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美学：中国类型电影的奇妙魅力

2018年，中国电影曾在业内遭遇“寒冬”。经过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由于税收政策改革带来的行业冲击，多年来的粗放式扩张，以及人口红利、影院银幕数红利的终结，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遇到了“瓶颈”。随着“互联网+”时代影视企业的快速发展，在线影评和评分网站使得“口碑”越来越重要，创意、内容和质量成为真正的赢家之道。从这些方面来看，2018年的电影创作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仍值得期待。

在2018年“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局面下，现实主义美学和多样化审美形式的风起云涌，喜剧电影风格的多样化，新权力导演的兴起，新型青年传媒美学的出现，令人欣慰。

《中国电影年度蓝皮书2019》旨在推动中国电影艺术和产业健康、高速、可持续发展，以影响力、创意力、运营力、产业美学和新美学为关键词或标准，坚持“互联网+时代”电影的“多元评价标准”，兼顾商业性/电影艺术与票房/口碑的“二元对立”，以类型、题材代表性与多样化、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为原则，通过北大、浙大青年学生初选、推荐，50多个专业的国内影视专家最终投票，我们再次迎来了2019年的“蓝皮书”。2018年十大影响力电影投票结果如下：

《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无名之辈》《邪不压正》《影》《江湖儿女》《狗十三》《无双》《无问西东》《地球最后的夜晚》。

后十部则依次是：《找到你》《阿拉姜色》《暴裂无声》《唐人街探案2》《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戏》《你好，之华》《后来的我们》《动物世界》《超时空同居》。

《我不是药神》《江湖儿女》《无问西东》都不乏现实主义精神与直面现实、历史的勇气。实际上，2018年度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表现形态更为丰富。颇具现实主义力度和女性自省精神的《找到你》，以精神朝圣为主题但又凝聚了更多现实生活、民族生存思考的《阿拉姜色》，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假定性寓言体《一出好戏》，具有游戏架构的《动物世界》，小成本科幻电影《超时空同居》等均未能入选，其实还是有不少遗憾的。

毫无疑问，这十大“影响力电影”的布局及其背后隐现着的中国电影生态，活画出了2018年度中国电影艺术、文化与产业的地形图。

现实主义的回归是2018年最重要的电影文化与审美景观之一。许多电影触及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和民生，书写当下小人物试图独立或无法独立的悲剧性命运，从而产生一股深刻、悲剧性和厚重（不排除黑色幽默喜剧）的现实主义电影文化潮流。多年来一直沉浸在轻喜剧、幻想和魔幻中的观众对这种现实主义潮流的回归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这些电影不仅形成了与以视觉效果取胜的进口大片竞争的趋势，而且在网络上形成了关于这些电影的巨大舆论场。

从十部比较重要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票房来看，总票房达到67.81亿，其中《我不是药神》票房30.97亿，《后来的我们》票房13.52亿，《无名之辈》票房7.94亿，《无问西东》票房7.54亿，《悲伤逆流成河》3.55亿，《找到你》2.85亿。有部分写实主义风格或主题的电影，虽然票房不尽如人意，但在艺术上却备受好评。例如，《大象席地而坐》《狗十三》《阿拉姜色》《宝贝儿》也都是从各个角度或层面积极参与现实的。

当前，中国社会不断地从社会阶层中分化出许多阶层，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城乡差距的扩大，导致各种人的内在矛盾、社会新闻、社会现象层出不穷，热点频发。但是，大多数电影还停留在娱乐化的层面，讲猎奇的故事，或虚假的故事，或某一类小时代的故事，并没有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去。文学作品与人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并不产生共鸣，但远离人们的生活，以奇观和娱乐吸引观众早已成为业界的主流。毫无疑问，2018年兴起的现实主义电影，以当下现实为观察对象，进一步满足了观众的现实需求，起到了电影“窗口”或“镜子”的作用。这是中国人认识社会、完成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面对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勇气和态度，它的道路应该更广阔。我们不妨将2018年的现实主义电影分为四种美学风格，即问题现实主义、青年现实主义、女性现实主义和荒诞现实主义。

其一，问题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戏剧有“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之说。问题现实主义电影就是直面现实问题，反映社会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电影，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我不是药神》就是如此。

在《我不是药神》中，人物所处的环境与位置整体而言都是压抑、灰暗和令人沮丧的，但是整体风格却并没有落入异常沉重压抑的状态中，而是轻松自如、日常生活化，甚至带着些许诙谐。(www.xing528.com)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但对之进行了更加典型化的加工。比之于原型，主人公更具有丰富多样的小人物性格特征，最后塑造的是一个属于当下中国的“平民英雄”——一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陌生人”。《我不是药神》中群像式的人物塑造更让我们产生共鸣。

“平民英雄”程勇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是一个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小人物”，经历了婚姻失败、儿子离散、经济困难，却敬老爱幼。经过一系列的情感和生死考验，他最终成长为一个为他人牺牲自己、勇于冒险的“药神”。据说，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程勇是一名白血病患者。他曾评论说，如果电影中的程勇是一个病人，他的行为会更真实，更符合人物逻辑。然而，影片中这位平民英雄的塑造却与好莱坞戏剧电影情节的逻辑和节奏相当吻合。由于形象叙事与现实生活和空间场景相结合，整个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建构都是相对真实的。人与物的行为逻辑、人物形象逻辑基本可信，成为当下“中国故事”、平民故事。

《我不是药神》触及中国当代社会的社会和阶层矛盾，以城市边缘空间为主要景观，不再关注代表城市化和现代性的高层建筑和豪华空间。此外，《我不是药神》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伦理与法律的内在冲突，但影片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程勇入狱三年后出狱，慢粒白血病的药物被纳入国家健康保险体系，这给了那些被感动的观众希望和信心。因此，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不是药神》不是以情节和剧情取胜，也不是以徐峥擅长的喜剧和出名的噱头取胜，而是以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勇气和扎根现实的批判精神取胜。虽然结局充满温情，没有那么悲凉绝望，却降低了现实主义批评的力度，符合制度的要求和普通人的中国梦，最终引发了全民热议、全民看电影的热潮，并被置于推动现实变革的人民理想之中”。

其二，青春现实主义。《悲伤逆流成河》《后来的我们》《狗十三》等电影，一般情况下都属于青春片。通过青少年与社会、父权、资本发生的碰撞与矛盾，来完成对社会的审视和自我成长。

其中，《狗十三》是从一个13岁的初中女生的角度出发，通过她养狗、丢狗、找狗、再丢狗的经历，表达了她在成长过程中与成人社会的冲突、驯化或妥协。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谁的批判，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们超越生命表象的深刻理性思考。同样，《后来的我们》通过对一对北漂青年恋人的爱情和奋斗史，揭示了北京社会的差距、阶级的差异，以及各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冲突。

《无问西东》讲述的虽然是四代清华人的青春故事，却几乎串起了一部中国现代史。影片虽属历史题材，但跨度极大，既包括对“文革”的反思，还有当下现实的人生选择。虽然也有“文革”中残酷批斗、人人自危的阴影笼罩，但影片呈现的整体调子是明朗光明、热情洋溢的。《无问西东》实为近年比较难得的有历史意识、艺术品格和思想深度的青春片。

《无问西东》的结构是颇富有创意的，甚至带有互联时代“数据化思维”的特点：四个年代，四个故事，每个故事自成一体，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结，环环相扣。20年代的吴岭澜，30年代的沈光耀，50年代的陈鹏，新世纪的张果果，不同时代的人，既有属于个体的忧伤，又有属于时代的焦虑，更共同有着青春的理想、激情和追求。每个故事似乎都以光明为结尾：吴岭澜成为一代大师，沈光耀战死沙场成为民族英烈，陈鹏成为科学家，张果果最后决定帮助四胞胎及其家人。当然，这些人物的成长都经历了巨大的“创伤”，几乎都面临过人生节点的重要选择。他们也许都具有某种“悲剧性”、某种悲怆的调子，但他们都是在可抗或不可抗的历史洪流和社会波澜中力争自主选择的个体的人、“大写的人”。富商华侨独子沈光耀，义无反顾投笔从戎，投身抗战，在蓝天上保家卫国；李想，救下张果果父母却牺牲了自己；张果果毅然决定帮助他人。毋庸置疑，电影直面现实的所有人生选择、反思批判，最终都指向人性之善、家国使命的重要性和个体选择的意义，并最终凸显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即影片主旨——“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其三，女性现实主义。不同于过去几年大量“小妞电影”所呈现的女性物质欲望和安全心理需求等的隐秘表达主题，2018年上映的《找到你》和《宝贝儿》等电影堪称一种“女性现实主义”电影，堪称女性主题的悲剧性现实主义表达。这些电影关注当今中国不同阶层的妇女问题，如婚姻、职业、生育、母爱、爱情等。

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本来就不多，《江湖儿女》这部电影主要是从女性的角度讲述故事，审视男性。巧巧出狱后，还以某种女性友爱给斌哥提供了生活的场所，又往往维护着斌哥软弱而可悲的虚荣心，这不仅代表了一种女性的自立和自强，更代表了一种男性导演的自我反省意识。

第四，荒谬现实主义。2018年是寓言电影的丰收年。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它最初是指一种以道德劝诫、扬善惩恶为目的的文体，它与神话、史诗等文体一样，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诸子寓言”。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述或再写一个故事。《201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指出，2018年的中国电影创作，出现了一个“寓言体”现象。《邪不压正》《一出好戏》《动物世界》《无名之辈》《江湖儿女》《西虹市首富》《李茶的姑妈》《影》等都集中体现了鲜明的“寓言创作”倾向。

2018年这股现实主义潮流的崛起源于中国当下现实的需求。它们讲述基于当下的“中国故事”，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关注民生社稷，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和力量，也源自于今日中国崛起的文化自信。“这些电影揭示了当下中国人面临生存或经济困境。这个困境不光裹挟了《药神》中的病人、《找到你》的保姆、《无问西东》中被扶贫的一家、《后来的我们》里的北漂、《无名之辈》中的马先勇，还裹挟着那一批看似经济条件尚可的中产阶层，如《找到你》的女律师、《狗十三》的父亲、《江湖儿女》的斌哥、《无名之辈》里的高总——这批人，不再是小时代里光鲜亮丽、用情感左右命运的人们，而是在现实的压抑中生存着的人们，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都是作为‘此在’的‘在者’。”

除上述作品外，一些现实主义作品还涉及校园暴力（如《悲伤逆流成河》）、少数民族家庭信仰（如《阿拉姜色》）等，这些现实主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现实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趋势，指明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