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录》目录说“簿录部三十六种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而《古今书最》所列官修目录只有《七略》等八种，以及《汉书·艺文志》、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两种史志目录。《探微》据此分析其收录目录著作的范围仅限于“综合性官目及史志目录”，大体不误。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私家目录、专科目录收录图书的数量都少于同时的官目，或者抄撮而成并非藏书目录，而《古今书最》只要收录能够代表某一时期图书收藏或发展水平的目录即可，不必滥列这些次要目录。
但《探微》以为这十种目录就是阮孝绪见过的“所有”官目和史志，进而提出“已经亡佚的综合性官目不著录”的说法，并以《古今书最》没有提到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为理由，推断阮氏撰成《七录》时，刘遵的目录“尚未成书”，这些推论似皆过当。其论证思路，以为《古今书最》既已列举《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亦当同时列举郑默《中经》，“《中经》不见录的真正原因就在于阮孝绪撰《七录》时《中经》已亡佚”。这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更与事实明显相左。阮孝绪在《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下注云：“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这不已明确告诉人们，《古今书最》只列同时目录中著录图书较多者，并未列出所有存世官目吗？姚振宗说：“刘遵初为昭明太子舍人，后为简文帝东宫中庶子，所著目录本传不载其事，不知何时，或当在中大通（529—534）以后。”[7]今人考证说：“是目当遵为昭明太子舍人时所撰。据《梁书·刘遵传》，其为太子舍人当在天监十三年（514年）之前。今暂系此事于是年（天监十二年）。《昭明太子传》有‘于是东宫有书几三万卷’云，遵当据以撰为目录。”[8]则早在阮氏普通四年（523年）开始编撰《七录》前，刘遵的目录已经编成。其实据我们考证，阮氏目录至大同二年（536年）去世前夕才编成，而刘遵已于前一年去世[9]，无论刘遵所编是哪位太子的东宫藏书目录，都早于《七录》。它虽亦属广义官目，毕竟比秘阁目录低一个层次，《古今书最》不见录极为正常，并非没有成书。(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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