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佚著考证与辑佚之研究成果

佚著或书目考证作为一种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活动，需要借助古典文献学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其中辑佚学尤为重要。辑佚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与目录学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学科。清人章宗源“采获经史群籍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盈数笈，自言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书成后，此皆糟粕，可鬻之”^[20]。这简直是以辑佚作为书目考证的准备工作，而今存的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确实每每言及某书中有佚文。姚振宗对此提出批评：“近时为目录考释者往往以搜缉佚文为事，余皆不甚措意。不知佚文特考证中之一端，不于一书之本末源流推寻端绪，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之学，殊不然也。”但他真正反对的是“以佚文杂于目录之中，累牍连篇，或至数版、数十版，使目录亦变而为辑本矣”，而主张进行包括佚文考索在内的全面考证：“凡撰人爵里、著书指归，但有可以考见之处，靡不条举而疏通证明之，务使一书原委大概可见，而佚文有无多寡之数亦约略可稽。”^[21]所以在他的同名著作中不但吸取章氏的考证成果，也参考了严可均、马国翰等人的辑佚成果。就笔者的体会而言，佚文考索对于佚著考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考证水平的高下。最好尽可能多地搜集佚文，并作出精深的分析。至少也应该略知佚文的有无，并录出前人引用佚文时论及佚著本身的文字，借以反映其内容大概、流传情况以及在学术史上的影响。

刘《考》《凡例》说：“如佚文尚可钩稽而有助于考证者，亦略事征引，以资考核。”其地理类若干条目或明或暗引用过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之说，《唐登科记》条言及徐松的辑佚工作，《选举志》、《集贤注记》等条曾略考其佚文。但总的来说，只是偶尔为之，随意性较大，而没有真正作系统的考索。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众所周知，《资治通鉴考异》（下文简称《考异》）保存了大量唐人已佚史书的佚文，刘《考》涉及的三百多部唐人之书中，十八部实录和约七十部野史杂记都见于《考异》引用，刘《考》竟从不提及，真不知其参考书目中列此书究竟有何用？如果说一次次注明“《考异》引有佚文”太繁，不妨在适当的地方统予说明。比如可在刘仁轨《河洛行年记》下引用《容斋随笔》的如下文字以说明《通鉴》采据唐人杂史之一斑：

以唐朝一代言之，（《通鉴》）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之事用林恩《后史补》（当作《补国史》），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22]

至于以下四种情况，《考异》颇有助于考证，尤其应当重视：

1．《考异》之引用有助于佚著的断代。

如传记类《云南事状》，刘《考》（第447页）云：“此书《宋志》始见，殆宋时人所为。”其实此书《崇文总目》已著录，《通志·艺文略》、《史略》并谓：“记唐末群臣奏议招辑云南蛮事。”《考异》引之，以正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遣使南诏之月日，并谓书末载陈敬瑄与云南书牒，又疑“似是卢携奏草也”^[23]。向达说：“携为僖宗时宰相，辛谠、陈敬瑄之遣使南诏许以和亲，携之主张最多。温公谓《事状》为携奏章（原误），疑得其实。”^[24]又如《王贵妃传》，原列唐人著述间，刘《考》（第424页）断为宋蔡京记徽宗时王贵妃事之书。据《考异》所引，实为记唐武宗疾亟，王才人自缢于御座下，赠德妃^[25]。唐蔡京仕履，散见于两《唐书》及其他文献，亦约略可考。

2．《考异》评及佚著内容、价值等，足资考证。

如《考异》屡引包谞《河洛春秋》，多加驳正：“包谞乃处遂之子，欲言杲卿初无讨贼立节之意，由己父上书劝成之，以大其父功耳。观其所载杲卿《上禄山书》、处遂等《上杲卿书》、田承嗣《上史朝义疏》，其文体如一，足知皆谞所撰也。”^[26]又如凌准《邠志》，《考异》云：“（郭）子仪勋业，今古推高，凌准作书，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尽信。”^[27]刘《考》（第234、420页）皆未引，以至不知包氏为何人。

3．《考异》之引用有时可与书目相参。

如编年类《嘉号录》之作者，书目多作韦美，唯《宋志》作韦光美，《考异》引作韦庄美^[28]。当为宋人避太宗讳，改“光”为“庄”，或省作韦美，犹宋人杨光美之改名杨美。又如杂史类丘悦《三国典略》，《新唐志》作三十卷，宋代书目皆二十卷，《崇文总目辑释》说二十一卷以下阙。原书起西魏，终后周，总包北齐、梁、陈。《考异》卷七引一百一十条，稍次于《唐历》，而记事止于临海王光大元年（567年），与书目阙卷之说相符。

4．《考异》引用详略不一，皆具辑佚学价值，前人或有忽略，可予指出。

如《邠志》、《蓟门纪乱》二书，近有辑汉唐方志者，仅从明清志书中略得一二条，而《考异》引用者各有四十三条、七条。有些佚书《考异》掇取几尽，深加探讨，或能得其体例内容之大概。当然这是较高的境界，不能以此求全责备。

刘《考》在用辑佚学方法和成果考证佚著方面，连《考异》都未加利用，更不用说其他散见佚文，如上节引用宋人笔记时省略的《续皇王宝运录》、《江淮纪乱》的佚文。如何博考佚文以考证佚著，最后再举传记类三书为例：

韩昱《壶关录》记李密、王世充事，《考异》卷八、卷九曾引录七条，都是简单的叙事，或有月日。原本《说郛》卷三五、重编本卷三八并收有《壶关录》，注云“三卷，唐韩太行山人”。说明元代陶宗仪尚见此书完本，太行山人当为韩昱之号。《说郛》本仅述李密始末，纪事更略，不载月日，当经删节^[29]。其录书函文告甚详，《全唐文》所收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李密《报道士徐鸿客书》、温大雅《为高祖报李密书》等皆出此书。二书所录佚文绝少重复，足可互补。刘《考》（第416页）于此不考，而详述李、王史事，俱为繁文。

林恩《补国史》，《玉海》卷四七引《书目》：“载德宗以后二十三事。”刘《考》（第417页）未引，故于其内容一无所知。前引《容斋随笔》已说：“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书名与五代高若拙之书相混，当正作《补国史》。《考异》卷一九至二三引录三十条，涉及元和元年（806年）至咸通九年（868年）的十余件史事，如高崇文伐蜀、唐与南诏交恶、李固言诫刘从谏、文宗与李训谋诛宦官等。《唐语林》引录六条，纪事首尾完具，尤能反映其编撰特点。即以史事为纲，始末略备，与专记亲历某事及杂采逸事者并皆不同，其命以《补国史》，殆即此故。

柳玭《柳氏序训》，刘《考》（第476页）曾“检《全唐文》卷八一六载柳玭《戒子孙》及《家训》”，未作深考。《戒子孙》即《新唐书》本传“玭常述家训以戒子孙曰”以下四节，《家训》即《旧唐书》本传“常著书诫其子孙曰”以下四节。其第一节同，后三节异，当为各自采据此书。宋人称唐族以卢、柳理家甚严，柳与唐终始为尤可贵，故颇重此书。录有佚文的，据笔者所知，《考异》引有五条，《魏公谭训》、《石林燕语》、《能改斋漫录》、《爱日斋丛抄》、《澄怀录》（载重编本《说郛》卷二三）各引有一二条^[30]。

以上笔者举例说明，做好唐代佚著考证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通检书目、全面考证、重视佚文。但知易行难，真正做到这十二个字谈何容易。所以这里再次声明，本文指出刘《考》唐代部分的疏漏，仅仅为了说明上述三个问题，而不是对其全书的评论。

（原载《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注释】

[1]彭砺志：《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初步研究》，吉林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打印本，第12页。

[2]陈尚君：《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9年第1期。

[3]刘兆祐：《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台湾编译馆1984年。下文简称“刘《考》”，并标明页码，不再出注。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5史部目录类一《崇文总目》条，中华书局1965年，第728页。

[5]《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明清时少见流传，光绪末叶德辉始刊刻行世。学界以为它是南宋绍兴年间所编求阙书目，其重要性迄今未受到足够认识。其实它原本是《崇文总目》编成后秘书省又陆续搜求到的四库原阙之书的目录，约编成于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也就是说，它著录的唐人著述北宋前期仅民间偶有流传，后期始为国家藏书机构所收藏。参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初探》第2章，吉林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打印本。

[6]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辨证（史部）》，见《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47页。按：此文亦未引《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www.xing528.com)

[7]《宋志》传记类有“史演咸宁王定难实序”，刘《考》曰：“演，生平待考。按：此书《宋志》始见，殆为宋时人。”拙著《新唐书艺文志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0页）考《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已著录，前有“唐”字，咸宁王即唐将浑瑊，定史演为唐人。今按：此书原列张昭之书后，张昭即修《旧唐书》之张昭远。疑为据“唐史”铺“演”浑瑊征讨事迹之书，且出张昭远之手，“史演”非撰人名。

[8]陈尚君：《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辑考》，《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127页。

[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38—41页。

[10]慧琳：《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附《引用书索引》，第502页。又：晏殊《类要》残卷引录近五十则，参《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11]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3，中华书局1958年，第17页。

[12]李景和：《嘉泰吴兴志》辑本，《吴兴丛书》本。

[13]王定保：《唐摭言》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

[14]王明清：《挥麈后录》卷2，《四部丛刊》本，第28页。

[15]王明清：《玉照新志》卷1，《丛书集成》本，第7页。

[16]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17]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35页。

[18]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5《崔氏日录》下引陈氏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01页。

[19]陶谷：《清异录》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页。

[20]孙星衍：《章宗源传》，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首，《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4943页。

[21]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5049页。

[22]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1，《四部丛刊》本，第5页。

[23]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24，《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166页下。

[2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50页。

[25]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22，《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151页下。

[26]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14，《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104页上。按：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卷19收录颜、包书，且谓颜书“或缓兵之策，未必诬也”。（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全唐文》第5册附，第91页。）

[27]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16，《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116页上。

[28]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2，《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9页下。

[29]陈光崇：《〈壶关录〉与〈通鉴〉》，载《通鉴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4—220页。

[30]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二收录此书，约三千字。然诸书所引佚文仍有不见于此者，疑非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