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十七年类型：文化逻辑与美学特征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十七年”。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在淘汰好莱坞的同时，借鉴苏联模式，在政治领导下制作电影，高度重视电影的思想宣传教育功能，没有把追求票房和经济效益作为根本的发行点，这与好莱坞的商业电影不同。但和商业电影一样，也要争取最大数量的人认同作品，从而激发广大观众对当时社会氛围和时代脉搏的激情。当时，中国实行了完全的计划经济。在大背景下的中国类型电影的主要制作，基本上是按照类型题材理论来规划的，如工业题材、农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惊险反特题材、少数民族题材以及战争题材等。与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片相比，它只具有模糊的类型意识，或者只存在“准类型”的形式。

“十七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亟须在文化领域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地位。而在电影领域，宣传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战争中的英雄形象、讴歌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主题则成为这一时期电影作品的主旋律。大量“革命正剧”应运而生。如《中华儿女》（凌子风、翟强，1949）、《吕梁英雄》（吕班、伊琳，1950）、《钢铁战士》（成荫，1950）、《翠岗红旗》（张骏祥、张骏群，1951）、《南征北战》（汤晓丹、成荫，1952）、《平原游击队》（武兆堤、苏里，1955）、《上甘岭》（沙蒙、林杉，1956）、《永不消逝的电波》（王萍，1958）、《青春之歌》（崔嵬、陈怀皑，1959）、《老兵新传》（沈浮，1959）、《战火中的青春》（王炎，1959）、《回民支队》（冯一夫、李俊，1959）、《林海雪原》（刘沛然，1960）、《红色娘子军》（谢晋，1961）、《红日》（汤晓丹，1963）、《燎原》（张骏祥、顾而已，1962）、《英雄儿女》（武兆堤，1964）等，它们基本确立了革命历史题材片的叙事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有残存的潜在敌人，国外有美国和蒋介石的敌对势力。他们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对新政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为了适应思想斗争的需要，电影制片单位将反映隐蔽战线上的对敌斗争的电影制作纳入了制作计划，形成了当时反特和地下工作题材电影的繁荣局面。反特片及其亚类型的“打人片”在这一时期也发展成为一种重要而非常成熟的类型，并在后期的发展中适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断完善。最早的反特片是《无形的战线》和《人民的巨掌》，接着是《斩断魔爪》《神秘的旅伴》《天罗地网》《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英雄虎胆》《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智取华山》《边寨烽火》《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跟踪追击》《铁道游击队》《51号兵站》《地下尖兵》《徐秋影案件》《冰山上的来客》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反特片主要揭露敌对势力的破坏性、颠覆性活动，教育人民提高警惕，简化敌内找间谍、抓间谍、打人的政治斗争，敌我关系明确；在风格和创作手法上，苏联惊悚片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体系，其特点是情节激烈多变，多采用悬疑、夸张和渲染手法，编辑速度快，突出了无所畏惧、足智多谋、勇往直前的特点。影片的结局显示了整个对敌斗争的胜利和新政权的胜利。他们既能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有效宣传社会政治题材，又具有宣传娱乐性，非常适合广大观众的欣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同少数民族形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开创了中国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少数民族题材通过电影的方式，弘扬政治意识和民族主义，确立少数民族与全国的密切关系，具有塑造少数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功能。此外，它的民俗文化奇观也对非少数民族观众具有娱乐意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多为反特片、喜剧片、爱情片、音乐歌舞片。例如，《边寨烽火》（林农，1957）、《芦笙恋歌》（于彦夫，1957）、《五朵金花》（王家乙，1959）、《刘三姐》（苏里，1960）、《达吉和她的父亲》（王家乙，1961）、《农奴》（李俊，1963）、《阿诗玛》（刘琼，1964），都是从少数民族的传说、传奇故事或表演中汲取的现实生活少数民族的处境，主要反映了少数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对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反抗，对自由和爱情的赞美。其中，《五朵金花》是“十七年”电影海外拷贝数量最多的一部。影片讲述了白族青年阿鹏在大理三月街相识时，一见钟情于大理市副社长金花的故事。第二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寻找金花。经过重重的误会，一对有情人终于结婚了。这部电影结合了1958年的大跃进、炼钢时代人民公社的热忱，同时在一个轻松愉快的国庆节上发布，所以电影中的热情很受欢迎并得到好评。

人物传记片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类型。可大致分为两类，即革命英雄人物传记片和历史人物传记片。前者有《雷锋》《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大夫》等，这些革命英雄群像无疑是政治意识的集体隐喻。表现历史人物事迹或历史事件的有《李时珍》《聂耳》《林则徐》《甲午风云》等，这些历史人物传记片试图在政治主题表达和艺术表达上谋求平衡。当时的人物传记片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却是那个时代爆发的史诗电影热潮的一个部分，是创作者和观众共谋的结果。(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还是喜剧电影探索的活跃时期，以轻喜剧和讽刺喜剧居多，仍保有吸引观众的娱乐性。1957年，吕班导演筹建了喜剧电影公司——春天喜剧社。他拍摄的《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不拘小节的人》（1956）、《未完成的喜剧》（1957）等开拓了讽刺喜剧电影的题材、样式和风格，为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做出了突出且重要的贡献。鲁韧执导的《今天我休息》（1959）采用生活化的合理化巧合、偶然等喜剧因素制造笑料。此外，《游园惊梦》《乔老爷上轿》《李双双》《魔术师的奇遇》《女理发师》《锦上添花》《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满意不满意》《哥俩好》《抓壮丁》《七十二家房客》（“十七年”电影中唯一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的故事片）等演员表演到位，无矫揉造作，幽默诙谐。

此外，戏曲电影也在这一阶段蓬勃发展，代表作有《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红楼梦》《杨乃武与小白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野猪林》《群英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天仙配》《十五贯》《杨门女将》《铡美案》《花木兰》《花为媒》《刘巧儿》等；“十七年”时期体育题材电影则艺术地再现了运动员的风采，如《女篮五号》《水上春秋》《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好莱坞运动的结果使得恐怖片、灾难片、科幻片、侦探片、盗匪片等类型的电影失去了合法性，同时出现了武侠片、功夫片、社会片、爱情片等，这也有点不合时宜。然而，在各种政治框架的制约下，电影艺术家通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思想氛围对话，构建了一个能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类型体系。虽然有些电影并不是真正的类型电影，但对于同一题材，无论讲什么样的故事，不管是谁讲的，一般都有相同的模式或规则。这些题材相同的电影也基本上建立了一套叙事语法规范，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和意识形态叙事策略，使类型电影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下面论述一下“十七年”电影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