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电影：民国时期的文化逻辑与美学特征

早期，中国电影已经培育出较为成熟的民族电影类型。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与中国戏曲结合，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类型电影——戏曲片，开启了中国电影类型的征程。当时，由于中国人对电影创作并不熟悉，从剧本创作到实际拍摄还处于探索阶段，而戏曲节目的故事性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所以当时的中国电影大多照搬戏曲节目的内容。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仍处于自发的商业竞争状态。在市场调节和欧美商业电影的影响下，中国电影产业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趋势。搞笑短片、社会片、浪漫片、伦理片、历史片、武侠片、神怪片相继推出。虽然它们还没有形成美国西部电影独特的文化意义，但从表现形式上看，有些电影可以称为“类型原型”。

1920—1921年，故事片创作进入由短片转入长片的转型阶段，以《海誓》（但杜宇）等影片为代表。在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以及面向观众的叙事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海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迎合了观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满足了观赏快感。由此说明中国故事片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类型化的趋向。1920年前后，亚细亚影戏公司、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中国影戏制造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等几家中国早期电影制片机构还开始了中国喜剧类型电影的创作尝试：“按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提供的片目，在此期间，上述四家影片公司拍摄的滑稽短片近20部，大致包括：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五福临门》（1913）、《二百五白相城隍庙》（1913）、《一夜不安》（1913）、《店伙失票》（1913）、《脚踏车闯祸》（1913）、《打城隍》（1913）、《老少易妻》（1913）、《赌徒装死》（1913）、《贪官荣归》（1913）等11部；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死好赌》（1919）、《荒山得金》（1920）、《得头彩》（1921）、《呆婿祝寿》（1921）、《憨大捉贼》（1921）等5部；中国影戏制造公司的《饭桶》（1921），以及明星影片公司的《滑稽大王游华记》（1922）、《掷果缘》（1922）和《大闹怪剧场》（1922）等3部。从题材和喜剧灵感的来源角度看，这些滑稽短片或‘脱胎于没落期文明戏’，或为‘改良旧剧’，或为‘民间传说的翻译’，或直接出自原创‘时装’（清装）剧本，大多不避疯狂笑闹和噱头卖弄之嫌。”1925年，邵醉翁兄弟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取材古典小说、古代戏曲和民间传说，拍摄了一批古装片，由此掀起了拍摄古装片的热潮，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几家影片公司如明星电影公司、联华电影公司、天一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上海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等都拍摄了大量的古装片。如《珍珠塔》（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孟姜女》（1926）、《美人计》（1927）、《盘丝洞》（1927）、《武松杀嫂》（1927）。(www.xing528.com)

从1931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人们没有时间去电影院，沉迷于远离现实的武侠神怪作品。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31年下令查禁武侠神怪片。民族仇恨和社会矛盾使20世纪20年代的商业电影热潮无法延续，中国类型电影初期规模发展缓慢。但在这个阶段，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类型电影的影子。首先，有声电影出现后，好莱坞音乐电影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面对外部压力，中国电影人创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歌唱片。1931年，由张石川执导的中国第一部全部对白歌唱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公映，标志着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歌唱电影的诞生。由“金嗓子”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1937）、《解语花》（1941）、《凤凰于飞》（1944）、《长相思》（1947）、《花外流莺》（1948）、《歌女之歌》（1948）代表了这一阶段的最高成就。其次，在国家危机的关键时刻，左翼电影运动迅速崛起。左翼电影把抗日运动融入电影创作中，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国情，努力与现实生活相贴近，关注当地的平民生活，着眼于反映民意和民生，直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情感中“以天下为己任”“哀民生之多艰”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本情怀，在人民的觉醒中，引导人民群众取得积极成果。例如，抗日题材电影《共赴国难》（1932）、《小玩意》（1933）、《大路》（1934）、《壮志凌云》（1936）、《狼山喋血记》（1936）和《八百壮士》（1938），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生死同心》（1936）等。最后，由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1923）开始形成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电影类型——社会伦理片在这一时期掀起了创作热潮，产生了《姐妹花》（1933）、《渔光曲》（1934）、《桃李劫》（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等，形成了中国早期电影历史上一条十分清晰的社会伦理片发展轨迹。而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统区电影界曾掀起了一股拍摄谍战片（当时称为“间谍片”）的浪潮。1945年“中制”拍摄的《警魂歌》就是一部描写警察抓捕日本特务的影片。1947年“中电”三厂屠光启导演拍摄的《天字第一号》更是由于票房的巨大成功，引发了争拍抗战间谍片的热潮。柳中浩、柳中亮兄弟创办的“国泰”“大同”等公司也拍摄了不少此类影片，如《粉红色炸弹》（徐欣夫导演）、《欲海潮》（杨小仲导演）、《玫瑰多刺》（岳枫导演）、《热血》（郑小秋导演）等，其他公司还出品了《第五号情报员》（大华公司，袁从美导演）、《谍海雄风》（中国联合公司，陈翼青导演）等。这些塑造国民党特务人员的影片，因其娱乐性与政治性符合国民党宣传上的特点而盛极一时。此外，这一阶段还创作出了“王先生”系列喜剧（现在能够看到的仅有《王先生吃饭难》《王先生与二房东》）、《假凤虚凰》（1947）、《乘龙快婿》（1947）、《太太万岁》（1948）、《三毛流浪记》（1949）、《乌鸦与麻雀》（1949）等喜剧片。在独一无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在法国和好莱坞西部喜剧电影的影响下，中国早期喜剧电影从民族喜剧影像的发生，经过笑闹滑稽传统的建立，到人文批判视域的拓展，走过了一条从幼稚到成熟，从半封建半殖民属性向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掘进的道路，并以其一以贯之的时事讥讽、悲剧情调和平民意识，形成了中国早期喜剧片独特的民族风格。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类型电影从最早的机械地模仿好莱坞类型电影模式逐步过渡到探索类型电影本土化，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如戏曲片、古装片、社会伦理片、武侠神怪片、歌唱片等，并在题材、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渐成体系，形成了中国电影良好的类型片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