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书最》前四条列举《七略》、《汉书·艺文志》、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晋中经簿》四种目录著录图书的家（部）数、卷数，还注明若干家（部）亡、若干家（部）存。《探微》称赞这“详细反映了各官目及史志目录所收录图书至梁时的存佚情况”，是一大“创举”。并指出来新夏先生的一个错误说法，最后分析说：“透过《古今书最》可以看到，自《七略》至《晋中经簿》，各目所著录图书皆大量亡佚，而自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起，各目录收录图书至阮孝绪时皆存。这说明，两汉末年、西晋末年三次大的战乱对图书事业造成了无以弥补的惨重损失。然而自东晋至梁，虽历经动荡、战乱，但由于历朝政权的重视，图书事业却未受大的影响。”最末数语显然与阮氏序文“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之说不符。究其致误之由，是因为没有深思《古今书最》仅前四种目录有存亡统计，而后六种目录没有存亡统计的真正根源。
来新夏先生在谈到《晋中经簿》时认为，“《晋中经簿》可取之处在于记录图书的存亡”，“开后来目录书著存亡的先例”[10]，其所著录“包括西晋时存、亡书在内的总数”[11]，即误以这里的存亡为晋荀勖的统计。而在谈《七录》时又说：“《七录》将其所引用的古代目录列于序后称《古今书最》，使后人借以了解古代目录著录图书数量及存亡残缺。”[12]后一说法中的“存亡残缺”当指梁时情况，与学界通说无别，说明前一自相矛盾之说属于不应有的疏忽。问题是这里反映的果真是“梁时的存佚情况”吗？
阮孝绪《七录序》说王俭《七志》在正文之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且自述《七录》编撰依据：“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而据刘知几说：“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由是区分有别，品类可知。”[13]综合这三条史料，可知王俭将《七略》等四种目录著录而南朝初已佚的书名一一抄出，作为《七志》的三个附录之一。而阮孝绪是以《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为主要依据，又补充了《晋元帝书目》以下官目和宋齐以来私人目录多出之书（仅内篇就多近一万五千卷）。这样做的缘由，是他以处士之身、个人之力，无法尽见天下图书，难以断定这些近世尚见著录之书果真存世与否。这正如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对于近书不知存佚者标为“未见”而不轻易断言为“佚”一样，都反映出十分审慎的态度。因此，阮孝绪实际并未亲自做过图书存亡的统计，则前四条统计应该都是照抄王俭《七志》而来。(www.xing528.com)
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习焉不察。如郑樵说：“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14]俨然王俭、阮孝绪分别做过统计，但阮氏所记明明是“《晋中经簿》”，他却说成《魏中经》、《晋四部》；王俭明明是在七志之外附记亡书，阮氏更只在《古今书最》略记存亡数字，他却说成单独为“一志”、“一录”。这都完全不符实际，表明王、阮二人各条阙亡之书的说法本身也不可信。我们多年前就已提出阮氏存亡统计抄自王俭的说法[15]，可惜似未引起学界重视。近年仍有人说《七录》是“最早著录图书存亡的书目”，“阮氏不仅在观念上、同时也在实践上努力践行‘通记天下有无图书’，无疑是郑樵‘通记’思想的先响”[16]。这恐怕是不妥当的，因为附录亡书的是王俭，阮孝绪根本没有这一做法。其实王俭正文记南朝存书，附录记亡书，比郑樵《通志·艺文略》混编古今、不辨存亡的做法高明得多，想来不屑于为郑氏之“先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