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片的创作历史与现状

武侠电影是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电影。20世纪40—50年代以来，邵氏电影公司在香港和台湾投资了一系列由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地的商业电影创作方兴未艾，不少武侠片出现在内地银幕上。进入新世纪，张艺谋的《英雄》（2002）无疑具有象征意义，不仅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也引起了学术界对武侠电影的热切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学术界，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对武侠电影越来越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第四届和第五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由电影节组委会编撰出版的《香港功夫电影研究》（1980）和《香港武侠电影研究》两期专刊，对当时流行的香港功夫电影和武侠电影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90年代末期，台湾电影资料馆编印的《书剑天涯，浮生显影：大师胡金铨行者的轨迹》（1999）和中国台湾电影史料研究会编印的《胡金铨的世界》（1999）先后出版，对台湾武侠电影导演胡金铨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较早的导演研究；21世纪以来，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撰写的《剑啸江湖：徐克与香港电影》（2002）一书是其针对香港电影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英国学者里昂·汉特所著的《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2010）一书则将中国的功夫电影纳入跨文化研究的视阈。

国内学者对武侠电影的关注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内地商业电影兴起之时。1987年，《当代电影》杂志第2期刊载的《对话：娱乐片》一文对“武术片”进行了讨论和研究；90年代，国内关于武侠电影的研究散见于《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等期刊，其中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源流论》（《电影艺术》1993年03期）、《乱世出豪侠神话造英雄——中国武侠电影（1931—1949）》（《当代电影》1995年02期）、《鬼斧神工——中国武侠电影中的特技技术》（《大众电影》1996年10期）等论文和陈墨的《武侠电影漫谈》（《当代电影》1994年04期）、《中国早期武侠电影再认识》（《当代电影》1997年01期）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两位学者分别撰写了《刀光剑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陈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和《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贾磊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两部21世纪前有关武侠电影研究的重要著作。

新世纪初，由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2000）在国际影坛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由大陆导演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在国内外票房市场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推动中国武侠电影进入全球市场。同时，国内学术界对武侠电影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除了对某些电影如《卧虎藏龙》和《英雄》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外，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的，武侠电影整体的学术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武侠电影创作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如《江湖夜雨十年灯——香港武侠电影印象》（韩猛，《电影评介》2003年08期）、《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王海洲，《电影艺术》2006年04期）和《武侠电影之前世今生》（徐浩峰，《电影艺术》2014年03期）；第二，武侠电影的文化审美取向，如《古典审美文化精神在武侠电影中的转化与消解——〈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和〈七剑〉文本比较阅读》（周清平，《当代电影》2005年06期）和《无道之器——武侠电影与传统文化》（徐浩峰，《电影艺术》2011年05期）；第三，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如《消除暴力——中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贾磊磊，《当代电影》2003年05期）和《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经典场景（上、下）》（贾磊磊，《电影艺术》2004年01、02期）；第四，武侠电影中科技和特效元素的作用和影响，如《从电影科技看香港武侠片》（卓伯棠，《电影艺术》2000年06期）和《从图解到武舞——数码特效语境下的威压技术对中国武侠电影动作美学的影响》（罗琳，《当代电影》2010年07期）；第五，导演研究，如《类型中的作者——楚原武侠电影研究》（张希，《电影艺术》2006年04期）；第六，文化研究范畴中的武侠电影，如《江湖叙事与现代象征——论新世纪武侠片“僧人形象”的影缘功能》（任传印，《当代电影》2013年05期）和《性别、权力与文化想象——论“邵氏”武侠片中的女性》（苏涛，《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02期）。

除了数量众多的学术论文，2000年以来出版的关于武侠电影的学术论著也渐趋丰富，研究范畴也基本涵盖历史梳理、导演研究、文化视阈的分析和文本细读等各个方面。其中，陈墨所著的《中国武侠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贾磊磊所著的《中国武侠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和《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位学者研究成果的不断补充和更新，在武侠电影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认可度，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三部作品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界定了武术电影的概念和研究范畴。学者陈墨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刀光剑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一书中将“武侠电影”解读为“有武有侠的电影，亦即以中国的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形式，及体现中国独有的侠义精神的侠客形象，所构成的类型为基础的电影——不论是侠义、功夫、武术、武打，统统称为武侠电影（或武侠片）”。而在《中国武侠电影史》中，他又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的研究客体为“广义的武侠电影，既包括香港的‘功夫电影’和‘武侠电影’，也包括内地的武术片和神怪武侠片、武打片等”。通过翔实的资料考据，陈墨指出，香港的“功夫电影”是指“近现代装束的拳脚打斗样式的影片”，而“武侠电影”则指“古代装束的兵刃打斗样式的影片”，由此将港台和内地重要的民国功夫片、古装武侠片和武打片等纳入研究视阈。贾磊磊在《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中提出，“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中国武术技击表现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包括了武打、功夫、侠义在内的一系列以武术技击为外部表演特征和以侠义精神为内在主旨的动作影片”，也从比较宽泛的维度看两岸三地的武侠电影。(www.xing528.com)

第二，对武侠电影创作历史的纵向梳理和阶段划分。陈墨所著的《中国武侠电影史》从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武侠电影创作源流的考据讲起，在范围上涉及两岸三地的武侠电影创作。根据不同时期影片创作的主要特征，将武侠电影的创作概括为五个阶段，即传奇时代（二三十年代，上海）—侠义时代（四五十年代，香港）—武打时代（六七十年代，香港和台湾）—娱乐时代（八九十年代，香港和上海）—重构时代（新世纪以来，内地和香港），从而粗线条地勾勒出武侠电影发展的脉络。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史》则在时间节点上有着更为明确的细分，该书将中国武侠电影的创作历史划分为初创（1920—1927）—形成（1928—1931第一次创作浪潮）—动荡（1931—1949）—分流（1950—1980第二次创作浪潮）—复兴（1981—1989第三次创作浪潮）—繁荣（1990—1999第四次创作浪潮）—汇聚（2000—2003第五次创作浪潮）共七大阶段，它不仅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物、事件和作品进行分类、总结和梳理，使历史线索清晰，而且还对重要的组成功能和因素进行了单元考察、记录和分析。

除以上两点外，陈墨和贾磊磊在编年史的总体框架中还加入了更多的个案研究，如对张彻、胡金铨、徐克等导演作品的叙事和审美风格的分析，并结合具体影片对武侠片的叙事策略进行总结，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作品的学术内涵。

纵观2000年以来武侠电影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难发现，系统梳理和研究的重点是对20世纪武侠电影创作特点的细分和分类。几部学术专著分析的电影创作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2010年以来，武侠电影在国内银幕上不仅迎来了一批繁荣景象，而且制作出了几部艺术质量很高的优秀作品。如果说，《剑雨》（2010）、《龙门飞甲》（2011）、《狄仁杰之神都龙王》（2013）、《狄仁杰之天神下凡》（2019）、《李白之天火燎原》（2019）等影片承袭了自《英雄》以来的大片模式，以更为精致的技术打造出一场场视听奇观，《叶问2：宗师传奇》（2010）、《精武风云·陈真》（2010）、《方世玉之盖世英雄》（2019）等影片依旧以硬桥硬马的真功夫点燃了观众民族自豪的满腔热血，那么《一代宗师》（2013）、《刺客聂隐娘》（2015）、《师父》（2015）、《四大名捕之食人梦界》（2019）、《齐天大圣之大闹龙宫》（2019）等影片则突破了类型叙事的常规模式，其艺术诉求与十余年前的《卧虎藏龙》及更早的《侠女》（1970）相近，无论是审美取向还是主题表现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人文情怀，为中国武侠电影的类型化创作带来了新鲜空气。

本书对“武侠电影”的定义和理解与上述学术著作基本一致。在比较广义的范围内，主要指以展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为主要形式，以塑造侠义形象为主要内容的2000年以来在国内创作的电影，重点介绍古装武打片和现代功夫片。本部分在总结前人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简要回顾中国武侠电影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拟从叙事策略和价值表达两个方面探讨这一独特类型的电影，尤其是《聂隐娘》《师父》等电影，艺术成就突出，人文色彩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