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电影的文化逻辑与美学特征：对新主流电影的反思与超越

2013年以来，新主流电影的出现逐渐成为中国电影领域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新主流电影，是指既注重主流意识形态表达，又积极寻求商业运作和艺术表现的电影风格。作为大众消费文化的产物，它是对以往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三分法”的超越，是在主旋律电影文化的基础上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界长期以来一直是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三重格局，主旋律电影也成为中国独特的创作范式。主题电影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格局发生了分化。政治导向、政治服务型电影创作模式的长期形成，开始受到商业经济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面对这一历史形势，承担主要思想表达功能的“主旋律电影”应运而生。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和风格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如何将政治宣传教育功能与大众审美趣味相结合的问题。由于思维的局限，许多主题电影往往成为单薄空洞的说教作品。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化和大众消费文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主题电影创作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尤其是2007年左右，《集结号》（2007）、《建国大业》（2009）、《风声》（2009）、《建党伟业》（2011）等新主流电影开始陆续出现，以类型化、娱乐化、明星化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主旋律电影的风貌。

2013年以来，新主流电影的版图更是迅速扩张。《中国合伙人》（2013）、《智取威虎山》（2014）、《战狼》（2015）、《烈日灼心》（2015）、《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建军大业》（2017）、《明月几时有》（2017）、《红海行动》（2018）等影片接踵而至，使得新主流电影的数量与质量不断提升，渐成规模，也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影像美学。(www.xing528.com)

上述新主流电影的特质首先在于其缝合意识形态表述与商业化诉求的缝隙，从而促进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王一川曾在静态层面将当前中国文化分为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四类。在他看来，主导文化主要是指“代表国家意志而行使指挥职能的文化层面或元素”。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则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在动态层面将某一时段的文化形态分为三类：主流的（dominant）、剩余的（residual）和新生的（emergent）。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问世之时，主流文化主要是由主导文化构成的，而大众文化则尚属新生文化。“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是在以往的政治电影与革命叙事逐渐缺位的情况下，为如何以新的电影样式来进行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导向并抑制娱乐片所代表的新生大众文化而提出的。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主流文化的构成中，大众文化逐渐超越主导文化而成为主体。主导文化只有借助主流文化才能进行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导向，因此，其与作为主流文化主体的大众文化进行越来越密切的共谋就成为现实。新主流电影的涌现，正契合了我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主导意识形态表述方式的变化。例如，电影《建军大业》以宏阔的历史笔触勾连起了南昌起义前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重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历程。在影像风格上，该片延续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的全明星阵容策略，融合了青春片、警匪片等类型影片的叙事技巧，体现出鲜明的商业诉求。徐克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以娱乐的方式复述了红色经典。革命样板戏的思想内涵与好莱坞式叙事交织在一起，既保留了主旋律的核心，又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新的主题意蕴。

其次，上述新主流电影的特点是：符合大国崛起的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民族认同感。例如，林超贤导演的电影《湄公河行动》将香港在类型电影创作中的深刻经验融入主题作品创作中，讲述了一个曲折、紧张的跨境犯罪侦探故事。更重要的是，影片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对普通公民个人生活的尊重叙事，凸显了爱国主义的价值。通过这种移情价值观，电影促进了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国家形象的传播。由吴京执导的电影《战狼》《战狼2》则是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新主流电影。尤其是《战狼2》以56.8亿元票房在一举刷新国产电影票房纪录的同时，也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全民文化热潮。这部作品将成熟的好莱坞式电影制作与中国主题文化相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商业电影与主题电影的差距，也使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同时，影片讲述了退役特种兵冷锋在非洲营救中国公民的故事，符合大国崛起时代的集体心理，以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表达了“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