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研究》之小类在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性

荀勖《中经新簿》虽然只分为十四卷，或说只有十四个“小类”，有些还相当于其他书目的大类，但它在小类的发展史上，仍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在目录学史上的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荀勖小类的分类方法，说明其革新精神，给后人以不少启迪。

余嘉锡先生说：“《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11]目录分类的变迁是为了适应图书本身的发展变化，大类如此，小类亦复如此。荀勖合《汉志》四略为乙部，但在“小类”的区分上，又不是简单地合并，而是斟酌图书多寡，有分有合。方技并入术数，这是合两大类为一“小类”。诸子、兵书各自区分为古诸子家和近世子家、兵书和兵家，这是分一大类为两“小类”。虽然这两大类是如何区分为四小类的，没有更具体的记载，却颇为学人所称许。余嘉锡先生说：“《中经新簿》之类例，以分古诸子家、近时子家为最有条理。”并认为张之洞以周秦诸子自为一类，“源出于勖耳”^[12]。其实唐宋许多书目中的五行类、明清有些书目中的子书类等，都是为了适应某些小类图书锐减的现实，而对前代目录分类所作的革新，与《中经新簿》的做法异曲同工。

2．荀勖不仅将史书独立设为一部，而且区分为四个“小类”，这是对史籍部类的第一次具体划分，在目录分类学史上的意义最为重要。

余嘉锡先生说：“史书本附《春秋》，《中经簿》始自六艺内析出。然分门未久，其书不能甚多。”并认为《皇览簿》为类书，乃因丙部书过少而附入^[13]。后人多仅沿袭其说，或略作申释，于丙部下的具体分类未见更详细的分析。其实《隋志》史部著录的有些古书，在《汉志》中载于六艺、诸子等略的多种小类，《中经新簿》丙部少数图书当有来自其他类目的，说史书从《春秋》类析出，只是因《史记》等主要史书在六分法中附载该类，就其大体言之耳。《中经新簿》丙部能够分成四卷，已超过每一部的平均卷数，则“书不能甚多”的说法稍嫌保守。其小类之分，亦有值得注意之处。试以其小类与《七录·纪传录》作一比较：

《中经新簿》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七录·纪传录》：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www.xing528.com)

显然，《中经新簿》只是粗略分为四卷，《七录》则第一次详细地将史书分为十二小类，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如果对二者的类名做些具体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应有密切关系。《中经新簿》的“史记”，当指比较正式的史书，而当时史书体裁主要有纪传、编年两类，故相当于《七录》的国史、注历（包括起居注）。旧事，后世目录亦作故事、典故，记载与朝政相关的大事。但后世目录中的职官、仪典、法制也是记载与朝政相关的各种制度。所以《中经新簿》的“旧事”，可能相当于《七录》旧事至法制四个小类，只不过没有分立类名；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又合并为政书、职官两类，可见这类图书经历了一个由合至分、又由分复合的过程。“杂事”当指以人物等为中心，体裁、内容都比较芜杂的其他史书。《七录》最后五小类，也可以说是些比较杂的史书，尤其这些小类最前面的“杂传”之“杂”，可能就是直接仿效“杂事”而来。《皇览簿》列在“旧事”、“杂事”之间，根据我们下文的推测，荀勖是将其归在旧事一类，因而殿于其末的。《七录》无此小类，而增东晋南朝以后新出现的伪史，其之所以列于此，有可能就是取代《皇览簿》的位置。因此，荀勖实际上是把史书分为史记、旧事、杂事三类，虽尚嫌粗略，但其顺序却与《七录》完全一致；如果再考虑到它们实际上只是分卷的名称，各卷之内图书的编排，也应与六艺等一样，按内容区分出一些暗类，则即使说它已经奠定了史部分类的基本框架，大概也不算过于夸张。

3．荀勖无意中开创了类书类的先河。

类书的编撰始于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命诸臣撰集《皇览簿》，后世称之为类书之祖。对于荀勖单独设立“皇览簿”这一“小类”，学界主要有两点评价。一方面，前贤公认这是后世类书类的滥觞；另一方面，由于后世类书类属于子部，而荀勖将“皇览簿”与史书一同归之丙部，自余嘉锡、姚名达两先生以来，多以为不妥。近年辛德勇先生对后一点有所解释：“类书在后世比较成熟的四部分类中，是归属于子部，这是着眼于它的工具性、技艺性功用。由于这种体裁的著述，在当时刚刚出现，人们对于其属性的认识，自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书是分类汇编旧言故事，与史传本有相通之处，所以荀勖把它归入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14]笔者上揭文中也充分肯定了荀勖单独设立“皇览簿”类的意义，但这种传统评价其实夸大了它在目录分类史上的意义，因为荀勖很可能并不是有意设立此类的。据《三国志》卷二《魏文帝纪》云：“（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同书卷二三《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王象受诏撰《皇览》，“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可见这是一部篇卷超过一千，字数多达八百万字的大型类书。而据《隋志》总序，《中经新簿》是一部“录题”，即载录图书篇题的目录，将这一千多卷书的篇题详细记载下来，自然就占了一卷的篇幅。既然该卷只收这一种书，就用它的书名当作卷名。魏晋时虽然出现了这部大类书，但编撰类书的风气并没有随之兴起。除此书以外，两晋仅有陆机《要览》三卷，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陆机太康末到洛阳时，《皇览簿》已经编成。所以荀勖编目时，《要览》当未成书，而仅有这一部类书，他不可能认识到其体裁性质的特殊性，并预见到后世类书之兴盛，而专门设立一个目录类别。《皇览簿》抄录古书，分类编排，所载以时言则无非旧事；其书受诏撰集，以备御览，所载以事言则关乎王政。荀勖将其置于“旧事”之后，极有可能是视同旧事之类，只不过独成一卷，又冠以书名作为卷名而已。南朝特别是梁代以后，类书编撰才蔚然成风，但《隋志》仍将其归属于杂家类，《旧唐书·经籍志》（依据唐开元年间所编《古今书录》）才在子部设立类事类，《新唐书·艺文志》改称类书类，此后相沿不改。可见类书直到四百多年后的唐玄宗时，才正式在目录中占有一席之地。荀勖无意中俨然开创了类书类的先河，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4．丁部图赞之特殊意义。

《中经新簿》丁部与《七略》、《汉志》的诗赋略、《隋志》以下的集部相当，但它在诗赋之外，还有图赞、汲冢书两个卷目。关于汲冢书何以附载于丁部，学界论述已多，兹不赘述。图赞这一“小类”，在目录学史上也有特殊意义。中国古代图、书并称，后世书多传世而图并亡佚，宋人郑樵《通志·图谱略》归咎于“刘氏《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而盛赞王俭《七志·图谱志》专收图谱，“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其实图亡书存，主要是因为绘图难而抄书易，与目录著录与否并无多大关系。但刘氏父子不重视图，毕竟是一大缺陷。郑樵盛赞王俭之作，而不知荀勖已专美于前，亦其疏也。荀、王二类相同之处在收录有图之书，相异之处为一名“图赞”，附于丁部；一名“图谱”，为《七志》之一。阮孝绪《七录序》曾批评王俭说：“窃以图书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大概图书的种类很多，如人物图、名物图、地图等，所以阮孝绪认为不应设图谱类，而主张根据其内容归入相关各类。辛德勇先生认为图赞“是指一种图文相辅的文章体裁，在人物图像下配以赞文，又称画赞、像赞”^[15]，可能认识还不够全面。荀勖将“图赞”放在丁部应有两方面原因：“图”从内容上说种类繁多，不宜归于甲、乙、丙任何一部；“赞”不应仅指狭义的人物图赞，还应包括附着在图上的其他文体，泛而言之都是从汉代诗赋发展出来的，故比汲冢书之附于丁部更为密切。在各种图书中，因为地理书往往地图与文字并行，其数量较多，也最为重要。《隋志》总序说：王俭“《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循名责实，《图谱志》应该包括图书、谱书两类，《隋志》不提谱书，意在强调其中地理书之重要性。《晋书》卷三五记载，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中又言秘书“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可见晋代地图藏于秘书，作为秘书监的荀勖，其所撰《中经新簿》丁部图赞一卷中，地理书也应该是其大宗。《汉志》中只有《山海经》一部属于地理书，但含有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故列在数术略形法类下。随着地理书籍大量涌现，所记内容也日趋平实，不仅不可能再把它归在术数类中，附列在它类图书中也已不尽合适，所以阮孝绪《七录·纪传录》设立了土地一类，《隋志》改为地理类，归入史部。荀勖虽未设立地理类，但其图赞一类，对王俭《七志·图谱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其比较集中地收录不少地理书，又对以后目录中史部地理类的正式设立产生了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