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研究》探究王俭《七志》纪亡书

《七录序》在介绍了王俭《七志》的分类情况后说：

其外又条《七略》及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

序文后又有《古今书最》，分条记载十种书目收录图书的部类卷帙，其中前四条说：

《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汉书·艺文志》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八十七家亡。

《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宋代文献学家郑樵《通志·校雠略》提出著名的“编次必记亡书论”，其中说：“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他说王俭纪亡书，显然是据《七录序》而云然；说阮孝绪纪亡书，则是指《古今书最》而云然。近代以来，目录学界对王俭《七志》纪亡书一事论述不多。来新夏先生说：“我认为《七录序》中有一段话（指上引首段——引者）一直被忽略。”“这段话意义很明显：一个附录是《晋中经》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其中有阙列的，也有是后出的，这正是《今书七志》之名的由来。所谓‘今书’乃指今存之书而非当代著述。这种著录方法不仅扩大了著录范围，而且也为后世提供了检核典籍存佚的方便，作访书目之用。”^[13]古今二氏之表彰，后先辉映，诚为有识，但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古今书最》所载存亡书的数字，其实就是转抄王俭《七志》而来，在此有必要予以说明。

考《古今书最》录汉至梁代十部书目及《七录》各部类所收书之部卷数，唯于上引四种目录又附记存亡之家、部数，与序文所称王俭“条《七略》及汉（当兼包两汉）《艺文志》、《（晋）中经簿》所阙之书”正合；而自《晋元帝书目》至《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六种，则皆不记存亡。显然，这里所记存亡乃是转引自王俭的统计数字。阮孝绪在编撰《七录》时，并未作过书籍存亡的调查工作，这从阮氏自述可以推知。《七录序》云：

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

可见阮氏是根据宋、齐以来官私目录而编成《七录》的，其目的是“总集”宋、齐以来尚见著录的所有书籍，至于这些书籍在梁代的存亡状况，阮氏以一介处士的身份加上时代太近，难以作出全面的统计。所以《七录》著录之书，梁代不一定尚存于世。《隋志》说：“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这显然是从阮氏自序改写过来的，但唐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上述道理，故《隋志》往往根据《七录》附注“梁有”某书，至今似亦无人能察其非。

揭开了这一千古之秘，我们就可以看出郑、来二氏之说实有不妥。郑樵说王俭记亡书，依据的是《七录序》称王俭“条《七略》及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一语，而在《中经簿》前臆增一“魏”字；说阮孝绪记亡书，则是依据《古今书最》，又误增《魏中经》一书，俨然王、阮二家所记书目有多寡之异。今从《古今书最》并无《魏中经》，而《晋中经簿》不作《晋四部》这两点，可证其明显有误。来新夏先生既有如上表彰王俭之说，又称：“《七录》将其所引用的古代目录列于序后称《古今书最》，使后人借以了解古代目录著录图书数量及存亡残缺。”^[14]大概同样以为阮氏曾自行统计书籍之存亡残缺。然而他又说：《晋中经簿》的“可取之处在于记录图书的存亡”^[15]，它“著录的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是包括西晋时存、亡书在内的总数，其中亡书一千一百一十九部，存书只有七百六十六部。卷数虽无记载，假如以平均每部有十一二卷书算，那么西晋的现存书不过八九千卷”^[16]。竟然又将《古今书最》记载的《晋中经簿》所著录之书至南朝时期的存亡状况，说成了荀勖本人的记载，这不但自相矛盾，更是谬之千里了。

王俭《七志》编于宋元徽年间，略早于阮孝绪之生年。《古今书最》所记存亡出于王俭而非阮孝绪之统计，当时汉代图书已十无一存；即便西晋藏书，经过短短的两百年，也已经亡佚大半。这使我们更加可以想见古代书籍散佚之迅速和严重。王俭的记载，无疑为中国古代图书史以及目录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但是，这一记载也有些难解之处。如：“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八十七家亡。”既未记亡书卷数，更无总的家、卷数及存书家、卷数，不知是后世传抄脱误，抑或是原本如此。《汉志》注称较《七略》省十家，入三家；而《古今书最》记《七略》书六百三家，《汉志》书五百九十六家，适相符合，则二目所收其他书籍理应相同。但它又记《七略》书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汉志》书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则其所收书籍当至少另有十家相异，不知当以何解为是？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注释】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5页。(www.xing528.com)

[2]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12页。

[4]僧祐：《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2页。

[5]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6]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47页。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36页。

[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6页。

[9]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

[10]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90页。

[11]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12]辛德勇：《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文史》1999年第4期。

[1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34页。

[14]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40页。

[15]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11页。

[16]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