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实践运用

在中国古代，人们围绕着人性而提出的各种管理思想是从事现代管理值得认真研究的知识宝库。

孔子肯定所有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他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意思是说，追求富贵是人们的正当要求，因此，使人们生活富裕，是统治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孔子强调用“义”制约“利”。他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富贵是每个人所喜欢的，如果不用合乎道德的方式得到它们，君子是不会妄居的。贫贱是每个人所厌恶的，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摆脱它们，君子是不会干的。孔子反对不正当的利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希望用仁义的思想规范每个人的行为。

孟子认为人本性善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这就是说，善良的本性是人们固有的，只是不自觉罢了。对善良的人们要重视启发诱导，而不是强制灌输。孟子倡导“养心”来扩张人的善良本性，并提出“养心”的途径和方法。第一是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地”(《孟子·尽心》)。第二为反求，就是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求是为了正己，只有身正，天下人才会服。第三为博学深造，“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不能也不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第四要经受各种磨练，“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他要求造就一批德高望重、善于管理的人才，也要塑造出能接受管理、德性善良的人民。^[3]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荀子·性恶》)。这种恶不是邪恶，而是指人生下来就有求生和享受的欲望，“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荣辱》)。如果任凭人性恶的一面自然发展，就会导致争夺，社会动乱和贫穷，因此，必须以礼义教化和法律强制手段来治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中国古代的这些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是深远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一些民族企业家把古代管理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www.xing528.com)

同仁堂是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继承者。中医药理论是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它吸收了中国古典哲学和儒家、道家思想的精华，特别强调“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的理念。同仁堂自创立伊始，就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生产和使用中药，收集并研制有效方剂，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提高，至清末同仁堂有文字记载的中成药已多达近五百种，以医带药的模式传承至今。

供奉御药使同仁堂中医药文化独具特色。在供奉御药期间同仁堂以身家性命担保药品质量，采用最高标准的宫廷制药技术，磨练出诚实守信的制药道德，使“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形成了“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的制药特色，并得以世代弘扬。

同仁堂的价值取向源于“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唯医药为最”的创业宗旨。它所体现的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德、善”。因此，“患者第一，顾客至上”始终是同仁堂追求的最高境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