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研究》：排除梁有与其他书目的关联

姚氏发现《隋志》“梁有”的一些疑点，本来具有一定意义，问题在于他试图用它采录“梁代书目”甚至“宋齐梁陈四代书目”来解释这些疑点，既无助于真正解疑释惑，也与史志目录编撰体制不相符合。

“梁有”全据《七录》，毋须采录其他书目，首先是由《七录》之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七录序》云：“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显然，《七录》是阮氏根据他所搜集到的宋、齐、梁三代公私藏书目录汇编而成的。姚振宗说：“大抵宋齐书目所有者，梁代诸家书目无不有之，故概以‘梁有’括之也。”（第9页）这一说法施之于梁代其他公私书目实有未安，因为宋齐藏书到梁代已过数十百年，多少会有所遗佚，不可能都见载于梁代藏书目录，而《七录》“总集众家”，自然仍有著录。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志》用“梁有”代指《七录》，其实是不够准确的，“梁有”之书梁代未必皆存于世，应该理解为“梁代书目《七录》中有”。姚氏又说：“此言‘宋有’者，谓王俭《七志》也。本志引《七志》，唯见此条，亦疑仍是‘梁’字之误。”（第113页）疑为字误倒亦未必，《隋志序》有“近观王、阮《志》、《录》”之语，其参考《七志》毋庸置疑。注文中之所以仅言“宋有《三家经》二卷亡”，应该是其他图书都被阮孝绪抄入《七录》，即已在“梁有”之内，只有这部书阮氏偶尔漏抄，故独注为“宋有”。

关键问题是，“梁有”是否还指其他梁代书目？《隋志》著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殷钧撰；《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刘遵撰；《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刘孝标撰。两《唐志》又有丘宾卿《天监四年书目》四卷，适与文德殿目同年，姚振宗、余嘉锡诸人疑即一书，未有确据。天监中书目，已为阮氏所采录，其中文德殿目著录最富。阮序后附《古今书最》云：“《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秘书监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史通·点烦》篇云：“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由是区分有别，品类可知。”据此分析，阮氏自序中所谓“校之官目”，具体来说就是以收书最多的文德殿目为基础，凡出自该目的图书都用红笔书写著录，其他官目则与私簿同样，只是作为校补的依据。其著录图书除外篇佛法、仙道二录不计，仅内篇五录即达三千四百五十三种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卷，比文德殿目多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七卷，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因为当时公私书目著录多为一万多卷，没有超过文德殿目的，除去与文德殿目重合之书，必定所剩无多，阮氏只有将其他书目中所有余书尽数收入，才有可能增加近一万五千卷之多。即便有少数遗漏，亦当纯出偶然疏忽，可以忽略不计。阮氏自言“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洵非虚语！

但是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编撰年代史书失载，阮氏是否见及，无从得知。姚振宗考证说：“案刘遵初为昭明太子舍人，后为简文帝东宫中庶子，所著目录本传不载其事，不知何时。或当在中大通以后。”（第389页）但他在考证簿录类诸书时又认为，《七录》成书于普通四年，《七录》以上诸书皆阮氏所及载，则刘遵之书当成于普通四年前，这显然陷于自相矛盾。丁氏针对其后一说提出批评：“《梁东宫四部目录》为刘遵于中大通二年至大同元年间除简文帝中庶子时所撰，这比孝绪于普通四年撰《七录》时晚了七至十二年，孝绪怎会知道？《七录·古今书最》及簿录部不载此书实属自然。故姚氏言此目在《七录》之内，实误。”《古今书最》每代仅列一二部主要宫廷书目为代表，刘遵之书为东宫书目，收书亦当少于文德殿，其不见录固宜。《七录》簿录部著录三十六种之多，显然不止《古今书最》所列寥寥数种。因《古今书最》没有提到刘遵的书目，就断言《七录》“不载此书”，这是没有道理的。又《梁书·昭明太子传》云：“于时东宫有书凡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此普通中事也。刘遵由昭明太子舍人累迁宣惠将军记室，而萧纲入为宣惠将军在天监十二年（513年），则刘遵任昭明太子舍人应该在天监前期。其时东宫藏书未臻盛期，但宫廷编撰书目之风正盛，刘遵于此时编东宫书目，亦自可能。丁氏不提刘遵为昭明太子舍人事，而断言此目编于简文太子中庶子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何以令人信服？退一步说，即使此目编于刘遵去世的大同元年（535年），仍在他所谓三帝称谥之前，更比刘璠降魏的承圣元年（552年）早十七年，按他的说法仍不可能著录三帝、刘璠著作。再退一步说，即使忽略前人之说的各种漏洞，承认刘遵之书比《七录》晚七至十二年，用来解释姚氏所谓多载“并时之人”的疑问，如此短暂的时间差，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而在考证出《刘缓集》的编集晚于大同二年之后，则其不可能见于刘遵书目，更已确然无疑。姚氏后序中又用《隋志》采录“宋齐梁陈四代书目”这一提法，显然也是为了解释三帝称谥及“并时之人”的疑惑，但用“梁有”兼包陈代书目，于理未安，且陈代书目中何以除三帝外，没有其他大同三年以后的著作，亦令人难以索解。而在考证出《七录》成书于大同二年之后，再据《南史·阮孝绪传》所载阮氏去世时，“梁简文在东宫，隆恩厚赠”阮氏子，则阮氏与简文关系亦非寻常，即使刘遵所编为简文东宫书目，阮氏必得见而采之。另外，由于《七录》并非藏书目录，在采录前人书目的同时，还可以据耳目闻见收录，以此来解释“梁有”多载阮氏同时人著作，岂不是更为合理吗？

“梁有”全据《七录》，不会采录其他书目，同时又是由《隋志》之性质和特点决定的。《隋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史志目录。班固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目的在于反映西汉盛时藏书之富。后来《旧唐志》亦据《古今书录》著录开元藏书，以其下距唐亡尚远，每为后人所诟病，不知彼实独得班氏之遗意。姚氏之世，史志既变其体，补志风气复开，皆以旁搜博采，通录一代著述为职志。适《隋志》总序有云：“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姚氏以补志国手读之，以谓唐贤亦擅其惯技，以排比“旧录”为能事，乃欣然引为同道。故其言曰：“其纂修《经籍志》也，以隋代官私书目所谓见存者类次为长编，附以梁代之所有”，“欲综括梁以来所有为一志”。（第864页）实则此技古者唯阮孝绪、郑樵、焦竑数子偶尔为之，至清人始精于其道。《隋志》所据“旧录”，王重民曾撰专文考证为《大业正御书目录》^[16]，笔者则考证其为唐太宗贞观中魏徵校书时编撰的一部书目^[17]。这两种说法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隋志》正文主要依据隋代或唐初一部官藏书目，略作增删。其附注“梁有”，则因此志原为《五代史志》之一，而梁为五代之始，典籍号称完备。史志苟简，参据一前一后两部著录最夥的书目，足以略显五代藏书之始终，不必复参其他书目。其序中所言增删，观其著录图书部卷数及小序“删其见存可观者”等语，盖增为虚辞，删乃实事，特其任意废书之遁辞耳。此于“梁有”尤为确凿无疑，其故略有二端。既属梁有今亡，则深浅雅俗、有无弘益何从谈起，一也。《七录》汇编宋齐梁公私书目而成，即便偶有遗漏，谅必不多。今“梁有”近二千种，若复有依据其他梁代书目者，则其于《七录》删弃其半，复于其他书目中偶为阮氏漏略者费力搜讨，此理所难通，事所必无，二也。

正如丁延峰所指出，考辨“梁有”的主要意义，在于“根据所注‘梁有’等是否可以辑录《七录》”。他的答案是否定的，认为今日可以确知见于《七录》的只有各种古书中明确引用的四十种，并主张“在转引《隋志》载梁代书籍时，除非有可靠的证据，否则你就还必须使用‘梁有’，而不能言必称《七录》”。其实姚振宗虽然首倡“梁有”有出于《七录》之外的说法，但其具体所指不过上文引用过的寥寥几位作者及其著作，至于其他绝大多数“梁有”乃至正文著录的阮氏以前著作，他仍然认为皆当见于《七录》，故在多数类末都对《七录》、《隋志》著录种数进行比较，经常推测后者当有多少种见于前者。如在儒家类末云：“本志所载七十四种，除去《武侯集诫》以下八种，正合六十六种之数。”（第424页）意谓《隋志》正文和附注中前面共六十六种即《七录》儒家类的全部图书，后面八种《七录》在文集录杂文部，《隋志》重出于此。综观《隋志》，除史部部分小类外，经子集三部删弃《七录》都不很严重。若循姚氏方法作进一步考证，当能推测出《七录》著录图书约三千部，占内篇五录原收之书的十分之九，不啻《七录》简目重现于世，这将具有何等重大的学术意义！轻信姚氏几点似是而非的怀疑，却对姚氏全书中随处可见的基本观点熟视无睹，惜哉！

（原载《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与殷炳艳合写）

【注释】

[1]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第864页。下引该书仅括注页码。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53页。

[3]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8，《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第62页。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5，中华书局1965年，第726页。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0，中华书局1965年，第339页。(www.xing528.com)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4页。

[7]李曰刚：《中国目录学》，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第129页。

[8]胡楚生：《中国目录学研究》，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80年，第180页。

[9]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70页。

[10]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11]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12]丁延峰：《〈隋书·经籍志〉之“梁有”考释》，《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13]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14]钟仕伦：《金楼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13页。

[15]丁延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辨误三则》，《新世纪图书馆》2005年第3期。

[16]王重民：《对于〈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7期。

[17]张固也：《〈隋书·经籍志〉所据“旧录”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