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新簿》中不包含佛经书簿—《古典目录学研究》成果

关于《中经新簿》的分类，还有一个问题，即四部之外是否另有佛经部？这本来属于大类的问题，但后世四部分类的目录中佛经或附于道家，或在子部单设一类，大多作为小类，所以也在这里一并讨论。

上文已经提到，《古今书最》云：“《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余嘉锡先生是按如上标点理解的，只是据“书簿少二卷”一句，怀疑《隋志》著录此簿十四卷不全，原书应为十六卷。姚名达先生大概受其影响，以为这里的“十六卷”就是指此簿卷数，而以“佛经”二字连下读，所以说：“其第三句语意不明，似此簿共十六卷，缺少佛经书簿二卷，故不知佛经共若干部卷。然则《晋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固另有佛经一部。若据费长房《开皇三宝录》较之，则后汉末年迄三国僧俗译经固有六百七十一部，九百一十卷之多，再加晋初十五年所译，必已逾千卷。其能占一部类于《中经簿》也固宜。”于是提出一个很新颖的说法：荀勖的分类法不是四分法，而是五分法^[16]。这一说法相当流行，如倪士毅先生也认为：其“四部之内不再分类外，还有佛经书簿。这是目录书中第一次收录佛经。”佛经的翻译从东汉末年至晋初，“将超出千卷，所以荀勖的《晋中经簿》中有二卷佛经目录，这是不足为奇的”^[17]。来新夏先生则说：“十六卷目录除佛经目录二卷已失无法计数外，余十四卷目录是四部目录，其所计部卷数即此十四卷所载除佛经外的四部图书总的部卷数。所以原语如是‘其十六卷书簿，少佛经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则词意明显易晓。”^[18]唐明元、王德平先生的论文中仍说：“实际上佛经应是附录。”这只是根据《七录》、《隋志》的分类方法而推测此簿同样以佛经作为附录，至于说它有“佛经书簿二卷”这一点，虽然有些学者不予采用，但至今未见任何人提出过反驳意见。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由于未读通序文而作的臆测，《中经新簿》中不可能有“佛经书簿二卷”。除上文所说《隋志》记载的十四卷并无亡佚两个卷目之可能外，还可以提出如下三点理由：

1．《古今书最》原文没有任何“语意不明”之处。它实际上是在记载《晋中经簿》收书的部卷数之后，又作了两点补充说明，一是此簿收录了十六卷佛经，二是当时此簿遗失二卷。作第二点说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第一点说明的原因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佛教是东汉以后才传入中国的，《七略》不可能著录佛经。此簿是第一次著录，尽管卷数无多，但意义重大，加上南北朝是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当时人对目录学史上的这一新现象自然十分关注，所以特意予以说明，这也是极具学术眼光之举。与此相似的是，《古今书最》还记载：“《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千五百六十有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经。”这也是在著录图书总的帙卷数之后，又补充说明其中所载佛经帙卷数，其意图与《晋中经簿》下的说明完全相同，足证两处“佛经”二字都应作连上读。姚名达先生误作连下读，不仅导致“语意不明”，且“其中十六卷”句断，根本没法读通，“佛经书簿少二卷”亦似二卷之外还有尚存的佛经书簿，则总数不止十六卷矣。来新夏先生的读法删一“中”字，又将“佛经”二字移后，在原文可以读通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2．此簿四部凡十四卷，收书近三万卷，平均每卷收书二千一百多卷。即便如姚名达先生所说，尽收东汉至晋初译经千余卷，也只够编成一卷，而不可能分成两卷。何况从后世目录的编撰方法，可以肯定荀勖不可能尽收此前译经。一是后世四部书目大多只著录最重要的佛书，特别是士大夫所好的僧史经录之类，没有任何四部书目尽收当时佛经的。二是即便退一步说，这是后代佛书增多才采取的做法，荀勖时代早，想要尽收当时并不太多的佛经，但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开皇三宝录》是根据译经目录和僧传综合编制的经录，其中有些佛经可能在晋代就已亡佚，或荀勖以后才得以流通。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藏书机构能够把所有见于记载的佛经悉数收藏，这就像清代以来的各种据史传编撰的补史艺文志并非哪个时代的藏书目录，是同一个道理。

3．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从晋代佛经的翻译和传播状况来看，此簿不可能有“佛经书簿”二卷。佛教初入中国时，译经传教者大都是西域或外来僧人，士大夫很少与之接触，更不用说最高层的皇室了。东晋时桓玄《答王谧书》中说：“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19]荷兰学者许理和认为，早期僧传和世俗文献中，“僧人在公元290年以前与有文化的中国上层阶级产生联系的例子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这证明佛教尽管在社会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层面迅速传播开来，仍没有渗透到士大夫的生活中去”，士大夫接受佛教“最初开端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20]。据此可以推断，荀勖编目时已经流入晋室宫廷的佛经只能是译经中的很小一部分，此簿作为晋室宫廷藏书目录，只收录了十六卷佛经，是十分自然的事。西晋后期、东晋时期出现了两大译经高僧竺法护、道安，分别编撰了中国最早的两部经录《众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此后译经数量急剧增加，佛经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但比《中经新簿》约晚一百五十年的《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所收佛经也不过四百三十八卷，这足以反证此簿不可能收录佛经一千多卷，也不可能有“佛经书簿”二卷。

由此看来，还是余嘉锡先生的说法较有道理：“荀勖作《中经簿》时，佛经尚只十六卷。其书既少，盖在近世子家，道经当亦同例。”^[21]这一解释既符合西晋佛经传播的历史实际，又用一个具体实例，即近世子家收录新出现的佛经这一图书种类，典型地说明了此簿在目录学史上的意义。

（原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4期）

【注释】

[1]唐明元，王德平：《〈中经新簿〉四部之小类问题辨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3期。

[2]张固也：《〈七录序〉探微二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3]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12页。

[4]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906页。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39页。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6页。

[7]唐明元，王德平：《〈中经新簿〉四部之小类问题辨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3期。(www.xing528.com)

[8]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208页。

[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36页。

[10]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37页。

[1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48页。

[1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37页。

[1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37页。

[14]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

[15]辛德勇：《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文史》1999年第4期。

[1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5页。

[17]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18]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第112页。

[19]僧祐：《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2页。

[20]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2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