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失败：移动互联时代的课程与教师的研究成果

说起高等院校的教师与教学，我可以把话题宕远一点，就从我做77级大学生和留校当教师讲起吧。

1980年我在湖南师院零陵分院中文九班担任学习委员。当时中文七班（即在我之前的那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有个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的夏老师，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大。他7月份毕业，9月份就给我们77级的同学上古典文学课，专科生教专科生在那个时代并不稀奇。我们全班同学都很尊敬他，特别是女同学都很喜欢他。他的课尽管无法让我们“吃饱”，但私下里他经常和我们在课外打球、聊天、搞聚会，关系融洽得很。1982年我在广州南方医院做腿部“跟距骨融合”手术，出院时是他来接我的。那时我的脚还打着石膏，他把我从南方医院的病床上抱起，背着我坐汽车、上火车，从广东到湖南，最后背着，把我放到自家的床上。

与他同时任教的有个湖南师院正牌本科毕业的章老师，她的学历、学识，包括上课的专心、投入都无可挑剔。但那个时候的我，听她细致地分析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仍然觉得不解渴，因为老师满头大汗、充满激情地讲解的课堂内容，我早在入学前或在课堂外就已读过。可是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我不能在她的课堂上表现出丝毫的怠慢和不耐烦。我坐在教室的前排，一边细致地、几乎是毫无遗漏地在听课笔记本上写下她的讲课要点，连她举的每一个例子都没有放过；另一边，我又暗中跳出来，用我懂的当代文学知识，配上红钢笔，在她的讲课笔记的旁边写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批注”。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就写下过：“这里讲得太碎了”；“这里有争议的另一方观点也应介绍”。课间休息，章老师走下讲台，来到我身旁，脸带着微笑说：“我看看，我的课你们能记下来吗？”我来不及做出反应，她已经拿起了我的笔记本，已经看到了我用红笔写下的批注。她本来微笑着的脸一下子就拉长了，变色了。就这么一个细节，我这个学习委员和任课老师，从此再也搞不好关系了。第二年我毕业留校，我和章老师变成了同事，我们之间交谈从此用的都是冷冰冰、硬邦邦的工作语言。我盼望的能像和夏老师那样的融洽关系永远不可能出现了，而关于我“过于自负，太骄傲”的评价很可能就出自她的口。

我知道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红色批注”狠狠地伤了章老师的心。30多年后再来回忆这个教学事件，除去那些“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等基本常识和道理外，有一个问题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一些文科的课程和教材，学生自学能够看懂，这个时候，老师该怎么教？学生该怎么学呢？

1987年我调到雷州师专教写作，当时中文系的写作教研室只剩下3个人了：一个是梁劲校长，一个是教研室主任陈建瓯老师，我年轻排在最后。1990年广东省开评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在截止申报的当天学校才最后确定由梁劲校长牵头，报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写作训练”的课程成果。因时间紧迫，那份教学总结由梁校长在三楼办公室写完一页，就直接传到二楼油印室打字，打完这一页就立刻传到一楼会议室由我校对。雷州师专的第一个省级的优秀教学奖居然是这样产生的——在申报截止日才开始动笔写教学小结。这个成果从标题上看，已经是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了。我作为排名第三的参与者直到今天才回味起这个事件中的其他意义。(www.xing528.com)

梁劲校长把多年来积累的写作教研成果编成一本《写作纵横谈》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开设的选修课叫“古人论写作”。当时整个广东省只有3个写作学教授——除梁劲校长外，还有中山大学的刘孟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的诸孝正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国家级的优秀教学成果叫“百篇文写作训练”，中大中文系的学生要在4年本科学习期间写100篇文章。当时刘孟宇教授在中大是这样开“文艺创作基础”选修课的：9个选修刘孟宇教授课程的同学，跟着刘老师到东莞，看刘老师怎样采访，怎样构思，怎样写作和修改，最后又怎样把文章发表在《羊城晚报》上。刘孟宇教授的教法和中大中文系的“百篇文写作”就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教学。刘孟宇教授担任广东写作学会会长，整个写作学会，包括副会长梁劲教授在内的广东写作教学界都在写作课程的“术”科性质、人的写作能力通过写作训练是可以提高的等观点上取得共识。因而梁劲校长起草的那篇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教学总结和以刘孟宇教授为代表的整个广东写作教学界的理论体系、教研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山大学的“百篇文训练”，雷州师专的“单项和综合的周记训练”就是很好地解决了当学生们能够通过自学而看懂教材时，教师此时主要通过实践训练的教学体系来提高人的写作能力，达到课程教学的目的。雷州师专的由梁劲校长牵头，我排名第三的这个教学成果在获奖之后，就告诉了当时仅是一个讲师的我，该如何注重“术科课程”的训练，明确写作教师如何设计其他中文课程所缺乏的实践教学的内容与方案。

1992年雷州师专升格为湛江师院，已经出版了《审美中介论》的劳承万教授担任系主任。他提出了一个“美学——文艺学——写作学一体化”的教学改革方案。他牵头主编了一本《现代美学原理纲要》，我牵头主编一本《现代写作学原理纲要》。上一任系副主任张建渝老师曾有过一件影响深远的策划：筹建中文系学术出版基金。他离任时交给劳承万教授6万多块钱。劳承万教授用这笔钱组织了一套《文艺学美学学术丛书》（10本）的自费出版。我的书在这套丛书里叫《主体研究与文体批评》。我把在高校任教10年来写下的有关文艺创作和微型小说写作的30多篇论文按“从创作主体到写作文体”的体系编成了一部专著，当时印刷了3000本，除去相关成本，我还获得稿费3000多元，创下了当年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一个良好记录。

作为总策划、总主编的劳承万教授以这10本学术著作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美学文艺学界都知道：在祖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有一个著名美学家劳承万领头的学术团队。以这10本学术丛书做前期研究成果，这个团队后来拿下了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准备申报文艺学美学的博士点，还真心想调劳承万教授去做他们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这个团队中的刘士林老师，年仅28岁就成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他现在调至上海成为一所著名大学文艺学博士点的带头人。还有慕名冲着劳承万教授想调入湛师的专家有一批，其中就有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易中天教授当时很认真、没有任何玩笑的意思地对劳承万教授讲：“等我女儿今年7月考上大学后，我就调来湛师。”当然，此后的易中天教授上“百家讲坛”了。因为这一套自费出版的学术丛书带来的各种业绩和影响，时任院长的李运生教授决定重奖劳承万老师，于是在湛师的师生中就笑谈“劳承万”是“捞成万”。

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和氛围下，由劳承万教授牵头，我仍按名称次序排在第三位，我们向省报出了一个“美学——文艺学——写作学一体化教改体系”的教研成果，凭劳教授的学术业绩，凭教学团队的丰硕学术成果，我以为这项教学改革成果评个省级的优秀教学成果奖应该是“瓮中之鳖”，谁知结局令人失望。那一年除了主管教学的校领导主抓的一个综合性教学改革项目和另一个体育专业出身的副校长主抓的体育教学改革项目获奖外，我们名落孙山了。个中原因，今天猜来可能是作为科研学术我们很出色，但作为教学改革措施、教学改革效果我们却很苍白。优秀的教学成果，无论是宏观教学改革体系，还是微观的课程改革，都要有自己基本的教学改革理念、可操作的教学改革措施和看得见的教学改革效果，报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都不会入教学改革评审专家的眼。这就是1995年我参与教学改革项目评奖的第一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