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电影：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电影一直是上海的“特产”，而电影摄制则更一直是文华、昆仑等上海私营摄制公司的“专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私营电影公司的全部收归国有，以长影、北影、上影、八一等为首的国营电影制片厂，雨后春笋般的在中国大江南北纷纷建立起来，并很快遍布全国各地，而最后留下来的骨干电影制片厂则以七大故事片厂、三大科教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为主。

“十七年”电影囿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影片题材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军事革命、文学改编、现实生活、少数民族、舞台艺术等有限类型上，并且这些类型万变不离其宗，均整齐划一地紧扣其时的意识形态下的现实主义。对于后现代中国社会颇具参照意义的，则是“十七年”电影时期整个社会近乎和谐大同的凝聚力，以及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无阶级分别、无职务高低分别、无行业分别的满满的由心而发、由情而感的正能量。正是这种自发、自觉的正能量，才使得“十七年”电影中的社会记忆，来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真实，“十七年”电影的国家民族认同，来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虔诚。

（一）“十七年”电影的整体印象

1.“十七年”电影的历史与发展概览

“十七年”电影时期，中国正处于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关系的剧变时期。不仅社会性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社会性所承载的民族内涵也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等待中国艺术家的是电影艺术的重新开始。“十七年”电影的主力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营电影公司的电影艺术家，以及军队和老根据地的电影艺术家。显然，后者不仅成为“十七年”电影创作的新鲜血液，而且成为“十七年”电影创作的绝对领头羊。不同于其他因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文化不仅为社会记忆带来了一种主动意识，也为民族认同带来了一种主动意识。

在“十七年”电影时期，中国电影的工作者从新中国成立时的百废待兴到中国电影体系的基本建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丰硕成果不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震惊了全世界，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中国电影工作者创造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伟大奇迹。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积极意识，这种意识充满了正能量。中国的“十七年”电影，正是凭借这一首创精神，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开始了以新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影视艺术的伟大实践。这种影视艺术的实践，赋予了中国新电影无限的革命激情。这种以革命激情为基础的影视艺术形而上的实践，是“十七年”电影艺术意识观念的精髓。

2.“十七年”电影中的社会群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电影时期，由于民心统一到一个共同的信仰旗帜下，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由政治而经济、文化、社会的整齐划一的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现象，这种政治社会现象使得此后的学者将此误读为一种群体无意识。事实上，这种政治社会现象恰恰与群体无意识截然相反，反而是一种群体主动意识的同一化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电影中所反映的是一体同观的工农兵集体社会群像，所反映的是对于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无穷渴望。因此，才有《桥》《农家乐》《枯木逢春》等表现工农兵欣欣向荣生活的社会群像，在这一时期频繁地展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银幕上。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也因其无上质朴，在近乎机械化的文本结构下，以无痕光影雕刻出了充实的叙事肌理。

这一时期的电影工作者以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诚挚热爱和对于普通民众的热切关怀，用充满了诗意的新现实主义光影与充满了东方韵味的影像形式，集中建构起了一种仅属于“十七年”电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古典主义。这种新古典主义，以其质朴、含蓄、淡雅的影像特质，与其中凝结着的更符合人类心灵成长的正能量，强烈抒发了从离乱中解放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工作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民众的那种喜悦与自豪。例如，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女篮五号》一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体育题材故事片，在这部故事片中，一对恋人的命运与整个中国大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影片突出表现了那一时代中国普通运动员充满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平凡生命的社会群像。

3.“十七年”电影中的政治情境

从“十七年”电影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崛起，而以美国为首的大国则在观望。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十七年”电影短短的十七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艰难萌芽的十七年。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艺脉搏是与政治脉搏一起跳动的。显然，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以政治为基础的。而且，这一时期的政治形态、政治意识、政治运动等，对文艺作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政治形式的种种痕迹。

“十七年”电影，本质上是一种以政治形式为驱动的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新文艺；“十七年”电影的形象，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以一定的政治形式之光，覆盖了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因此，这一时期电影作品所反映的社会记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寓言，这一时期很容易被肤浅的评论者误解为群体无意识的现象，然而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统一。因此，无论“十七年”电影在社会记忆中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其本质都是一种政治修辞的艺术表现。实际上，政治是“十七年”电影真正的形而上的形象。

（二）“十七年”电影的社会记忆建构

1.社会记忆基于文化内涵的建构

毋庸讳言，“十七年”电影实质上是与政治亦步亦趋的，但是，从社会学视角而言，浓重的政治承载，亦同时建构起了这一时期中国一代人充满了正能量的精神基因，并为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赋予了无上的荣光，为全体普通民众赋予了时刻充盈着的正能量。并且，这种正能量由最初的直觉到无督导的自觉，由最初的表层到无意识的内在，从最初的单一到复杂的多元，由最初的质朴到渐渐的深刻，一切都发生在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之间，这种快速渗透与深度沉浸，无不与影视艺术的技法如出一辙。而恰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十七年”电影，其在动作和语言表达上，亦以其含蓄的文化内涵，反而令看似朴素的影像表达显得尤为生动鲜活。(www.xing528.com)

而反观后现代影视艺术作品，我们却再难看到文化内涵含蓄的影视艺术化高级表达，比比皆是的反而是缺乏文化内涵支撑的拙劣的恶搞裹胁下的泛娱乐化、泛商业化、泛低俗化表达。抚今思昔，反而愈觉“十七年”电影的难能可贵。

2.社会记忆基于正能量的建构

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朴素、含蓄、高雅的艺术是非常稀缺的。我们这个时代所充斥的，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层出不穷的视觉效果、恶搞、耍宝、无厘头等，甚至一些荒唐可笑的“大片”也能创造出乎意料的票房纪录。从抽象意义上讲，“十七年”电影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棱镜。透过这个棱镜，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社会状态。无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政治形势和意识形式是什么，影视艺术其实都有自己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和自我发展的韧性，“十七年”电影正是因为这种自我发展逻辑和自我发展的坚韧性，而在曲折、坎坷、磨难中，依然闪耀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社会记忆的光辉。

“十七年”中国电影时期，去明星化、去名利化、去阶级化等文化艺术批评的可持续性，保持了其社会性、纯洁性、真实性和丰富性。同时，“十七年”电影保持的真实、紧密、清新、透明的社会记忆，是可以透过光影看到的；而且，“十七年”电影以其所倡导的伟大集体精神的强烈政治干预，敢于牺牲奉献精神，用史诗般的光影笔触雕刻出了那个时代的普通英雄。比如，《风暴》中的林祥谦与施洋、《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高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他们也以影像的形式将中国和一代青年的社会记忆一起封存，成为一种永恒的历史之光，具有历史、政治和艺术的正能量“标本”的理论研究价值。

（三）“十七年”电影的国家民族认同

1.“十七年”电影中的国家民族形象

整体来看“十七年”的电影，这一时期的回顾性作品较多。这些回顾性作品主要表现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大多以革命叙事、战争叙事和英雄叙事展开情节的。直到如今，这些电影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正能量。“十七年”电影因其政治至上的性质而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民族认同感首先表现在其社会记忆的生动性。正是这种政治至上的性质，才为民族认同注入了充分的革命激情，使这些作品有了真挚的感情，不必为了效果而过度处理和铺垫，将民族强烈认同的真挚情感浓缩成具有独特光影质感的影视艺术作品。有了这种正能量所表现的国家认同，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支持。

“十七年”电影的社会记忆建构，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等多方面有力地印证了“十七年”电影的历史存在，社会记忆为整个时代保留了独特的历史印记。同时，它也是基于社会记忆正能量充分的概念本质，对整个社会产生可持续的民族认同。比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翠岗红旗》就是创作者深入事发地，深入群众采访的一部电影。不仅被采访的人泪流满面，创作者们也深受感动，流下了眼泪。因此，造物主的心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正是这种饱满激情所驱动的具体形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第一个国际摄影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国际荣誉。

2.“十七年”电影中的国家民族意象

我国对“十七年”电影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即对“十七年”电影的批判是空穴来风，或将“十七年”电影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两种误解的错误在于，都没有从客观的角度审视“十七年”电影，没有对“十七年”电影的社会记忆和民族认同进行深刻的分析。其实，“十七年”电影的表层意义是劳动、战斗、友情、爱情的主观叙述；深层意义是中国人对宏观国家形象的自发赞美。与不断带给中国人思想、意识和精神凝聚力的“十七年”电影相比，中国的后现代娱乐商业大片在为少数人谋取财富的同时，也只能带给中国人短暂的娱乐和消遣。

“十七年”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人文精神，例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林则徐》，艺术造诣很高，其中人物、背景氛围，光线调度的运用、透视的处理、色彩与色调的融合等，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划时代里程碑的艺术水平，尤其是影片中极为强烈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内涵，以民族正气和民族大义为最重要的责任，而炫目的人类之光则反射在简单的光影之中。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以其崇高的形象，构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民族认同。

“十七年”电影恰逢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几乎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规训下，为中国后现代电影提供了最缺乏而且最难以企及的感人震撼的形象。“十七年”电影中感人而震撼的形象，对中国后现代社会具有无可比拟的借鉴价值。它们不仅为被西方思潮扭曲的中国当代文化产业提供了正确的借鉴，也为中国后现代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回归的主旋律和正能量的金光大道。“十七年”电影之所以能够在没有阶级差异、地位差异和产业差异的情况下促进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其关键就在于电影中普通人自发、自觉、自愿的民族融合认同。

“十七年”电影的光影记忆，呈现出的是一个和谐、积极，充满着正能量的国家与社会。它使这一时期的电影形象所承载的中国社会记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紧密、简单、真实，这一时期的电影形象所表达的民族认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庄严、有序、虔诚。“十七年”电影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光影，将一代人的社会记忆浓缩到中国电影界。这种光影中的社会群体形象，以其无与伦比的朴素与荣耀，折射出一种过去与现在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财富，足以承载民族与社会融合的意识、思想和精神力量，支撑未来可持续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