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研究》新唐书艺文志补自序

唐代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光辉的顶峰之一。作为文化的结晶和载体，唐代丰富的文献典籍，凝聚并折射着这一光辉时代的文化精华。但是，由于唐代后期和五代时期连绵不断的动荡，国家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工作长期得不到重视，以致两《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漏略相仍，给全面深入地研究唐代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早在宋代，人们已经认识到纪唐代著述之盛的必要性。宋高宗绍兴年间编撰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唐新撰书目录》一卷，其内容虽不得而详，但从书名来看，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纪一代著述的书目。到了本世纪初，著名学者刘师培更曾经寄希望于“后之补《唐志》者”。然而从清代以来，补史艺文志领域硕果累累，几乎覆盖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唐志》）的撰补工作却迄今未能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个中原因，应该是和《唐志》的性质分不开的。

《唐志》在《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的开元时代藏书基础上，补录了二万多卷唐代著述。已故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曾经指出，《唐志》的这两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已经开始了清代补史艺文志的作法和意义。这在我国目录学史的发展上，是值得注意的”。这一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仍须进一步加以深入探讨。

我们认为，《唐志》“补史艺文志的作法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较《旧唐志》补录了多少卷图书，而更重要的“作法和意义”是它的补录依据及编制方法和传统史志目录迥然有别，却和清代以来补史艺文志的作法不谋而合。从《汉书·艺文志》开始，我国史志目录的作法，就是删略官簿，“以备篇籍”。目的是纪国家藏书之盛。所以同一史书中，纪、传中提到的图书在经籍或艺文志中往往没有著录。比如《隋书·儒林传》、《隋书·文学传》所附载的五十五种图书中，只有二十二种并见于《经籍志》，还不到半数。清人补史艺文志的区别在于，它们不仅没有可能根据当时的国家藏书目录来反映那一时代的藏书情况，并且也不只是根据后代书目和现存书籍来反映当时的著述之盛，而更主要的是通过捃摭史传杂著来反映当时的著述情况。这种即使以“纪古今之有无”相标榜的《通志·艺术略》也有所不能的作法，可以说是从宋代欧阳修等编撰《唐志》开始的。《唐志》补录部分并不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只是“依据宋代藏书或宋代藏书目录所著录的”，它几乎已经把《旧唐书》纪传中《旧唐志序》所谓“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的唐代著述以及《新唐书》增传所附载的唐人著述，一一加以收录，其最明显的痕迹是《唐志》注以“卷亡”二字的六十种图书。我们弄清了这一湮没近千年的事实真相，并对《唐志》“补史艺文志的作法和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以后，也就可以理解《唐志》只补唐人著述、以书类人、以时代先后编次等特殊的作法，并对清代以来学者们未补《唐志》的原因得出了个比较正确的结论。正因为史传是《唐志》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以捃摭史传作为主要途径和方法之一的补史艺文志，在这里就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

事实上，欧阳修的补史艺文志作法是不自觉的，而不过是对中晚唐以后书目文献不征的一种补救措施。加以当时的闻见所限，如果从记载唐代著述的意义上说，《唐志》的缺漏仍随处可见。大致说来，有下述三种情况：第一，史传、《旧唐志》和《崇文总目》著录而《唐志》失收的书籍，有的是偶然漏收，如王玄度《周易注》；有的是不知其编撰时代，如《李子正辨》一书，《崇文总目》列在儒家类之末。这是由于编撰者的失误而偶然漏载的。第二，史志尚简，所以《隋书·经籍志》总序说：“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唐志》在这一点上是走得最远的，取以与其他史志比较可知。它不仅是删去一些具体书目，而且有些部类的书籍几乎不收，如地理类的州县图经。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中的“编次失书论”，对此有所评论，本书内的一些补充按语也作了说明。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对学术研究显然是不利的。比如射经、射诀之类书，《唐志》仅载三种，而宋代书目著录的有三十余种，其中至少一半以上是唐人所作，可以确定为宋人作的没几种。这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度说明唐代的尚武风气，但在《唐志》中显然没能得到反映。这些书籍在宋代仍有流传，而《唐志》大都漏略，恐怕尚简是其中原因之一。第三，由于史志性质所限，编撰者并未广泛搜罗，许多在唐代广泛流传或未曾流传的书籍，因不见于书目和史传，《唐志》也就不可能予以著录。比如崔憬《周易探玄》等书，在唐代就曾受到人们的重视，并被大量征引，《唐志》失载，原因盖即在此。至于欧阳修以后重新浮现于世的书籍，《唐志》失载，就更不足为奇了。(www.xing528.com)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唐志》是《旧唐志》的补作，那么它只是完成了其中最基本、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搜集范围，更加完整全面地反映唐代的著述情况，应该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从理论上说，汉、隋、宋诸史艺文志的补作，和原志的仅记藏书（我们认为《隋志》也是根据唐初魏徵、谷那律等所编的一部书目编撰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而《唐志》的补作，却是进一步完成其“补史艺文志的作法和意义”，可以和本志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然而，《唐志》撰补工作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不可能从史传中获得比较集中而确凿的材料，因为欧阳修已经把史传附载的绝大多数书籍补入《唐志》。其次，唐人著书被唐宋类书和注疏征引的反而比隋代以前书籍少，而散见于各种杂著，断代也颇为不易，因而缺乏比较集中的参考材料。再次，宋代书目完整传世的并不很多，私录所载毕竟简略，《通志·艺文略》和《宋史·艺文志》著录虽然宏富，但编排混乱（至少从时代先后上说是这样），错误亦复不少，利用起来颇有不便。我们在这里并非要强调这项工作的难度，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从清代以来，许多前辈学者致力于辑考宋代书目，编撰专科目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补《唐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前辈学者陈乐素先生倾其心力，成《宋史艺文志考证》，笔者曾向先生哲嗣陈智超教授询求其书，可惜尚未出版。）敦煌遗书、日本汉籍、唐代墓志的发现、刊布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图书的进一步流通，目录学和索引学的发展，也为尽可能扩大材料搜集范围和尽快检索文献提供了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参考前人的成功经验，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编撰《新唐书艺文志补》，为补史艺文志领域填补上这块令人遗憾的空白，应该是水到渠成之时了。

笔者在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还只是个学生，免不了孤陋混俗，读书原为稻粱谋，很偶然地徘徊到了学术门槛之侧，或许以后不定哪天，又不得不他去奔走生计。在这短短的几年里，我很为做了这件违时背俗的事情而感到高兴。在从事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也得到了莫大的愉悦感。当回头重读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中“岂非一大快事哉”、“意者自信其不浮也”这两段话时，我不禁发出会心一笑。遗憾的是，由于自己赋性慵懒，素乏学养，加上仓促成编，难免有穿凿挂漏的地方，较之章宗源、姚振宗诸前辈涉览之博、考证之精，委实不可同日而语。但敝帚自珍，虽然明知不足寓于方家之目，仍以公诸当世，热切希望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指教。

（《新唐书艺文志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