浑身湿透了，周围一片漆黑，很显然，向导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此时此刻，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能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向导也说想赶快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来。继续往前走了一小段路后，我高兴地发现离河岸不远的地方有一盏灯。走近时，我看出那盏灯是从一间农舍的窗户里透射出来的。农舍的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一开始很惊讶我们竟然这么晚造访，得知原因后便释然了。这家人并不富裕，却竭尽所能让我们住得舒适些。
1808年11月24日，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抵达奥维耶多。我终于从他那里得知了一些情况。我了解到，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和詹姆斯·利思将军是经波特斯到莱昂的。波特斯还有一部分残余的加利西亚部队。这次，我肯定能在波特斯附近遇见法军了。
1808年11月24日22时，我再次离开奥维耶多，翻过帕哈雷斯山。这次情况要好得多，阳光普照，气候宜人。1808年11月25日晚，我终于在莱昂大教堂与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和詹姆斯·利思将军会合了。
就这样，我结束了一段九百多英里的旅程。其间，我大部分时候都能感受到西班牙人民的热情。坦白说，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都能感受到这种友善，即使他们的骡马被征用了，他们也毫无怨言，这大大加快了我的行程。在没有任何英国人陪同的情况下，我毫发无损地安全到达莱昂。没有西班牙人民的帮助，我肯定会很快落入法军手里，一命呜呼。除了因菲耶斯托河边的遭遇，我的安全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我要为伊比利亚半岛人民高唱赞歌，他们根本不是有些传言中缺乏信仰、软弱和背信弃义的西班牙人。
很不幸，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来得太晚，没有赶上指挥军队。发现军队已然惨败，他感到很难堪。他遇到的第一批部队正在山里四处逃散，士兵们饿得半死，连鞋子都没有，许多人受了伤，既痛苦又疲惫。
现在，在法军眼皮子底下找个地方重组加利西亚军队已经是不可能了，只有在更远的后方寻找集结点，在那里重新把逃亡的士兵集合起来。于是，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回到莱昂，继续在莱昂艰苦地驻守。不幸的是，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战斗主力—北部师的老兵—已所剩无几，但他们的子孙后代会证实，在这场斗争中，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始终如一地以坚定的决心、正直的品格、谨慎的态度和十足的勇气，使自己在西班牙君主制的鼎盛时期，在爱国主义最崇高的记忆里，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坚毅。
彼时，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约五十岁，个子不高，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他的面容虽然并未显示出坚毅之色，却展现了和蔼可亲的性格。遭受重创之后，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军队首次拜访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我也参加了会晤。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没有流露出愤怒或失望的表情，唯一流露出的只有隐忍。
1808年10月31日杜兰戈战役以来，左翼遭受了一系列挫折，贝卢诺公爵克洛德·维克托-佩兰紧随其后，向埃斯皮诺萨进军。随后，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向比利亚卡约进军。
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在埃斯皮诺萨占据了一个要塞，在那里他终于集合了他几乎全部的军队，除了之前被迫返回葡萄牙的第四师。之后他在1808年11月10日遭到贝卢诺公爵克洛德·维克托-佩兰元帅的攻击，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算是勉强保住了阵地。
法军攻击埃斯皮诺萨
1808年11月11日，法军贝卢诺公爵克洛德·维克托-佩兰元帅再次攻击，由于阿斯图里亚斯步兵团和华金·布莱克·乔伊斯将军的部队先后败下阵来，这次战斗必败无疑。败兵慌忙逃离，大炮、弹药和辎重均落入了法军手里。法军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大获全胜，从那一刻起，西班牙军队仿佛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一群吵吵闹闹的乌合之众，食不果腹，群龙无首，许多人扔掉了武器，既沮丧又痛苦。
最终，贝卢诺公爵克洛德·维克托-佩兰元帅与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合兵一处，让西班牙的中路和左路军队同时受到了重创。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和贝卢诺公爵克洛德·维克托-佩兰元帅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击溃了两支西班牙军队，然而，这些行动还只是这次战役计划的次要部分，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卡斯塔尼奥斯将军的部队也岌岌可危。整个战役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由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亲自指挥的，那就是向马德里进军。
贝卢诺公爵克洛德·维克托-佩兰元帅
就在战争逐渐白热化时，一支英国援军到达西班牙。如果一个月前到达，更有可能扭转局势，可惜已然错失良机。如果有一支真正优秀的军队与西班牙军队合作，在法军得到增援之前对法军进行猛烈的进攻，也许会完全改变局势。当三万名英国士兵在与劲敌作战时，又会给人留下怎样的深刻印象呢？尤其是在本该联合起来的各支西班牙军队彻底溃败，甚至那些同盟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被法军同化以后。
早在1808年10月13日，担任中将的大卫·贝尔德爵士抵达拉科鲁尼亚。1808年11月13日，约翰·摩尔爵士率领军队进入萨拉曼卡。1808年11月22日，约翰·霍普将军带着大炮、两个轻骑兵团和三千名步兵来到马德里附近。至此，约翰·摩尔爵士率领军队准备开始行动。
由于缺乏情报，大家都希望绕道前往萨拉曼卡，结果耽搁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得到不实情报的大卫·贝尔德爵士退出阿斯托尔加，前往比利亚弗兰卡，可当时正是需要迅速行动的时机。这次错误的行动确实非常令人惋惜。
约翰·摩尔爵士
在这种情况下，1808年11月27日，詹姆斯·利思将军接到命令离开莱昂去与英军其他部队会合。当时，詹姆斯·利思将军的大本营还驻扎在萨拉曼卡；大卫·贝尔德爵士在阿斯托尔加，其部队驻扎在后方拉科鲁尼亚的大路上；约翰·霍普将军在瓜达拉马山口的南部入口处。幸运的是，尽管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的军队和第四军已整装出发，但法军还没有占领山口。如果这里已经被占领，约翰·霍普将军就不可能联合英国主力，而是率领整支部队从葡萄牙撤退。
一些证据有力地证实，在半岛战争期间，法军将领并不是总能掌握最准确的情报。而一些关于西班牙当局、英国特情和其他势力的所作所为的记载，也证实了他们也都没有能够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也许西班牙是个最难获取情报的国家吧。获胜的法军、落败的西班牙军队和好心的盟友都受到很大影响。直到战争后期，人们才对战争有了更完善、更确切地了解。在战争中不断积累的经验之一就是要更好地获取情报，并能更精准地确定情报的有效性。
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率领整支军队沿对角斜穿西班牙，向瓜达拉马山进发。他如果知道英军的兵力情况，一定会拦截住英军。
担任中将的亨利·威廉·佩吉特勋爵曾在第七轻骑兵团、第十轻骑兵团和第十五轻骑兵团效力。无论是从士气和装备来看，还是从真正激励法军的英勇精神来看，这都是最出色的三支轻骑兵团。法军骑兵的优势在半岛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808年12月1日，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在阿斯托尔加安营。
阿斯托尔加，古称阿斯图里卡·奥古斯塔。这座古老的城市有城墙环绕，曾经是一座名城。城外不远处是废弃的阿斯托尔加侯爵的城堡—这座高大的建筑彰显了阿斯托尔加侯爵的身份。城中的大教堂算不上优雅，规模也不大，与莱昂大教堂无法相提并论。
1808年12月2日，詹姆斯·利思将军动身前往比利亚弗兰卡，加入由皇家第二十六团和第八十一团组成的部队。天气非常恶劣，当英军从阿斯托尔加上山时，天气变得更加酷寒难耐。路上，风毫无遮拦地袭击了可怜的曼萨纳尔山。从曼萨纳尔山开始，英军一路下行到托雷。曼萨纳尔山和托雷到处都是军队，英军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了住处。两个团的军官中，只有几个人住在一座勉强可以住的房子里，这还是在尼科尔斯上校和第十四团的伍德少校的努力下才找到的。
1808年12月3日天亮时，英军继续南行，进入通往比利亚弗兰卡的山谷。道路非常好走，周围原始景色宜人，美丽非凡。比利亚弗兰卡的别尔索镇是一个相当大的城镇，看起来十分浪漫。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镇中流过；城镇四周的山上树木繁茂。别尔索镇的主广场很大，方方正正的，比大多数西班牙同类城镇的广场都要好。在南边入口处，左边的第一幢房子是比利亚弗兰卡侯爵的庄园。这是一栋非常宽敞的建筑，但显然已被荒废。
1808年12月4日，部队继续向海岸撤退。1808年12月4日晚上，英军在埃雷里亚斯停了下来，1808年12月5日到达诺加莱斯，1808年12月6日到达康斯坦丁和索夫拉多。1808年12月7日，英军到达了卢戈—罗马人称为卢克斯奥古斯丁。卢戈是奥维耶多省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古老的城墙环绕全城，城中塔林密布。卢戈是主教辖区所在地，坐落在米尼奥河边。米尼奥河是加利西亚王国的主要河流。大卫·贝尔德爵士的部队在卢戈停止后撤。1808年12月9日上午，英军接到命令，要尽快返回阿斯托尔加。
目前，英军的形势注定要发生重大变化。詹姆斯·利思将军原本决定退出西班牙，但由于西班牙当局的迫切要求和英国大臣的勇敢提议，他既然被派来协助西班牙，就决定为这个国家再次拼尽全力，不怕重重危险。理智的人都希望他能解救这个国家。
报告给英国大本营的不实消息明显被夸大了，称马德里仍在顽强抵抗法军，这直接导致了计划的改变。更不幸的是，西班牙首都沦陷的消息很快人尽皆知。但约翰·摩尔爵士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命令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不等步兵到来就率领大卫·贝尔德爵士的骑兵向巴利亚多利德的方向前进，希望能在1808年12月16日之前把大部分兵力集结在巴利亚多利德。
当英军从萨拉曼卡撤出时，詹姆斯·利思将军正在考虑向布尔戈斯挺进，从而切断法军在马德里的对外通信。这次行动充分证明，了解法军不同部队的位置和兵力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亲率一个营离开大部队，四万名法军士兵连同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就已经集结在这古老的卡斯蒂尔的平原上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之所以进攻马德里，是因为他误以为英军已从葡萄牙撤退。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如果知道真实情况，那么一定会第一时间进军葡萄牙。直到占领了马德里，他才得到一些关于约翰·摩尔爵士的消息，知道约翰·摩尔爵士已经把不同的兵团联合起来，展开进攻行动。
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
萨拉曼卡平面图
1808年12月13日，詹姆斯·利思将军的大部队离开萨拉曼卡。除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残余左翼以外，没有任何西班牙军队协助詹姆斯·利思将军。詹姆斯·利思将军也没有与西班牙军队取得联络，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尽管兵力不足，但仍然攻占了莱昂。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约有五千名阿斯图里亚斯新兵。虽然他们还没有上过战场，但这是目前在整个西班牙北部战场上唯一一支西班牙部队。约翰·摩尔爵士的侧翼也缺乏友军的保护，更没有其他增援部队。然而，只有依靠部队的增援，才能指望约翰·摩尔爵士勇敢地向前推进，对付前方强大的法军。在约翰·摩尔爵士的右侧，有一支几乎和他一样强大的军队—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整支军队—随时整装待发。只要发现约翰·摩尔爵士进入西班牙领土，法军就准备向约翰·摩尔爵士发起进攻。
阿布兰特什公爵让-安多什·朱诺将军
英军面临的强大军队不仅有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陆军部队，还包括当时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和布尔戈斯之间的阿布兰特什公爵让-安多什·朱诺将军的部队。此时，最令人费解的是，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坚持继续进军，其最初的目标是从巴达霍斯继续推进，并在里斯本阻击撤退的部队。为了这个目的，他的骑兵部队在阿雷瓦洛向瓜达拉马斜穿过去。如果不是约翰·霍普将军隐蔽行进了几里格，没有暴露行军方向，那么后果无法想象。法军元帅如果断定英国人没有撤退，就会停下来静观约翰·摩尔爵士的行动，并会直接向阿斯托尔加进军。而此时，英军如果不是已经越过埃斯拉河，就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
特雷维索公爵阿道夫·爱德华·卡齐米尔·约瑟夫·莫尔捷
当约翰·摩尔爵士从萨拉曼卡出发时，法军兵力如下：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驻扎在萨阿贡、萨尔达尼亚和卡里翁河附近的村落；特雷维索公爵阿道夫·爱德华·卡齐米尔·约瑟夫·莫尔捷向萨拉戈萨转移；阿布兰特什公爵让-安多什·朱诺将军率领第八军驻扎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率领第四军，越过瓜达拉马；蒙泰贝洛公爵让·拉纳在埃布罗河；而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帝国卫队、第一军和第六军驻扎在马德里。
蒙泰贝洛公爵让·拉纳
约翰·摩尔爵士在阿莱霍斯收到中途阻截法军的命令。他了解到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部队的真实情况—这支部队同时由阿布兰特什公爵让-安多什·朱诺将军指挥—1808年8月在里斯本向英军投降的部队，现在正迅速赶往前线。由此，他还了解到向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打开大门之后的马德里一片安宁，以及法军大本营对英军的位置和意图认识错误。收到情报后，约翰·摩尔爵士立即改变作战计划。他没有继续向巴利亚多利德进发，而是转向左边，越过杜罗河。1808年12月15日，约翰·摩尔爵士在托罗建立了大本营。大卫·贝尔德爵士的部队现在也正与军队主力保持联系。约翰·霍普将军已经与大卫·贝尔德爵士合兵一处，集中兵力。英国骑兵频繁与法军交锋，但总能大获全胜。此时，法军至少有十个骑兵团正在巴利亚多利德附近，却都没能弄清英军的行动意图，这算是法军当时行动迟缓的有力证据。从三个逃兵口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第一次知道了英军向埃斯拉河挺进的重要情报。
1808年12月18日，约翰·摩尔爵士抵达卡斯特罗努埃沃，继续前进，从比利亚尔潘多经巴尔德拉斯前往马约尔加。1808年12月20日，约翰·摩尔爵士将马约尔加作为军队的大本营。当葡萄牙军队和科鲁尼亚军队会合时，军队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大卫·贝尔德爵士负责指挥一个师，而库特·曼宁厄姆将军由一个师的临时指挥官调回到了他原来的旅。根据这项安排，詹姆斯·利思将军被调任到由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九团和第七十六团组成的师。
在卢戈，詹姆斯·利思将军因病而无法同部队再次出发。因此，他何时能继续领兵就成了未知数。我非常渴望能与部队一同前行，得到了詹姆斯·利思将军的同意。1808年12月18日星期日早晨，我骑上快马，沿着部队的前进痕迹疾驰而去。我经过了比利亚弗兰卡、阿斯托尔加、拉巴涅萨、比利亚马尼扬和巴伦西亚-唐胡安，昼夜不停地向英军大本营马约尔加逼近。1808年12月20日，当我到达大本营时已是深夜。由于城里挤满了军队，没有一所房子是空的，所以我找不到住的地方。天寒地冻的夜里，我幸运地邂逅了我的朋友帕特里克船长。他邀请我去他的住所，尽管住所寒酸、简陋，但与我深夜骑着倦马在这个西班牙村庄白雪皑皑的街道上游荡相比，可以算是十分豪华的住所了！
马德里向拿破仑·波拿巴投降
塞萨尔·亚历山大·德贝莱将军
1808年12月21日上午，亨利·威廉·佩吉特率领两支骠骑兵团从梅尔加出发，希望能在萨阿贡与第十五骠骑兵团共同突袭塞萨尔·亚历山大·德贝莱将军率领的龙骑兵旅。约翰·斯莱德将军率领第十骠骑兵团直接向萨阿贡进军，途中遇到了法军巡逻队。法军巡逻队中有几个人逃回去报告了英军第十五骠骑兵团逼近的消息，这让法军有时间在城镇附近集结军队。尽管兵力相差悬殊，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还是决定不等第十骠骑兵团到来就发起进攻。到达西班牙以来英国骠骑兵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使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相信英军的实力。于是，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立即展开了进攻。然而，塞萨尔·亚历山大·德贝莱将军坐以待毙，并不打算主动迎击。法军不断用卡宾枪试图击退进攻的英国骑兵，但强壮的英国纯种马匹及马背上勇敢的士兵们表现出的决心是无法阻挡的。法军的防线仿佛被激流冲垮，溃不成军。在这场速战速决的大胜，英军俘虏了法军骑兵队的两名将领和其他军官、士兵共计一百七十人。
英军骑兵在萨阿贡攻击法军
1808年12月21日22时，陆军中将大卫·贝尔德爵士所在的师从驻地出发，向萨阿贡进军。长长的队伍从马约尔加出发，最前面是大炮。由于雪下得很厚，使路面变得很糟糕，而黑夜更是雪上加霜，所以英军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在这段时间里，人们都感受到了天寒地冻。到1808年12月22日2时，库特·曼宁厄姆将军的部队才行进了八英里的路程。天亮了，行军还在继续。1808年12月22日临近中午时，部队到达了萨阿贡。天气仍很恶劣，许多修道院为部队提供了暂住之地。
1808年12月22日到1808年12月23日，英军指挥官约翰·摩尔爵士不断收到各种不利消息：先是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获得了增援，后是但泽公爵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元帅在塔拉韦拉停了下来，打算转而向巴达霍斯进军，以及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正在逐步逼近。即使在这些种种不利的情况下，约翰·摩尔爵士也仍然坚持在卡里翁河附近袭击法军第二军的营地。英军将领们接到命令—1808年12月23日20时兵分两路，准备向法军营地进军。然而，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的第二份急件确切地报告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军临近的消息。约翰·摩尔爵士极不情愿地放弃了全部已有的打算，撤到英军大本营。
这次收到的情报至关重要—向卡里翁河进军无疑会危及英军的安全：这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即使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失利了，向卡里翁河进军也只会增加危险和困难。如果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在受到英军的攻击时撤退了，那么英军将领们很可能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追击法军，反而遭到法军的援军出其不意的进攻。这样一来，英军的处境都势必更加危急，因为一旦错失时机，战败就在所难免，甚至英军还有可能被法军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摩尔爵士及时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并准确算出了撤退的时机，这不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是绝对必要的决策，这也是此次战役中约翰·摩尔爵士指挥才能最有力的证明。
1808年12月25日上午，英军开始撤退。天气完全不像之前一天：暴风雪过后，冰雪迅速融化，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路面积水很深，使部队和辎重行进艰难。1808年12月25日晚上，大卫·贝尔德爵士率领一个师，由威廉·本廷克勋爵和库特·曼宁厄姆将军的旅组成的部队作为支援，攻占了巴伦西亚-唐胡安。1808年12月26日上午，渡过埃斯拉河的行动遇到了困难。因为只有一艘笨重的船能用来运送士兵过河，而这艘船保养得极其糟糕，行动非常缓慢。就这样，整整一天过去了，还有士兵没有渡河。河水涨得很快，所以务必要尽快到达对岸。比这个渡口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水位较低的渡口，仍然可以通行。于是，大部分步兵驾着各式各样的马车赶往水位较低的渡口。
很难有比这更令人沮丧的景象了：天气越来越糟糕，凛冽的寒风使倾盆大雨更加冰凉刺骨。部队后面跟随着畜驮队及妇孺等八千多人，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在滚滚洪流中挣扎，而两岸的人则眼睁睁地看着水中的人，每个人都惶惶不安。有的车子翻了，骡子在奋力挣扎；有的妇女惊恐万分，用西班牙语大声呼号。好在整支队伍还是到达了埃斯拉河的右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故。所幸大家都及时过了河，因为洪水在天黑前已经上涨，无法通行了。
1808年12月26日上午，英军指挥官约翰·摩尔爵士和其他步兵师从卡斯特罗贡萨洛桥渡过埃斯拉河，向贝内文特挺进。1808年12月27日，大卫·贝尔德爵士的部队在托拉尔、比利亚莫尔和比利亚马尼扬驻扎下来。
当英国骑兵从萨阿贡撤退后，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开始追击英军，好在速度并不快。考虑到从贝内文特撤走会造成弹药延误，再加上大卫·贝尔德爵士的部队在萨阿贡和阿斯托尔加之间已将近六天，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如果沿着曼西利亚和莱昂直线行进，很可能抢在英军之前到达。在我看来，这一直是萨阿贡撤退行动中最大的危险。一方面，埃斯拉河已无法渡过，而从曼西利亚连接至杜罗河的唯一一座桥梁也被损毁，这会使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前进受阻。另一方面，一旦占据并修复曼西利亚大桥，就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前进，英军与加利西亚的联系也将因此被切断。
1808年12月21日，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马德里收到了约翰·摩尔爵士对法军第二军发动游击战的消息。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从下定决心到付诸行动的速度像闪电一样—闪电乍现，雷声就滚滚而来。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强大的军事天赋使他敏感地意识到军情丝毫延误不得。于是，法军迅速队行动起来，因为法军伟大的领袖急于弥补他副官的失误。1808年12月24日，在距马德里一百二十英里的托德西利亚斯，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军队翻越喀尔本塔诺斯山。当时，山上被皑皑积雪覆盖，任何常人都寸步难行。步兵纵队前面的炮兵军官们认为绝无可能翻过此山，所以当皇帝拿破仑·波拿巴遇到他们时，他们正沿着瓜达拉马山的南坡撤退。当时，暴风雪越来越大，军官们决定撤退了。除了军官的报告，西班牙农民还声称这条通道将会很危险。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毅然决定率皇家卫队冲锋在前，命令部队紧随其后。在后续部队的配合下，他穿过步兵队，然后排兵布阵，组成了一个紧密排列的纵队，占满了整条道路。身后的士兵们都下马继续前进，前面的纵队为法军遮挡风雪并踏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士兵们受到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带头冲锋的鼓舞，法军重整旗鼓，继续向埃斯皮纳挺进。
法军翻越喀尔本塔诺斯山
1808年12月28日，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的军队到达巴尔德拉斯。经过前所未有的艰难行军后，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仍然继续敦促他们继续前进，声称一定会彻底消灭英军，并且这将是他们作为法兰西帝国军人荣耀的见证，也是对他们辛勤跋涉的奖赏。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巴尔德拉斯派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将军率近卫猎骑兵团，从后方追击英军，并向皇帝拿破仑·波拿巴通报行动情况。法军执行这项任务时，1808年12月29日上午，詹姆斯·利思将军到达了埃斯拉河左岸，即贝内文特的正对岸。卡斯特罗贡萨洛桥已经被毁，附近没有出现任何军队，只有零星的骑兵巡逻队在平原上巡逻。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将军被种种迹象所蒙蔽，误以为英军已经撤退，便找到了一片浅滩，并由此渡过埃斯拉河。
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将军
指挥英军第十八骠骑兵团的洛夫特斯·奥特韦上校指挥前哨部队，部署了完美的反击策略。他把哨兵们集合起来，打了一场小胜仗，并不断向法军的先头部队发起冲锋，守住了阵地。前哨部队接连取得了大大小小的胜利，一直坚持到第十骠骑兵团到来。在第十骠骑兵团的支援下，前哨部队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法军近卫队全速退到埃斯拉河，后面跟随着的进攻者紧追不舍，但法军并没有溃散，而是继续组成严密的防线，准确地判断了渡口的情况，然后跳水渡河，成功地控制了河对岸区域。在这次战斗中，法军损失了一百三十名将士，有的阵亡，有的受伤，也有的被俘，而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将军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作战的法军正是拿破仑·波拿巴在瓜达拉马山的雪地里率领的那个兵团—洛夫特斯·奥特韦上校对这个兵团赞赏有加。
1808年12月29日，法军没有再试图渡过埃斯拉河。当晚，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率领骑兵从贝内文特撤退到拉巴涅萨。1808年12月30日，率领九千名骑兵的伊斯特里亚公爵让·巴普蒂斯特·贝西埃元帅到访贝内文特和拉巴涅萨。1808年12月30日，卡斯特罗贡萨洛桥修好了，法军步兵团连夜从桥上通过。
1808年12月30日，约翰·霍普将军的部队也从卡斯特罗贡萨洛桥上经过，同时大卫·贝尔德爵士的部队进入了阿斯托尔加。天气又变了，气温骤降，暴风雨即将来临。此时，除了后备部队和骑兵，整个英军要么在阿斯托尔加，要么在前往比利亚弗兰卡的路上。
拉罗马纳侯爵佩德罗·卡罗因为无法与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抗衡，所以在接近莱昂时就转道前往阿斯托尔加。其目的是越过约翰·摩尔爵士的防线，率领疲惫不堪、效率低下的部队撤退到米尼奥峡谷。到达阿斯托尔加时，这支西班牙部队凄惨不堪：疾病和饥饿在全军蔓延，有些衣衫褴褛的可怜士兵，半裸着躺在地上，在痛苦中垂死挣扎，凄惨无比。
1808年12月31日，英军终于离开阿斯托尔加。爱德华·佩吉特将军担任指挥官，命令预备部队走在步兵纵队后面。亨利·威廉·佩吉特则亲率骑兵继续向法军逼近。
贝内文特战役中一名冲锋的英军骑兵军官
爱德华·佩吉特将军
在博尼略，罗伯特·克劳福德将军率领三千名轻装步兵从左路出发，经奥伦塞前往维哥。如此分配兵力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减轻军需困难，二是为了保存军队左翼的实力。第一点可能还说得通，但第二点似乎毫无必要。法军如果想威胁英军左翼，就只能从侧翼发动进攻。如此一来，从阿斯托尔加来的部队就可以通过边路迂回撤退。不过，远离法军直奔米尼奥峡谷也许是保证英军不间断前进的一种特别的方式吧。
在从贝内文特到阿斯托尔加的途中，来自巴黎的信使向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报告了奥地利政府反戈为敌的倾向。战争一触即发。无论是关于欧洲各国的局势，还是基于个人的看法，这都是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收到的最重要的情报。它预示了这位法兰西帝国皇帝后来的种种遭遇。与此同时，它拯救了西班牙，分散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兵力，危及他战无不胜的声誉，并且奠定了俄罗斯战争[4]的基础，并最终促使亚历山大一世在埃尔福特战役之后，大胆采取措施逐一消灭了法军，因为在此之前他都只是有心无力。
亚历山大一世
信使的消息立刻让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乱了阵脚。他急切地敦促法军迅速追击，却似乎已经六神无主。德意志方面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一心想率领身旁忠实而不知疲倦的卫士们回到多瑙河岸边。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从阿斯托尔加集结的众多部队中，部署了两万步兵、四千骑兵和五十门大炮，由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指挥，并命令他追击英军，迫使英军投降或退到海上。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和他的军队也接到命令，负责支援上述部队。从阿斯托尔加到比利亚弗兰卡的别尔索有两条路线：本比夫雷的路线相对较新，比较好走；蓬费拉达的路线直线距离更近，却非常难走。两条线路在卡卡韦洛斯交汇。英军选择了第一条路线，而法军的大部队选择了第二条路线。
半岛战争漫画：拿破仑·波拿巴被西班牙斗牛顶起，然后跌落
英军沿卡米诺雷亚尔大道撤退。这条路很好走，即使偶有堤道也很宽敞、平坦，很多地方与流过山谷的小溪平齐，没有任何陡峭之处，任何车马都能轻松通行。虽然路况有利于前进，但当约翰·摩尔爵士经过时，却遭遇了许多意外状况。首当其冲的是严峻的天气，从霜雪到来，再到由冰化雨，这种急速变化使地表开裂，出现了许多深坑。行军部队中有篷车、马匹、骡子及运送物资的车队，这自然会给年久失修的道路增加很大的负担。英军收到从阿斯托尔加撤退的命令，首先是麦肯齐·弗雷泽将军率领的师，然后是约翰·霍普将军的部队，接着是大卫·贝尔德爵士的部队，最后是预备队和骑兵队。
让·巴普蒂斯特·马里·弗兰切斯基-德隆内将军
法军的每个兵团都配备了一支龙骑兵师，沿着本比夫雷和蓬费拉达的路线前进。让·巴普蒂斯特·马里·弗兰切斯基-德隆内将军率领轻骑兵，走在撤退部队的前面，沿最左边的一个山谷向前推进，企图占领通往科鲁尼亚的主要道路。在加利西亚这种地方进行一场莫名其妙的行动，完全不适合骑兵。法军如果有一支精锐部队跟在后面，以同样的速度行进，可能会引起极大的麻烦，但让·巴普蒂斯特·马里·弗兰切斯基-德隆内将军在没有任何其他部队支援的情况下继续前进。这也许可以成功地对付那些自由散漫的军队，但如果用骠骑兵和轻骑兵来阻挡英国步兵和炮兵，那他很快就会迎来失败。
1809年1月1日上午，英军指挥官约翰·摩尔爵士和后备部队一起进入本比夫雷。由于严重缺乏适应不利环境的经验及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加上疲劳和其他原因，行军受到严重影响。但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直到本比夫雷的商店被洗劫一空，军纪彻底涣散，这才让小镇里的部队体会到了撤退计划的真正危机。从一开始，天气就很恶劣。路不算难走，但士兵们因为背着沉重的背包、大衣、军用水壶、弹药和武器，走起来着实不易。路上有些地方的积雪已经及膝，强风不断，雨雪交加。在这次令人难忘的撤退中，大部分时间均是如此。此外，让·巴普蒂斯特·马里·弗兰切斯基-德隆内将军部队的士兵饮食也变得没有规律，并且食物已经很少。正如前面所说，蓬费拉达路线和本比夫雷路线都在卡尔卡贝洛斯交汇。法军在本比夫雷进行了一次突袭。只有在那次事件中，法军才表现出了进取精神。可能是看到骑兵巡逻队撤退了，士兵一片混乱，科尔伯特-沙巴纳将军非常轻率地发起冲锋。结果，附近葡萄园里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声，有效地阻止了追击者，使法军失去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勇敢军官。科尔伯特-沙巴纳将军被炮弹打中前额，从马上摔下来死了。
1809年1月5日，约翰·霍普将军率领的师在卢戈停下来。卢戈已经完全被英军占领。此时，卢戈城内一片混乱，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卢戈原本寂寂无名，现在却乱作一团，不是为了庆祝，也不是因为忙着做生意。恐惧、生活的种种不便、遭受的伤害和烦恼都使人神经紧张。城中的士兵也难以克制自己，变得自私起来，除了关心自己的感受，别的一概不顾。
无论官职大小，由于职责所在，英军都不得不挤在泥泞的街道上，在人群里徘徊。虽然英军为约翰·霍普将军安排好了住处，但他郁郁寡欢，直到市长绞尽脑汁、尽其所能地为军队安排了住所后才肯露面。而约翰·霍普将军的私交好友也都收到了不寻常的命令，要求他们接待陌生人。约翰·霍普将军表现出一副听天由命、愁眉苦脸的样子。搬运行李的车夫在街上吃力地走着，车上歪歪扭扭满载的货物几乎要把骡子压垮了。车夫们一边跟着部队不情愿地前进，一边犹豫最令自己讨厌的究竟是道路、骡子、西班牙人还是天气。接着是沉闷的炮声，西班牙的逃亡者从荒凉的战场逃亡过来。一支小分队带着病马或跛足的马在泥泞中艰难前行，不远处传来一阵马枪的响声。几天前，一匹马虽血迹斑斑却勉强活着。这时，枪声终于结束了它的痛苦。马上被俘的骑兵并没有反抗，早已失去了高卢骑士精神。远处传来的炮声和火枪声使这个场面更加引人注目—倾盆大雨和寒冷的天气让一切看起来更加阴沉。此时此刻寒冷的程度堪比波兰的冬天。
科尔伯特-沙巴纳将军
截至目前，后备军和骠骑兵的分遣队一直独自同法军接触。现在，约翰·摩尔爵士打算集结部队，阻止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所率领部队的进攻。1809年1月6日晚，约翰·霍普将军率领的师已通过卢戈，在第二天全军即将集中的地方扎营。英军占据的位置要高得多，因此，法军都暴露在刺骨的西北风中。雨不停地下，丛林覆盖的地面相当湿润。寒风袭来，没有小屋也没有遮风挡雨的帐篷，只有法军微弱的、苍白的、快要熄灭的火焰若隐若现。或许只有这样，英军才有机会发出更明亮的火焰。湿漉漉的金雀花丛冒着一团浓密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似乎给落下的雨水增加了重量。这就是在卢戈扎营的官兵们经历的状况。早上，雨下得不那么猛烈了，人们都饥寒交迫，准备用面粉和水做些食物勉强果腹。除了法军的逼近，其他一切也都是凄凉而令人不安。尽管如此，大家都毫无怨言。
此时，约翰·霍普将军率领的师为左翼，罗兰·希尔爵士率领的旅则为右翼，卡特林·克劳福德上校在中军，詹姆斯·利思将军在左翼以左。其余部队向右延伸，对面的米尼奥河是天然屏障。1809年1月7日凌晨，法军出动大批骑兵，从后方各处集结，并沿法军阵地向左移动。很明显，法军前线部队的人数已大大增加。分隔两军的峡谷边缘部署了大炮，但由于南边的法军并没有对英军阵地加以压制，于是，英军炮兵立即开火压制了法军。炮声阵阵，轻装部队在山谷里进行小规模战斗，但并未发起正式进攻。1809年1月7日中午时分，法军对英军左翼的攻击更猛烈了。显然，一场重要的侦察行动正在酝酿之中。五门大炮向詹姆斯·利思将军的部队开火。与此同时，一列步兵穿过峡谷，开进前哨，直奔英军阵地的中心。轻骑兵连已经冲到前面去了，各团都整装待发。士兵们在山谷的斜坡上不断作战，但不久就被法军逼退了，在混乱中撤了下来。很明显，单靠用枪射击无法击退法军的进攻。于是，轻骑兵连集合起来，在接近山顶时阻击法军。骑兵们排成一排，挺起刺刀向前冲去，赶跑了法军。我和副旅长罗伯茨率领轻步兵继续追击，直到法军回到对面的斜坡上。
罗兰·希尔爵士
由于法军进攻的那条小巷两侧有墙，两旁有树，非常狭窄，所以士兵们在混战中乱作一团。虽然火药味十足，烟雾缭绕，敌友难分，但英军斗志昂扬地向前冲去，给法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副旅长罗伯茨带兵突入深谷时受了伤，被迫撤退。战斗进行过半，约翰·摩尔爵士抵达战场，对击退法军的手段表示满意。1809年1月7日晚些时候，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并未企图骚扰英军，天气持续恶劣，夜幕降临，暴风雨来临，跟前一夜暴风雨几乎同样肆虐。
1809年1月8日上午，部队沿整条战线进行集结，焦急地等待着迟早要来的进攻。英军指挥官约翰·摩尔爵士早早来到军队左侧，无疑他所处的位置正是阵地防守最薄弱的地方。英军的中路军队处在法军无法攻击的地方，右翼也固若金汤。法军的阵线没有任何动静，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犹豫着是否要采取行动，因为他已经料定英军待战已久，早有准备。每次回忆起这次战役，我都遗憾它未发生在卢戈，即使困难重重，将士们也英勇冲锋，凭借顽强战斗的精神取得胜利。
约翰·摩尔爵士焦虑地等待了一个早晨，放弃了进攻的打算。为了迷惑法军，使法军相信英军马上就要撤退，约翰·摩尔爵士命令步兵们搭起帐篷。法军立刻行动起来。天黑之前，英军阵地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营地。到了1809年1月8日22时，除了简陋的行军营，其他所有英军默默地排成纵队，沿着不同的路线向卢戈方向行进。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次夜间行军似乎是可行的，但后来造成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灾祸。天太黑了，风刮得很大，阵雨变成了冰雹。这样一来，詹姆斯·利思将军的部队又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以至于到卢戈走了整整五个小时。
众人并未在卢戈停留。到了白天，天气依旧恶劣，暴风雨愈演愈烈。经过卢戈以后，道路虽然变得更加平坦了，但狂风、冰雹和雨夹雪势不可挡地横扫平原。一路上好些地方，我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让马在暴风雨中前行。最后，这支散乱的部队到达了吉蒂里斯和巴尔梅达村。这些村镇完全无法为步兵提供食宿，因为镇上早已住满了骑兵、军需部队和勤杂人员。步兵团只好在大路右边的田野里停了下来。田野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无法保护士兵们免受地面积水的冲刷和倾盆而下的雨雪侵袭。对于疲劳、饥饿和缺乏睡眠而疲惫不堪的人来说，这种短暂的休息只能带来一点安慰。当命令来了，要士兵们站起来挽着胳膊往前走时，他们站起身来，精神萎靡，腿脚酸疼，身体虚弱，情绪低落。第二天夜晚的行军依然混乱：整条路看去并不是一个部队，而是一连串三三两两的散兵，在混乱中交杂一团。士兵们竭尽全力向前推进，却看不到军官和军旗。
天气依然糟糕。离开卢戈阵地后，西班牙的地势使约翰·摩尔爵士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开始的领先优势继续前进。但由于恶劣的天气及法军骑兵随时有可能采取行动，行军变得更加紧迫。如果天气再好一些，英军就能在吉蒂里斯多停留些时日，也不会危及安全。但事实上，唯一明智的办法似乎是敦促步兵去贝坦索斯，在贝坦索斯停下来，然后召集分散在各处的部队在后方集结。
1809年1月10日上午，英军主力部队到达贝坦索斯，有些团连五十名士兵都不到。然而，就在这一天，又有许多人加入了英军的行列。短暂的休息给士兵们增加了士气。1809年1月10日清晨进入贝坦索斯时，部队溃不成军。但等到1809年1月11日再出发时，英军又成了虎狼之师。这支部队由步兵组成，沿着通往科鲁尼亚的道路前进，队形齐整，完全不像是残兵败将整编出来的部队，也完全没有前一天令人惊慌失措的低落士气和疲惫状态。
1809年1月11日，天气转好，阳光普照。这支部队走在贝坦索斯蜿蜒的道路上，呈现出一种辉煌的景象，尤其是与前一天相比，更显得士气十足。撤退时的艰难困苦终于在贝坦索斯结束。
约翰·霍普将军率领的师一到达圣卢西亚郊区，就占领了那里，沿着科鲁尼亚港的西岸驻扎，并且一直驻守到1809年1月12日夜幕降临，然后沿着贝坦索斯的道路，行进到城外两英里的一个阵地。法军的火力覆盖了梅洛河对岸的高地，从埃尔布尔戈一直延伸到海边。英军与法军之间有一条水面宽阔、水流湍急的河，完全无法渡过，埃尔布戈的桥也被毁了。英军就这样没有后顾之忧地度过了1809年1月12日的夜晚。
按照英军指挥官约翰·摩尔将军的安排，约翰·霍普将军驻守最左边的阵地。从高地上看，那里最不容易受到大炮的轰击，是最坚固的阵地。罗兰·希尔爵士率领的旅驻扎在地势最高的地方，守住通往埃尔伯戈的必经之路。右边是詹姆斯·利思将军。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卡特林·克劳福德上校率领的部队一直向左延伸。阵地前面的山谷一直到帕拉维奥阿巴索村，都设置了前沿岗哨。
1809年1月13日清晨，一切似乎都很平静。这一夜没有下雨，晴朗无云的天空预示着天气会更加宜人。当四千桶火药爆炸的声音响起时，立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骚动。瞬间，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似乎使每个人都丧失了理智。士兵们冲向武器，直到一股巨大的烟柱从前面的高处升起，才发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的来源。这时，人们才恢复了理智。浓密烟雾升腾时的壮观景象令人永世难忘。它就像一座巨大的高塔，渐渐地升上晴朗的蓝天。这座高塔似乎被束缚在一个巨大的云团里，浓烟滚滚，形状模糊，没有一粒灰尘或烟雾可以逃出束缚。
虽然第一次爆炸的火药数量较少，但随后的报告和接下来的爆炸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我不知道究竟是由于英军自身的疏忽，还是因为当时觉得哨所已被撤离到足以防止发生意外的距离。总之，没有人向詹姆斯·利思将军发出通知。第五团的一名中士及其所在旅的另外两名士兵在离弹药库相当远的地方被炸身亡。
1809年1月13日上午，中将大卫·贝尔德爵士进入了阵地。库特·曼宁厄姆将军率领的旅在詹姆斯·利思将军的右边，威廉·本廷克勋爵和后备卫队则在库特·曼宁厄姆将军的右边。
直到1809年1月14日，埃尔伯戈的桥才修好，法军方能过河。于是，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率领大批步兵和骑兵赶了过去。1809年1月15日，他登上了梅洛河北部支流正上方的高地—毁坏的弹药库就坐落在那里。为了掩护这次行动，并保护他的右路纵队，三门大炮和一门榴弹炮向前推进到帕拉维奥阿巴索村上方的道路。不久之后，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就率领军队从这条路悄无声息地打开了英军的左翼防线。不久，整座高地都被法军占领了。
天气晴好，从高地上可以看到法军的一举一动。白天，士兵们一直在作战斗准备。到了晚上，在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中，第五团的安东尼·麦肯齐在企图截断法军阵地时战死了。法军在大胆而严密的指挥下集结完毕。就在这时，一支舰队出现了，把英国人从西班牙海岸送抵此处。人们看到军舰和运输船沿着海岸向科鲁尼亚港航行。然而，现在开始行动已经太迟了。黑暗笼罩了大地，即使法军不采取任何行动，英军现在也毫无撤退的可能。
1809年1月16日拂晓，法军的鼓声响起，但没有向前沿阵地开火或者立即进攻。当高地清晰可见时，法军依旧很安静，没有摆出任何进攻队形。然而，英军相当焦虑，一场战斗十有八九是要发生的，而法军不可能让英军径直登船撤退。从目前的情况看，半小时的时间足以使四万人卷入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约翰·摩尔爵士很早就进入前线阵地，从罗兰·希尔爵士率领的旅前方的岩石高地上仔细观察了法军的整个阵地。与预料相反，当天早些时候，法军没有任何进攻行动。英军指挥官约翰·摩尔爵士已经厌倦了等待一场似乎并非刻意安排的进攻，便骑马进城，对正在港口迅速登船的行动做出最后指示。所有的平民百姓、病人、伤员、下马的骑兵和大部分的大炮，都被送到了船上，步兵和一部分炮兵部队仍留在陆地。
法军在1808年1月16日上午的不作为似乎无法解释，特别是法军在夜晚已经部署一个炮兵连，显然是为了支援进攻的。如果炮兵连是为了向英军营地射击，那在天一亮就会开始了，但整个上午，炮兵连都没有发出一声炮响。更不可思议的是，再过几个小时，夜幕将会降临。到那时，所有英军士兵都将成功撤离。炮兵连位于法军阵地左侧的岩石高地上，装备有十一门大口径火炮。炮兵连居高临下，可以轰击下面的整个山谷。
科鲁尼亚战场上的法军步兵
最后，焦急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法军在其战线上严阵以待，迅速集结部队。1808年1月16日14时左右，法军冲下山谷，威胁英军的中路军队和左翼，同时对右翼发起猛攻。这样做只有两种目的，要么是在英军阵地上最薄弱的环节扭转局势，要么干脆逼退英军。法军沿着整座山脊部署大炮，现在终于朝英军开火了。英军先头部队已被法军击退，遇到了朱利安·奥古斯丁·约瑟夫·梅尔梅率领的师，大卫·贝尔德爵士的师立刻像一股奔泻的洪流败下阵来，一路朝着艾维纳村逃离。幸运的是，约翰·摩尔爵士已经离开科鲁尼亚。他得知英军遇袭，在关键时刻赶到了战场。当时的场景便成了最精彩的画面之一：战斗开始时，峡谷的最低处满是烟雾；在山谷两边，可以看到英军和法军对垒；阳光灿烂，闪闪发光的大炮竖立在陡峭的山坡上，炮火和响亮的步枪声持续不断；峡谷中间交战正酣。战火逐渐向左延伸，法军的大炮攻击更加猛烈。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法军迅速开火。法军一动不动，从高处落下密密麻麻的火球。那一刻，法军已经所向无敌，也无须改变阵形。在安全的情况下，英军将领必须独自理智地判断在哪里开火可能最有效。威廉·本廷克勋爵率领的旅从一开始就在顽强抵抗法军进攻，以全部精神、速度和力量对法军进行反击。他们不仅要守住阵地，而且要抵消法军对侧翼行动的影响，使法军虽然采取行动，却得不到有力支援。艾维纳村对英军阵地的安全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由于直接处于法军左路纵队的前进路线上，艾维纳村成了激战的中心。最后，第五十步兵团稳住了局势。
法军与英军在科鲁尼亚战场展开战斗
在指挥兵团行动过程中，英军指挥官约翰·摩尔爵士受了致命伤。在一场最激烈的火枪射击中，他正对战场，暴露在炮台火力之下，在马背上被一颗炮弹击中。他受了重伤，能在如此巨大的创伤后存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虽然倒下了，但仍旧支撑着祖国的荣誉，是一位真正英勇的优秀将领！
我无意与人争辩，但约翰·摩尔爵士对胜利坚定的信念、天赋、能量及动机，都远高于那些诽谤之词。
约翰·摩尔爵士倒下后，约翰·霍普将军接任统帅。战火仍在继续。近卫兵被召集起来支援威廉·本廷克勋爵。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率领预备队调转方向直指法军左翼。麦肯齐·弗雷泽将军的位置更靠右，离科鲁尼亚更近—他的部队还没有加入战斗。与此同时，约翰·霍普将军率领的师也没有参与战斗。帕拉维奥高地上的法军仍按兵不动，但皮埃尔·于格·维克图瓦·梅尔将军率领的纵队猛烈地攻击了英军中路，所幸未对英军构成冲击。
在库特·曼宁厄姆将军的旅参战一段时间后，詹姆斯·利思将军奉命率领一个营向前推进，以解救第八十一团。第八十一团不仅损失惨重，而且几乎耗尽了全部弹药。詹姆斯·利思将军率兵冲向第五十九团，经过一场猛烈的枪战占领了阵地。亨利·费恩上校和其他六名军官受伤了。英军成功地用刺刀冲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天几乎已经黑了，从四面八方冲着右翼而来的射击渐渐消失。尼科尔斯上校率领第十四团驱赶法军，毫不费力地结束了战斗。英军阵地未被突破。亨利·威廉·佩吉特将军采取行动，陷法军于危险之地，但夜幕掩护了法军，法军并未彻底溃败。预备军的推进切断了通向圣哈戈的道路，使贝坦索斯的法军后备队无法顺利撤退。法军一片混乱，尽管埃尔布尔戈那座桥看起来修得很好，法军也过不去，只能望桥兴叹。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军队如果不是保持了开始战斗时的优势，可能早已溃不成军。幸运的是，法军把进攻推迟了一个小时。如果天一亮，两支英军新兵部队就会涌向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弗尔特元帅的左侧，而遭到失败的朱利安·奥古斯丁·约瑟夫·梅尔梅将军的队伍也会轻松撤退。只有一个法军步兵纵队仍未投入战斗。约翰·霍普将军的大批精锐部队迅速穿过帕拉维奥向埃尔布尔戈挺进，很可能阻止法军通过梅洛河，混乱局面即将完全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大卫·贝尔德爵士只率少数兵团参战。法军本来可以留在战场继续与科鲁尼亚保持联系。
约翰·摩尔爵士受致命伤
朱利安·奥古斯丁·约瑟夫·梅尔梅将军
战斗结束了，伴随胜利而来的兴奋却丝毫没有。没有乘胜追击，没有战利品，也没有战俘可以证明英军的胜利。各个兵团的士兵们与前一天晚上一样，黑暗使人无法觉察任何行动的踪迹，就这样寂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1808年1月16日午夜时分，除了哨兵，所有人向港口进军。
法军不知道英军已经离开，仍按兵不动。直到天亮，空无一人的阵地才暴露出来。随后，法军越过了原本是英军的阵地，毫不迟疑地在约翰·霍普将军部队扎营的高地北部设置了一个炮兵连。排列的炮兵一直越过埃里斯村，渐渐向下延伸到港口的最南端—圣迭戈港。法军炮兵开炮之前，英军大部分步兵已经上了船。由于离船很远，炮兵连对英军构不成什么威胁。唯一可能发生严重事故的是一些运输船的船长，他们不善于与法军接触，急于尽快离开此地，便割断缆绳，扬起船帆。许多运输船上一片混乱。而军舰在锚地依然坚如磐石，船员们对炮弹从甲板上飞过或穿过索具视而不见。最后，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诺尔格”号军舰停在离圣迭戈港最近的地方，启动了炮台，仿佛要使法军相信，法军能参加这场炮击战纯属幸运。
此时，有四五艘运输舰搁浅了，其中几艘由于互相碰撞都已报废，有一艘运输舰撞上了堡垒附近的岩石，差点当场倾覆—英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最终脱离礁石撤走。渐渐地，船一艘艘开走，港口变得不那么拥挤了。风向有利，海军部署得当，武器装备从西班牙海岸的一处内陆封闭港口出发，没有造成太多人员伤亡。法军射击造成的唯一后果只是摧毁了港口里的几艘运输船而已。
1809年1月17日天亮后不久，詹姆斯·利思将军率领的旅接到命令，迅速完成登船任务。不知疲倦的海军纪律严明，以最快的速度登上船，比法军炮兵开火早了许多。否则，挤满人的船和遍布整个水面的舰队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英军经过科鲁尼亚要塞，向“狂热者”号军舰行进。这时，英军看到在最近的要塞里，格雷厄姆上校和另一个军官正在主持一个仪式，这应该就是勇敢的指挥官约翰·摩尔爵士的葬礼。在即将开始的航程中，周围的一切本应是充满活力的，现在却死气沉沉，让人毫无兴奋的感觉。英军正准备撤离的这片土地，前一天还是一片宁静，但现在命运似乎正准备对那些士兵做一番最后的奚落，即使他们刚刚取得了一场胜利。
英军把约翰·摩尔爵士的遗骸奉献给了大地。他的朋友、政治评论家及追随者，以及其他与他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曾对他进行过不公正的评价。有人把他的最后一场战斗作为无可匹敌的军事策略典范。然而，也有人为了政治目的，竭力把别人犯的错误，包括一切由不利局面和无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不幸，都归罪于他。有些人认为，他背叛了西班牙人，也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全凭一己之力才拯救了军队。约翰·摩尔爵士坚毅的品质将永载史册。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结论之上的历史会证明他的杰出贡献，历史不会受同时代人或战友的错误观点影响。
关于西班牙人饱受诟病的行为，我必须毫不畏惧地指出，西班牙人自始至终都以信义著称。但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确实疏忽大意，缺乏活力。他们因为缺乏一种从自由的制度和开明的贵族阶层中独立出来的道德力量，所以有些行为显得模棱两可。
西班牙人没有在运输工具方面给予热情协助，从而造成了英军的重重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于两个原因：第一，西班牙人不懂得开发国家资源，也尚未学会如何适当地向友邻求助；第二，西班牙当局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合理安排。西班牙政府幻想了一种并非自发的友好感情，希望西班牙农民宁肯带家人在隆冬的大山中挨饿，也要为士兵们腾出房子，并提供仅有的食物。就像拿破仑·波拿巴入侵英国时一样，英国政府希望英国普通民众恳请英军士兵接受慷慨帮助，甚至献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为孩子们弄到的最后一点面包，这简直是异想天开。约翰·摩尔爵士军队的不幸，是缺乏作战经验、军粮供应不足、糟糕的道路和恶劣的天气造成的，但绝不是法军造成的。
1809年1月18日早晨，舰队已在科鲁尼亚港集结完毕。这时，海军上将发出了起航的信号，十一艘军舰带领全部运输船向英格兰海岸驶去。
【注释】
[1]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
[2]1里格约等于4.827千米。—译者注
[3]1英尺约等于0.3048米。—译者注
[4]即1812年拿破仑·波拿巴率军远征俄罗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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