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最》记载《七略》、两《汉志》收录图书若干“家”、若干“卷”，《晋中经簿》下则称“部”、“卷”，东晋南朝目录则并记“帙”、“卷”。《探微》认为“家”与“部”相同，均为“种”义。这一粗略类比，未尝不可。但不甚准确，汉代目录的一家，有时不止一种书，如六艺略中的一家经学有时包括经、传、记等两三种以上书籍。
《探微》又认为：“自《晋元帝四部书目》起至梁时的官修书目，只记录帙、卷，则不能如实反映官府收藏的图书种数，因而不能准确反映一个时代图书的全貌，这应是这些目录编制上的一大阙失。”未记种（家、部）数，固然是一大阙失，阮孝绪《七录》并记“种”、“帙”、“卷”，正是有意识地弥补了这一阙失。但东晋南朝目录增记“帙”数，反映出当时藏书制度的合帙现象，别具重要意义。卷轴时代帙、卷之间的数量关系究竟如何，古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近代以来，叶德辉、马衡、余嘉锡等大家各有研究，大致认为以五卷或十卷为一帙，惜不能言之具体。辛德勇先生通过研究《金楼子·著书篇》中的梁元帝著述书目，得出两点规律：“（1）每一帙内不能混装两种以上不同的书籍。（2）一种书每十卷装入一帙，余出的零头和不足十卷的书籍，均单盛一帙，不与其它书籍相混。”[17]这一规律验之于《七录》目录，亦若合符契，但与《古今书最》似不甚相符。其并记帙、卷的五种目录，一帙多含八、九卷，最多的“《晋元帝书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接近十卷一帙。若按上述规律，则其所收绝大多数图书的卷数都得是十的倍数，这显然有违常理。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实际的藏书目录应与现存唐代佛经目录一样，卷数太少的图书可以混装在一帙之内。梁元帝著述书目和《七录》都不是实际的藏书目录，才会有“每一帙内不能混装两种以上不同的书籍”的做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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