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录》之后并非古典目录学研究的作品

“梁有”之书是否尽出《七录》，首先应该考察其中有无在《七录》之后编著的图书。姚振宗云：“按《七录·序目》题普通四年，别详史部簿录篇。志中所注称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之谥，必非《七录》本文，自是后人追改。他如朱异、萧子显、陶弘景、何胤、刘敲、刘潜诸家，皆并时之人，或卒于阮氏之后，而志皆附载其书，亦曰‘梁有’。”（第9页）姚氏指出“梁有”称阮孝绪死后才有的三帝谥号、附载“并时之人”著作，但并未直接据此断定其书不见于《七录》，而只作为立论之参考依据。他在具体考证图书时，也都贯彻了这一原则，如：“按（王）规卒于梁大同二年，阮孝绪亦于是年十月卒，是规与阮同时人，或及见其书，而附著于《七录》，未可知也。又似据梁人别家书目。”（第205页）“陶弘景与阮孝绪皆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在普通四年《七录》成书后十三岁，《七录》曾否载及弘景之书，不可详考。”（第599页）又如《隋志》五行类之末云：“梁有刘潜《泉图记》三卷，亡。”刘潜卒于简文帝大宝元年（第550页），比阮氏晚卒十四年，但姚氏该书考证仍仅说：“不知是否《七录》旧第，恐阮氏不如是之谬也”，这主要是从归类之“谬”而不是从卒年之晚来提出怀疑。

今人似乎没有领会姚氏这一深意，沿着姚氏之说越走越远，貌似尊姚，实属曲解。如王欣夫说：“注有称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的谥号，当然不是阮氏原文。又如朱异、萧子显、陶弘景诸人皆阮氏同时人，或卒在他后，而志载其书仍曰梁有，这显然不是《七录》所有了。”^[13]其说全出姚氏，只不过说得更加肯定。丁延峰在论及梁元帝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释氏碑文》三十卷时说：“梁元帝生于天监七年（508年）八月，至普通四年时，才十五岁（按古人习惯当作十六岁），是不可能著成一百一十五卷的煌煌巨著的，必是普通四年之后所作，故此两书必为别目所采。而且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都是逝后谥号，三帝都在普通四年之后驾崩，但‘梁有’中却多次使用这些谥号。”在详列“梁有”中的三帝著作后，又说：“姚氏言史部簿录篇，实误，史部簿录篇并无。或许‘追改’，抑或采自其他目录及材料，但非《七录》明也。”姚氏所言，是指其在史部簿录篇中考证《七录》撰于普通四年，并非三帝著作载于该篇；“追改”云云，乃怀疑《七录》原载三帝著作，唯不称帝号，《隋志》始为追改。若承认“或许追改”就不能说“非《七录》明也”，这两点批评皆属无的放矢。丁氏以萧绎生年推断其著书在普通四年后，更难以尽信。梁元帝是历史上以早慧勤学著称的帝王之一，据其《金楼子》自述，五岁能诵《曲礼》，六岁能作诗，十三岁诵《百家谱》，十五岁有志作子书，其一生著书四十多种，十六岁前有所著述，一点也不奇怪。况且古代帝王著书，多由文士代笔。《金楼子·著书》篇在十部书下注有“金楼付××撰”、“金楼与××撰”、“金楼使××撰”等，即其明证；多数书下注云“金楼自撰”等，唯《注前汉书》等几部书下无注，仍有可能出自文士之手。萧绎七岁封湘东王，至十九岁都督荆州，王府文士既众，复广结名流如裴子野、萧子云辈，文学声名甚著。他在普通七年迁荆州时，随府臣僚中有臧严，《梁书》卷五〇载其侍湘东王读，累迁记室，“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则臧严在普通四年前为萧绎注《汉书》，并非没有可能。三帝不同时期著书，署衔自然各异，《隋志》大都以谥号称之，显然是后世所追改；古代书目重视更早的前人著作，但也可以著录同时人著作。姚氏深知此理，所以并未说《七录》不能著录三帝和其他“并时之人”的著作，只是以此作为其他证据的补充，认为也有可能根据其他书目，立论比较谨慎。今人试图将这类怀疑坐实，可惜并未提出更坚实的理由，失于武断。

丁氏论证“‘梁有’书籍中有作于普通四年之后者”，还提出一个证据。《隋志》云：“梁有《毛诗义》四卷、《毛诗笺传是非》二卷，并魏秘书郎刘璠撰。”丁氏说：“姚振宗于《隋志考证》此目下云，作者始末未详。但据考，刘璠字宝义，沛国沛人也，著《梁典》三十卷。曾侍梁，后降魏，归北周。《周书》、《北史》有传。……据《隋志》所云，知所撰此两书应在降魏后，而刘璠降魏是在承圣元年，即公元552年，这一时间比阮氏撰《七录》时晚了近三十年，孝绪卒于梁大同二年，即536年，此两书自是不被阮氏所知。”北周刘璠声名甚著，所撰《梁典》古书中常见引用，姚氏焉能不知？其不加引证者，盖以深知《七录》不载北朝著作，此人与治《毛诗》之刘璠非同一人。《隋志》附注“梁有”，作者前冠以“魏”字者数十部，皆曹魏著作，北魏著作无一见载；正文著录曹魏、元魏著作时，则分别标为“魏”、“北魏”，无一相混。刘璠这两部书，附注于曹魏司空王基书之下，吴侍中韦昭书之上，必为曹魏时人无疑。晋有刘璠，附载《晋书·刘弘传》，已嫌时代稍晚，未必即为此人，更遑论北周刘璠矣。因此，丁氏全文中这条唯一独出胸臆、重点考证的论据，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简单错误。(www.xing528.com)

其实要从多达一千五百多条“梁有”中，根据姚氏考证找出几条成书于普通四年之后的证据，本非难事，丁氏特未细检耳。如别集类云：“梁有《安西记室刘绥集》四卷、《沙门释智藏集》五卷，亡。”姚振宗考证“刘绥”当为“刘缓”之误，并怀疑“刘缓则卒于阮孝绪之后，此二集亦未必定在《七录》也”（第808页）。据《梁书》卷四九：“缓字含度，少知名。历官安西湘东王记室。时西府盛集文学，缓居其首。除通直郎，俄迁镇南湘东王中录事。复随府江州，卒。”湘东王即萧绎，大同元年（53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进号安西将军，三年闰九月二日进号镇西将军，六年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年）徙荆州刺史。刘缓在任安西记室后，还应该在镇西将军、镇南将军府中任职，并卒于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间。他的文集既然题衔仍为“安西记室”，必定编于大同二年（536年）正月至三年闰九月担任这一官职期间。这是一条“梁有”之书作于普通四年之后的确凿证据，但此书是否必定不在《七录》之内而是依据其他梁代书目？答案恰恰相反，因为其他梁代书目都编于大同元年以前，不可能著录此书，而阮孝绪卒于大同二年十月，唯有其卒前数月内编定《七录》，才有可能著录此书。又，此书实为“梁有”最后一部士大夫文集，其下《沙门释智藏集》因作者的僧人身份而附于末，所以大同二年可以看作“梁有”之书的时间下限，这与《七录》相符。阮孝绪《七录》自序说，普通四年（523年）二月十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这分明是开始编撰的日期。他以处士之身，独撰《七录》，著录图书达六千多种，一一为作解题，别说一年之内，恐怕三年五载也未必能够完成，应该是523年至536年间长期编撰，临终前才成书。因此，以普通四年作为《七录》成书之年，进而以“梁有”有无晚于此年之书来判断其是否尽出《七录》，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难以成立。综上所考，《七录》直到阮氏大同二年卒前才编成，并且著录了当年新编图书，姚振宗以来对其收录“并时之人”著作的怀疑，至此涣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