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微》说“书最”一词的含义，“历来学者皆未给出明确的解释”，并援引《汉书·严助传》“计最”、《南史·张邵传》“簿最”二证，认为“所谓‘古今书最’即指从古至今不同时代图书收藏的总记录”。傅荣贤先生早已指出：“‘最’意为‘会聚’”，“‘古今书最’不是书目之名，而是指古今图书的总会，即图书总财产账”[6]。其实周秦古书如《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管子·禁藏》、《管子·地数》、《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以及出土的简帛古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明君》等“最”可训为“会聚”的例证很多，而“簿最”一词仅《新唐书》中就用过十多次，所以“书最”之义并不难解，也并非探讨阮孝绪设置《古今书最》目的之关键。
《探微》对阮氏之目的提出两点分析：“（1）《七录》正文簿录类只有所收目录著作其书本身之卷数，而未能反映该目录著录图书的数量，《古今书最》恰能弥补这一著录上的缺憾；（2）将不同时代目录及所收录图书的数量汇集一起，一目了然，便于阅者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古今图书收藏以及古代图书流传存佚情况。”阮孝绪自言对每部图书“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即写有简明的“序录”，焉知簿录类没有记载“该目录著录图书的数量”，而需另设《古今书最》来“弥补”？故前一点不可信。后一点略有道理，但说得还不够全面准确。(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阮孝绪设置《古今书最》另有更直接的目的：（1）吸取王俭《七志》的成功经验，粗略反映图书发展历史和存亡状况，详见下文。（2）注释说明序文。其前序文除首尾论述图书的意义、编撰经过等外，中间主体内容可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叙历代藏书编目，后言目录分类。序文所述比较笼统，不便详尽记载大量数字，而《古今书最》、《七录》目录分别自成体例，条列记载，一目了然。其中《古今书最》所列十种目录，都在序文中或明或暗提到过，最后“新集《七录》”三条，无疑是序文前部之末“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两句的绝好注脚，这正好补证上文对其属于《古今书最》的论述；而这两句序文正好说明《古今书最》的最终目的是更直观地反映出当朝藏书和文化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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