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佚著考证成果-古典目录学研究

所谓佚著，即原有其书而后世亡佚的著述。有关佚著的记载，散见于各种类型的文献，以历代书目的著录最为集中。尤其在历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佚著，大多会在书目中留下踪迹。所以书目对于佚著考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检有关书目可以说是佚著考证的不二法门。具体对唐代佚著考证而言，两《唐志》之外，宋代各类公私书目最为重要。刘《考》所列参考书多达近千部，其中几乎囊括了历代的重要书目，现存或有辑本的宋代书目无一遗漏，说明作者深知书目对佚著考证的意义。但从其具体考证来看，遗漏之多实属惊人，可以说每一部书目都有失检之处。以《崇文总目》为例，《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史部著录的唐人佚著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史部或拙补曾据以收录的共三百四十六部，其中《崇文总目》著录二百四十四部，而刘《考》提及的只有八十部，失检一百六十四部。从刘《考》引用书目情况来看，其失检的原因，一是对各种书目的重视程度不同，二是纯属疏漏。

宋代编撰的书目较多，体例繁简不一，保存完缺有异。清人说：“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晁氏、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此书（《崇文总目》）则若存若亡，几希湮灭。”^[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解题，而且除传本外，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撷取殆尽，历来为学者所重。《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的释文在《文献通考·经籍考》、《玉海》等书中保存较多，清代以来已有辑本。刘《考》于此四目或者说对《文献通考·经籍考》、《玉海》搜讨较勤、失检较少，其他书目著录而无解题的，注明与否极为随意。这种做法最明显的不妥是体例不一，不能确切详实地反映佚著的流传情况，使人误认为它未注明的就是书目没有著录。另外，在《新唐志》以外的无解题书目中，刘《考》引及最多的是《通志·艺文略》（但失检仍复不少），常说“此书《新唐志》、《通志·艺文略》著录”。盖因此目流传有绪，向为目录学史家所重。但佚著考证之详列书目著录情况，目的在于反映其流传源委，更应重视公私藏书目录。如《崇文总目》所载为北宋前期藏书，《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之书为北宋后期搜求所得^[5]，《遂初堂书目》为南宋尤氏私藏书目，即便没有解题，其著录本身已经提供了有用的讯息，应予一一注明。相反，《通志·艺文略》乃丛抄旧目而成，其著录同于《新唐志》者，正因抄自后者，若图简省，不妨只引其中著录不同或有注文的。

如果说上述观点只是笔者的管见，书目的简单著录失检再多也无伤大雅的话，刘《考》使用书目时的如下几点疏漏是很不应该的。一、日人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编于宽平年间（889—897年），收书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大多为唐朝东流日本的汉籍，不少后世国内亡佚之书，都赫然在目。清末传入国内，学界为之震惊。对于唐代佚著考证而言，它的价值不在宋代书目之下，刘《考》何以竟未参考，令人费解。二、宋代书目中的解题，往往保存了关于唐代佚著的珍贵甚至唯一的信息，刘《考》失检的有近三十条。三、部分唐代佚著宋时已少见流传，刘《考》或不置一辞，或断言“此书始见于《宋史·艺文志》”，其实往往见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遂初堂书目》等书目。四、书目的编排顺序往往有助于佚著的断代，刘《考》于此颇多疏忽。如其断为宋人之书而拙著补收、其断为唐人之书而拙著不收的二十多部书，除极少数无可确考外（《欧阳家谱》可能以作宋人之书为妥，拙著误收），大多都有确凿史料可证其误。这些书《宋史·艺文志》分别著录于唐人或宋人著述之间，刘《考》如果略加注意，即便没有看到其他材料，也不致误断。五、刘《考》在列举书目著录后所加案断偶有失误。

以上各种疏漏有时在刘《考》的同一条目出现，为免于分别举例时重复提及书名，今以其失考较严重的几部书为例。

正史类柳芳《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人最重要的史书之一。《崇文总目辑释》著录作韦述撰，且说：“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释文除辑本外，还见于《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九，刘《考》（第12页）失引，未能说明此书编撰始末。如推测柳芳所据为吴兢“百卷之书”，似乎其自撰有三十卷之多。其实《新唐志》的“吴兢《唐书》一百卷”据史传而误载，《史通·古今正史》、《玉海》卷四六引《集贤注记》都说是一百一十卷。参考上引及史传记载，柳芳在韦述本基础上增撰了十六卷。

别史类《汉书问答》五卷，原无撰人。刘《考》（第198页）只“据《唐书·经籍志》补”作“唐沈遵撰”，别无所考。其所据实为《新唐志》，此尚属偶疏。《通志·艺文略》著录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汉书问答》十卷，沈遵行撰。”《崇文总目辑释》：“《汉书问答》五卷，沈遵行撰。采诸儒为《汉书》说者申释其义，有博闻之益。然篇第颇差，讨求未获，阙列传以下诸篇。”知此书撰人当作沈遵行，原为十卷，宋世只存五卷。另外，据说《通宪入道藏书目录》第十六柜有《汉书问答》三卷，不著撰人名氏^[6]。

别史类袁皓《兴元圣功录功臣录》三十卷，刘《考》（第200页）：“两《唐志》作三卷，《宋志》作三十卷，疑《宋志》误。”《宋志》此处确有误，前人多未见及。《新唐志》、《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并著录《兴元圣功录》三卷，《功臣录》三十卷。前一书为僖宗时袁皓所撰，纪德宗时李晟平乱之功；后一书仅辑释本《崇文总目》作袁皓撰，其他书目皆无撰人名氏，《通志·艺文略》注称“自太公至郭子仪”。可见《宋志》中间脱“三卷”二字，刘《考》于宋代三书目皆失检，误二书为一。又《旧唐志》止于开元，不会录及唐末之书。

故事类李肇《翰林内志》，刘《考》（第288页）：“《新唐志》职官类及《通志·艺文略》职官并著录《翰林内志》一卷，不著撰人。疑此书非肇所撰，《宋志》误题也。”按清钱绎疑此书即李肇《翰林志》，亦误。《玉海》卷一六七：“《书目》：《翰林内志》一卷，集韦执谊《翰林故事》、李肇《志》、韦处厚、丁居晦、杜元颖《壁记》、韦表微《学士新楼记》为一书，集者不知名。”可知其为集六篇为一书，误题李翰撰或因所收李《志》为言翰林典故者之祖。又书中收录开成二年（837年）丁居晦《壁记》，独阙光化（898—890年）中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殆集于开成、光化间。(www.xing528.com)

传记类王起《甘陵诛叛录》，刘《考》（第506页）引史传推断为唐王起所撰，实无确据。《宋志》此书前后数十部皆宋人之书，《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三引陈氏曰：“《中兴书目》有《甘陵诛叛录》，称殿中丞王起撰，起时为文彦博客。”足证王起为宋人。类似的例子如李陞《登封诰成录》列于二十四部书名殿以“录”字之书之末，前有宋人之书，刘《考》（第445页）断为僖宗子，从书名反映的内容看是不可能出于唐末的。至于《云南事状》以及武密、薛儆、崔立、卢骈、蔡京（《王贵妃传》作者）、史演、李随、郑洵（珣）瑜、黄克昇、张履冰、田晋、裴扬休、李居一、僧应物等人之书，原列唐人著述间，其他书目有的明标为唐人，刘《考》作宋人皆误，详参拙著各条^[7]。

传记类陈翃《郭令公家传》十卷、《忠武公将佐略》一卷，刘《考》（第401页）引《新唐志》、《通志·艺文略》著录为《郭公家传》八卷，按云：“《宋志》所著录视《新唐志》多二卷，疑后人有所附益。”又疑后一书“亦载子仪事者也”。按《崇文总目》有《郭公家传》八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有《忠武公将佐略》一卷，撰人并同。《郡斋读书志》：“《汾阳王家传》十卷，右唐陈雄（原误）撰。雄本汾阳王郭子仪僚吏，后又从事浑瑊幕府，故传不名。第九卷录《行状》，第十卷录副佐三十三人，大将二十七人，曰《忠武公将佐略》。”《玉海》卷一三四：“《郭令公家传》十卷，《将佐略》并人名在内。第九卷《行状》，第十卷《将佐略》。”又：“《忠武公将佐略》录副佐三十三人，大将二十七人，官至宰相者七人，节度使二十八人，尚书丞、郎、京兆尹十人，廉察使五人。”

仪注类韦公肃《礼阁新仪》，刘《考》（第544页）引及《直斋书录解题》、《玉海》，按云：“此书三十卷，《新唐志》作二十卷，误。”其说颇嫌武断。《崇文总目》亦作二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四有曾巩长序，内称：“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相参校，史馆及秘阁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八，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知此书宋初确有二十卷本，且较三十卷本完具。类似的例子如高峻《高氏小史》，宋代书目多有著录，卷数互异，刘《考》多已引及。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史类著录为五十卷，注云：“渤海高峻撰，起五帝，讫唐初。”据考高峻的“生活年代不迟于开元中”，而非宋人所说的元和时人^[8]，知其原书五十卷，宋世所行诸本皆经后人增续。

地理类徐云虔《南诏录》，刘《考》（第748页）引及《新唐志》，又说：“《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载云虔于大中（847—859年）年间尝使南诏，此编盖载其见闻也。”按此书《崇文总目》已著录，《南蛮传》载云虔乾符（874—879年）年间及中和二年（882年）使南诏，非大中年间。《唐会要》卷九九载云虔乾符五年七月使事较详，明言：“还，进《南诏录》三卷。”《玉海》卷一六：“《书目》：《南诏录》三卷，唐徐云虔撰。乾符中，南诏请通好，邕州节度使辛谠遣徐云虔复命，使回，录所见闻上之。”《直斋书录解题》：“《南诏录》三卷，唐岭南节度巡官徐云虔撰。乾符中邕州遣云虔使南诏所作，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及使事。”

传记类徐浩《庐陵王传》，《直斋书录解题》称：“叙狄仁杰、五王事。”五王即张柬之、敬晖、崔玄、袁恕己、桓彦范，以拥庐陵王复位，封为郡王。刘《考》（第399页）疑“五当为立”，非是。地理类曹璠《国照》，又有《须知国镜》，刘《考》（第734页）谓：“镜、照二字可通，疑系避武后讳改。”孙结《唐国鉴图》，《新唐志》作《大唐国照图》，刘《考》（第734页）谓：“鉴、照二字可通，疑系避武后讳改。”按武后曾诏李重照改名李重润，改字与此不同。据陈垣《史讳举例》卷八，宋太祖祖名敬，避谐音，镜改为鉴，或为照。可见书名中的“镜”为本字，“鉴”、“照”皆宋人讳改。陶弘景《真人水镜》、刘轲《帝王镜略》，《宋志》中“镜”并讳改为“照”。《西南海蕃行记》的作者达奚弘通，刘《考》（第726页）说：“弘字衍，今据《新唐志》正。”盖未注意到《玉海》卷一六引《书目》亦作达奚弘通，《宋志》又有达奚洪（原注：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原名当为弘通，宋人讳弘，或省“弘”字，或改为“洪”，或又脱字。

刘《考》于著录唐代佚著较多的宋代书目失检太多，不暇尽举。其他如《隋书·经籍志》已著录皇甫遵《吴越春秋传》，是否如宋代书目所说为唐人之书值得怀疑；《隋志》已有《小史》八卷，高峻《高氏小史》或即仿此而作；《高氏小史》、《邠志》明代《文渊阁书目》尚载，《云南别录》更见于清人《也是园书目》，可见亡佚较晚，刘《考》亦皆未见及。这说明其他时代的书目对于考证唐代佚著也偶有参考价值，不可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