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电影：真实与非真实的人物形象

（一）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1.历史上确有记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

这是现实主义题材主旋律电影中最受欢迎的人物。20世纪40—80年代，银幕上的人物总是像没有任何瑕疵的圣人，仿佛真的是用特殊的材料做的，而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冲击着文化领域。一些电影制作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目光转向市场，对主旋律电影进行一些改变。在塑造党员干部和战士的形象时，他们故意增加了一些个性化的细节。比如，1991年的《开天辟地》中，陈独秀和巡视员相互拍打、互喊的场景，这是共产党在“高大全”形象上的一次突破。

进入新世纪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彻底打破了社会各阶层信息不平等带来的神秘。从电影本身的大众消费属性来看，主旋律电影“造神”的策略已经完全不可行。如果不改进，就没人愿意自己掏钱看。于是，一批新鲜的党员干部和战士形象开始出现。2004年的电影《张思德》对战士张思德的刻画就是一个例子。关于张思德，历史上可供参考的生平资料并不多，导演就从细节着手进行艺术加工，“影片中看不到惊天动地的行为，撷取的都是主人公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及对于周边的同事、老乡、炊事班长，对于烈士的遗孤所表现出来的最为普通的情感。又如《建国大业》（2009）里的周恩来，也终于表现出了伟大总理不似圣人的一面，扮演了20多年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刘劲第一次演绎了一个怒发冲冠飙了脏话、醉酒高歌乱了发型的周恩来，从此周总理才被还原成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人。有趣的是，开始表演之前，演员刘劲却有些战战兢兢、不知所措，这已经是他第40次扮演周总理了，却让他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他想象不出一个完美的总理是如何大发雷霆的，另一方面，就算想象出来了，他也没那个胆量付诸行动。导演韩三平费尽唇舌，给了他莫大的鼓励，才让他最终下定决心豁了出去。主旋律电影“高大全”的塑造模式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从刘劲身上可见一斑。

《建党伟业》（2010）的突破更大，导演让刘烨饰演青年毛泽东，陈坤扮演周恩来，与之前塑造的伟人既定形象完全不同，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片中的青年毛泽东气质温润谦逊、真实可爱，比如他万般不舍地留下新婚妻子杨开慧，独自赴上海开会，到场后看到陈公博夫妇竟然一同到来，忍不住悄悄问旁人：“开会还能带家眷啊？”观众可以感到他那一点小小的懊恼。再如他和蔡和森等人准备去法国留学时，船即将开动，他却临时变卦，因为他觉得中国的问题比哪儿都复杂，最终他还是决定留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情况。刚走了两步，毛泽东回头对蔡和森伸出手来：“给点儿钱。”蔡和森气恼地把硬币放在他的手心里，他笑眯眯地走了。

除了这一类在细节上进行探索的主旋律电影之外，还有从艺术表现上进行突破的，《秋之白华》（2011）就做出了这样的尝试。正如这富于诗意的影片名称一般，瞿秋白和杨之华在外形上斯文俊朗、美丽干练，对爱情的态度清新、含蓄，这些特点结合他们坚定和炽热的革命理想，使人物形象产生极大的张力，令观影者享受到一种崇高而优雅的美感。从美学角度看，瞿秋白的党员形象不仅包含了大众文化人性革命者的因素、消费时代的偶像模仿因素和情感消费的显性因素，同时，它还具有红色电影和不可抹去的共产党员形象的理想精神内核。因此，将瞿秋白永恒的革命精神与时代的形象表达相结合，使共产党员形象在大众审美层面得以发现，时代的表达方式得以与时俱进。

2.工作上的先进模范

在主旋律电影中，歌颂人民公仆、科学家、艺术家、劳动模范等先进模范人物的作品也居于主导地位，这些通常是传记性的作品，以典型的例子展示他们的生活经历。这类影片的创作高峰集中在建国周年献礼或国家重大科研成果表彰期间，往往由政府指导创作和制作。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类电影没有市场意识，过分强调人物的伦理道德示范作用，往往走苦情之路，却缺乏对人物平凡生活的细致描写，导致被刻画的人物非常伤感，虽涉及面很大，但不具有立体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电影制作者开始自发地思考如何塑造可信的人物性格和情感，试图将人物从“符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引起更多观众共鸣。以《梅兰芳》（2008）为例，导演陈凯歌一直都在追求艺术和商业的诗意化结合，他之所以决定启用黎明饰演梅兰芳，除了人物气质的符合程度之外，还包含着很明显的商业目的。在对人物的个性塑造上，影片塑造的是有人格、有境界的人物，所有人都不会怀疑梅兰芳在京剧上面的贡献，但是他们不了解梅兰芳的内心世界，这是这部电影能给我们的。在展现科学家事迹的《袁隆平》（2009）中，袁隆平也被表现为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干事业的根本动力是自己的兴趣和理想，面对当权组织的阻拦，他坚定不移地对抗到底，最终凭着他的个人意志获得了胜利，体现了新世纪以来人们从实现集体理想而转向追求个人理想和个人意志的时代精神。《钱学森》（2012）中陈坤、张铁林、张雨绮等明星阵容，则真实地体现出影片的商业目的或者对当代受众的定位预期。在对人物的刻画上，影片的爱情表现是丰富人物性格的重要元素，如钱学森在被美国扣留期间，妻子蒋英在探视时与他谈话，他默默无言，但在探视结束时，他突然轻声地对妻子说：“我爱你。”妻子回道：“我也爱你。”这种真情的刻画令人动容。《红星闪耀中国》（2019）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动荡时局中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大义担当，与根据地百姓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鱼水情谊，以及团结并带领人民群众革命到底的信念情怀。

（二）虚构的人物(www.xing528.com)

与上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相比，虚构人物的刻画与特定阶段的时代背景有关，但他不受既定人物的制约。因此，塑造者的想象力可以更丰富，人物形象可以更生动、更有根据。这类电影往往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包括几个不同的分类型，主要是军事片（包括抗日题材、间谍战争题材、当代军事题材）和灾难片。

以2007年的《集结号》和2015年的《战狼》为例，它们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商业军事电影，主要塑造的是战场上的英雄形象，并将英雄从意识形态的象征转变为鲜活的生命。

2007年的《集结号》始于1948年的淮海战役，结束于和平时代。谷子地连长不仅是连接时代的线索，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真实、鲜活的人物。作为一名士兵，他违反了军纪，他因枪杀战俘被判处三天监禁。首先，他给人的印象“非同寻常”，这让观众充满了好奇。但他也有温情的一面，对因为惧怕冲锋而吓得尿裤子的教员说了一番很有人情味的话：“头皮上飞枪子，裤裆里跑手榴弹，就是神仙也得尿了。”这番话，让理应“钢筋铁骨”“英勇无畏”的战士，还原成了“吓尿”也是“情有可原”的普通人。其实，英雄之所以伟大，不正是因为他们其实也会怕，却仍要为了保家卫国而克服恐惧本能，以血肉之躯冲上战场吗？也正因为谷子地对兄弟们的这股温情，所以他才会在和平年代执着地追问当年的集结号到底有没有吹响，执着地要为牺牲的47个兄弟讨回应得的烈士称号。《集结号》试图给我们解释，集体应该对个人的牺牲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使个人真正获得应有的价值。

2015年的《战狼》选择了大陆电影中极为稀缺的当代军事背景，其主人公冷锋是一个不听话、个性鲜明的士兵。他与谷子地的出场的方式相似：冷锋作为狙击手执行任务时，遇到了敌人挟持人质并当场射杀一名战友的紧急情况。为了解救战友，冷锋不惜违抗上级指令，用自己的策略击毙了歹徒并成功救出战友，之后却被处罚关了禁闭。影片还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桀骜不驯、个性鲜明、有血有肉、英勇善战的兵痞形象：他敢于大胆“撩”自己的女上司龙小云，问对方“你有男朋友吗”；对殊死搏斗的外国雇佣军爆出脏话：“操，你会讲中文吗？”；但也会一身正气地大声喊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当然，除了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共产党战士和当代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之外，历史上还有数不清的国民党将士、女性、平民英雄、知识分子为国牺牲，他们也是英雄。《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铁道飞虎》（2016）、《九条命》（2019）都是抗日题材影片，《南京！南京》（2009）刻画的英雄群像中，就包含了一位坚强不屈的国民党士兵陆剑雄，他在南京沦陷后，依然带领仅存的部下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直至打光最后一颗子弹，英勇就义；《金陵十三钗》（2011）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群风尘女子在国难当头时英勇无畏的身影，美丽、伟大，令人心灵震撼；《铁道飞虎》（2016）则刻画了一群身份低微却要“干一番大事”的抗日英雄。聚焦军事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中，谍战片也是近年来逐步开始向商业化转型的一种亚类型片，其中《秋喜》（2009）、《风声》（2009）、《东风雨》（2010）是新世纪以来水平较高的3部作品。此外，这类作品还有《隐秘而伟大》《天衣无缝》《胜算》《局中人》。这类电影中的人物大多都是虚构的，充满传奇色彩，尤其是女间谍形象，具有美、魅、玄、坚、决、高智商的特点。与人物描写相比，这类电影在叙事上花费的时间更多。关键是精彩的信息传递、故事嵌套和峰回路转。

灾难片也是主旋律电影之一，但国内的灾难片仍很不系统。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中，健康、金钱、财产等这种现世的、私人领域的危机感一直都存在。人们很少担心公共领域或三代人的未来，更不用说宇宙和平的问题了。我们从不担心有朝一日是否会与外星人作战，也不担心是否会为破坏自然生态而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中国人特别讲究吉利，不喜欢提前设想国家毁灭或人类灭亡这种相当不祥的事情，再加上官方意识形态对“正能量”的偏爱，以及国内电影领域会受到资金、技术和剧本的限制，因此在国内，至今没有出现过像《日本沉没》（2006）、《2012》（2009）、《伦敦陷落》（2016）等涉及到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灾难片。目前，只有《唐山大地震》（2010）和《1942》（2012）两部影片真正称得上是灾难片，但在《1942》（2012）中，河南大旱时中国共产党的缺席及人民生活的凄惨光景，使这部影片与“主旋律”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归根结底，真正称得上是“主旋律”的灾难片，只剩下《唐山大地震》（2010）这一部了。

但这一次也是主旋律电影人物塑造上的一次突破。最可悲的地方，正如周安华所说：“当我们期待电影《唐山大地震》能像曾经报道的那样，展示一部政治剧，众民团结一致抵御自然灾害时，谁能想到，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下，母亲喃喃自语的‘救弟弟’会撕碎家人的深情，让心底的仇恨像噩梦般闪烁，要几十年才能化解呢！”

综上所述，主旋律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人物都在逐渐远离脸谱化，这可以看作是当代主旋律电影政治意识形态、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博弈结果。一部好的电影，无论主题是否宏大，无论是否是一部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这三者都应该同时存在并取得平衡。主旋律电影也是一部电影。电影是大众消费的对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正视其商业性。同时，电影也是一门艺术，要注意它的艺术性，避免枯燥的说教。党的宣传工作始终没有忘记“主旋律”。今天，是关注“多样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