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本《三国演义》及其版本研究

旧本《三国演义》板本的调查

马　廉

发表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929年第5号,又见于《图书馆报》1929年第5期。

本文在20世纪初发现的《三国志演义》各版本的基础上,著录了明清两代除毛纶、毛宗岗评本以外16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其中多为明刊本。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

郑振铎

发表于《小说月报》1929年第10号。

本文列举了除嘉靖壬午本之外的十种明刊本,即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演义》、夏振宇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杨闽斋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杨美生刊本《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英雄传》、郑以桢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吴观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宝翰楼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雄飞馆刊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以及清代的毛评本和李渔评本。文中不仅详细说明书名、卷数、封面、序跋、牌记等版本特征,还分步骤地撰写了介绍性的提要。揭示出嘉靖壬午本至毛评本一百余年间,《三国志演义》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演变中,而在社会传播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系列演化,开辟了《三国志演义》版本学研究的道路。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

——兼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和成书时间

王长友

发表于《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章培恒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出自罗贯中之手并据此考定罗贯中生活年代及写作年代。针对这一观点,本文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小字注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应出自作者之手:有些注文与正文相矛盾且破坏了正文的艺术效果,有些注文应与正文合并而有些又是多余的;注文口气、对曹操的称呼与原作不一致;注文中所明确提到的“旧本”,证明其所作时间应当在小说刊行之后,从而反驳了郑振铎所提出的“在嘉靖以前,罗贯中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似是没有刻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见》)的说法。后有章培恒《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王长友《再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旧本”和小字注问题——答章培恒先生》(《学海》1994年第3期)对此问题予以持续关注。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与王利器、周邨、

章培恒等同志商榷:兼论此书小字注的问题

张国光

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后收入《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1987年版)。

本文着重分析和探讨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作者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无论从考据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演进的规律来看,它都只能是明中叶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也不是罗贯中,而是一位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湛的文学修养的文士,他很可能就是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金华蒋大器)。

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

黄　霖

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毛本《三国演义》在《三国》演化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战胜了以往的一切旧本,以一种崭新的定本的姿态流传至今,且其评点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举足轻重。本文主要观点为:毛纶、毛宗岗父子当于康熙三年甲辰(公元1664年)起开始批改《三国演义》,至多不超过二年半完稿,康熙丙午(1666年)“刻事中阁”;毛本题金人瑞序非金人瑞所作,伪托者应为后来的书商;研究毛本《三国演义》时,必须联系到它的唯一的祖本李卓吾评本;毛本评点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有其贡献。

《三国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

[韩]金文京著　陈西中译

本文分正、续两部分,分别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3、4期合刊。

本文以建安诸本为中心,讨论了《三国演义》版本相关的问题,同时注意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其实由相同的编者和书肆出版的情形,提出有必要通过它们的编者、书肆以及李卓吾、钟惺等评者的线索,更多地去注意这些作品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及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小说,最好扩大到包括戏曲在内的当时整个的出版范围。

《三国演义》的毛声山批评本和李笠翁本

[日]小川环树著　孙玉明译

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

本文对《三国演义》毛评本、李笠翁评本进行了考论,认为后来的书商将毛评本与李笠翁评本的序混在一起,又伪作了金圣叹的序,并把李笠翁本标题的第一才子书之名移给了毛评本,结果就出现了现在所见到的通行毛评本那种情况;把毛本说成金圣叹的著述绝非毛氏本意,而金序的伪作者亦非毛氏及其友人。进行这番加工的年代也许要追溯到乾隆初年或康熙末年。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简论

沈伯俊

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5期。

清初著名作家李渔评改的《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原刻本,封面题作《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是《三国演义》版本演变史上比较重要的版本。本文对其刊印过程、特色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

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

张志合

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本文作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论证实乃今所见《三国演义》诸本中的最早刊本。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

与张志合先生商榷(www.xing528.com)

张宗伟

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

本文对张志合《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一文提出商榷,认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

关于《三国演义》叶逢春刊本的发现及其意义

[日]高桥乃子

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三国演义》的版本,就其根源来说,有两种系统。第一种系统,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版本就是嘉靖元年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二种系统,最早的版本是嘉靖二十七年刻的叶逢春本。其他的均分别从这两个系统的本子衍生。第一种系统的版本与叶逢春刻本的异同究竟如何,却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嘉靖二十七年刊叶逢春本的校勘,指出嘉靖元年本与叶逢春刊本是《三国演义》的最早传本,而且是保存这一作品基本面貌的版本。那些与它们有较大差别的本子例如有关索故事的本子都是后人的修改,不能作为研究《三国演义》原貌的依据。

《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

刘?世德

发表于《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本文的基本观点为:周曰校刊本有甲、乙、丙三本之分。甲本无图,每行24字;乙本、丙本有图,每行26字。甲本刊行于万历十九年之前。仁寿堂刊本不等于周曰校刊本。周曰校刊本“增补”的两个步骤:甲本增补了人物和情节;乙本增补了图像。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王　平

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本文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

金　崴

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本文主要观点为:传抄、刊售、评点、续书、编演、说书与翻译等几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在不同范围或不同时间担载过《三国演义》的传播任务,并为《三国演义》的刊印出版及之后的发行出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贾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使小说出版后能迅速流传于广大市民之间;印刷术的进步与印刷业的兴盛促进了《三国演义》的刊印行世。

建阳刻本《三国》小说传播衰退原因浅析

涂秀虹　陈旭东

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

现存《三国》小说版本中,刊刻者以建阳书坊最为集中。建阳各版本《三国》小说的刊刻时间多集中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年间,刻于天启崇祯间的较少。入清以后,建阳刻本《三国》小说就很少传播了。本文认为其传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建阳书坊的衰落;二、建阳刻本《三国》小说通俗娱乐的品质定位;三、毛本《三国演义》的通行和小说艺术由俗入雅的发展趋势,以及小说类型发展的规律。

《三国志演义》嘉庆七年刊本试论

刘世德

发表于《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

本文对《三国志演义》嘉庆七年刊本进行了考辨,认为其属于《三国志演义》建阳刊本二十卷简本中的一种,放弃了“上图下文”的版式,移植了毛评本的图像,在《三国志演义》传播史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试论:周曰校刊本研究之二

刘世德

发表于《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本文对现存朝鲜翻刻本《三国志演义》进行了考辨,认为其底本是周曰校刊本甲本,“丁卯”年刊刻于济州岛。进而论证周曰校刊本甲本刊刻于嘉靖年间。嘉靖壬午本张尚德引言署年“壬午”,而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张尚德引言署年却是“壬子”,进而指出周曰校刊本甲本可能刊刻于嘉靖三十一年。

周曰校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初刻年代问题

陈翔华

发表于《南开学报》2013年第1期。

本文对周曰校刊本的初刻年代进行了分析,认为周曰校初刻的是万历十九年的插图本,周曰校从事刻书活动在万历年间,“嘉靖壬子”不可能是周曰校刊本的初刻年代。

古代小说“语-图”互文现象初探:

以插图本《三国演义》为例

王　凌

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本文以明清以来各插图本《三国演义》为切入点,探讨明清插图小说“语-图”互文规律,指出明清小说插图的绘图者们热衷于通过对最具“孕育性”顷刻的把握、特殊的时空分割方式以及独具意蕴的静态绣像描画以达到最真实、准确再现文字信息的目的;而插图对故事场景进行的带有情感倾向的取舍、图题的褒贬寄寓以及有意无意的图、文不符现象,又表明绘画者试图对小说作出符合自身审美习惯解读的努力。在插图本小说中,文字与图像之间呈现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明清以来各插图本《三国演义》,正是明清插图小说“语-图”互文规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