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技术与通俗小说传播：中国近代研究成果

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

宋莉华

发表于《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

本文对近代印刷技术与通俗小说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促进了石印小说的流传和通俗小说的传播,进而推动了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同时,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又孕育了现代传媒意识的产生,并使传统书坊向现代转化。

【文选】　

二、石印术的普及与石印版小说概况

阿英指出,晚清小说繁荣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45]。由于石印具有成本低廉,印刷周期短,用人少,能保持古书原貌,比木刻更易于保存书法的优美,而且字迹清晰美观等优点,石印业迅速崛起,取代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独步一时^[46]。1887年(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申报》云:

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在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

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载文《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称:

上海石印中国书籍正在很快地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石印中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因为中国资本家咸能投资于此种企业,赢利颇丰。印书如此便利,对于一个大家喜欢读书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47]。自1832年底,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后,经营石印者渐多,终成席卷全国之势。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石印所即有56家,较铅印业多一倍有余。上海铅印业的出现虽比石印业早20年,且申报馆、字林西报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同文书会等皆能排印中文书报,具有相当规模,但整个光绪年间,仍以石印业的社会影响为大。各地官报局、官印局通常石印、铅印并举,而各地民营印书馆,石印则明显占优势。石印术的普及为近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切实的技术保障。

石印技术用于小说出版,持续时间长达70余年。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几种石印版小说是同治五年(1866年)上海文宜书局出版的《花月痕》、上海顺城书局光绪元年(1875)版《后列国志》、上海书局光绪元年版《隋炀帝艳史》、《五美缘》等。其余绪一直要延伸到20世纪40年代初。现存最晚的石印本小说有1939年开鲁蒙文学会《泣红亭》、1940年开鲁蒙文学会《青史演义》、1940年上海锦章图书局《三国演义》及《全图加批西游记》、1941年上海锦章图书局《五雷阵》等。

据日本学者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中的统计,石印版小说总数约630余种,出版高潮集中在1888年、1893—1895年、1908—1910年及1912—1914年。^[48]而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收录的书目来看,到1888年以前,明清两代所刊通俗小说总数仅约460种。^[49]可见由于石印术被广泛应用于小说印刷,近代通俗小说在出版数量、速度上都非以往可比。阿英《晚清小说史》谓:“《孽海花》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50]如果没有石印术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行次数、数量如此之多是难以想象的。晚清石印版小说从其内容构成来看,主要由传统的明清通俗小说、新小说以及翻译小说三部分组成。其出版发行机构则以石印书局和报刊并举。一种小说往往在数家报刊连载,或先经报刊连载,复以单行本行世,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大,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石印技术的普及。

试论近代扫叶山房的通俗小说出版

文　娟

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2期。

本文考察了扫叶山房在近代刊印出版通俗小说的相关情况,指出其刊刻小说的特征包括对作品题材精心选择、重视传统题材、强调民间性与传统性、坚持木刻雕版刊行通俗小说等等,指出以上种种反映出这家带着自身固有的传统性融入近代小说出版潮流中的书坊,在通俗小说的出版上不断受到时代环境的深刻影响,试图进行某些革新的努力以及步履维艰的革新困境。

【文选】

三、刊行方式的变革

从上文中对于扫叶山房通俗小说的出版特征分析不难发现,一方面,其通俗小说出版基本以翻印传统的明清通俗为主,教化宣传的色彩颇为强烈,另一方面,在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又试图突破这一局面,尝试出版针砭时弊,揭露学界黑幕的通俗小说作品。而从通俗小说的刊行方式上,我们也能看到该书坊在出版技术运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传统与变革交织的特征。

在铅石印技术尚未出现之时,木刻雕版是书坊刊行书籍的重要方式,校刻精良的板片储备对书坊甚为关键,尤其是对于以出版学术型书籍为主的书坊而言更是如此。作为一家“刊刻秘笈,以惠学林”的传统书坊,当年扫叶山房创始的契机就是席世臣家族购得了常熟毛氏汲古阁所藏的若干书板,因此扫叶山房雕版印刷的传统也对其通俗小说的刊行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席威主持扫叶山房期间所出版十部通俗小说,除了《隋唐传》是铅印本,《东周列国志》有刻本和石印两种版本之外,其余无论是公案类的《忠烈侠义传》,还是神怪类的《封神演义》,言情类的《二度梅》,抑或是才学类的《镜花缘》,都是采用雕版的方式翻印出版的。

实际上,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即扫叶山房刻印第一部本通俗小说《忠烈侠义传》的前五年,申报馆就采用新式铅字排印出版了《儒林外史》。该书“校勘精工,摆刷细致”[30],与传统木刻本迥然而异,因此受到读者的欢迎,初版千部“曾不浃旬而便即销罄”[31],六个月后即重印了一千五百部。正如申报馆在《代印书籍》[32]广告中所宣传的那样,铅印较之木刻“至便且捷”,“出书愈觉清爽,非木板可比”,因此,光绪初年已经开始有书局仿效申报馆,以铅印之法出版通俗小说,例如光绪三年(1877)机器印书局就出版了铅印本《于少保萃忠传》。而在扫叶山房出版第四部通俗小说《新刻绣像粉妆楼全传》的前一年,即光绪八年(1882),点石斋首次石印出版了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是书格外清晰,一无讹字。为图凡二百有四十,分列于每回之首,其原图四十,仍列卷端,工致绝伦”[33]。由于石印照相法在图像印刷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技术也受到其他书局的青睐,例如光绪十三年(1887)蜚英馆就石印刊行了《绘图评点儿女英雄传》。

扫叶山房当时显然对铅石印这类的新兴技术也予以过关注和应用。例如,扫叶山房光绪八年(1882)发行的《扫叶山房书目》就分为木版和铅版两大类,开始出现了铅版书籍;而光绪十二年(1886)所出版的《历代帝王年表》三卷已经是石印本,光绪十五年(1889)版的《李氏五种》之内封,亦采用石印技术印刷。尽管如此,由于席威主持的扫叶山房开始陆续出版通俗小说的时候,以铅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正处于兴起阶段[34],据潘建国的统计,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六年(1890),采用铅石印刷术翻印明清通俗小说的书局只有十一家,其中铅印本不过三十八种,而石印本仅有十四种,未能对整个通俗小说翻印行业产生影响,也就未能推动扫叶山房以铅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此时,对于一家历史悠久的传统书坊而言,放弃木刻雕版技术刊行通俗小说的时机显然还未到来。

扫叶山房通俗小说刊行方式的转变发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一年,该书坊请图书集成局代印了一部名为《隋唐传》[35]的通俗小说,并由图书集成局为之在《申报》上刊登“开印《隋唐传》”广告:

《隋唐》一书,虽属稗官野史,而笔法既好,叙事尤详,敷佐既新,选词尤雅,茶余酒后,尽可消闲。现扫叶山房托本局代印。刻已开印,俟告竣后装订成册发售,以便诸公购阅也。图书集成局启。[36]

扫叶山房出版铅印本通俗小说的出版计划,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为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通俗小说翻印的鼎盛期,期间共有六十二家书局采用铅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约二百八十种(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书局版本),其中在光绪十九年(1893)至二十二年(1896)之间处于翻印的顶峰,四年中翻印的通俗小说合计二百一十三种,约占总数的76%;而二百八十种通俗小说的近代翻印本中,石印本二百七十三种,铅印本四十三种。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以铅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的出版环境的推动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扫叶山房开始尝试委托其他书局代为排印铅版通俗小说,并且还在第二年将以前曾经木刻雕版印行过的《东周列国志》重新石印刊行。不过,席威主持期间,扫叶山房在通俗小说的翻印上,对铅石印技术的运用并不积极主动,而是被时代潮流推动着前进所作出的选择,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传统书坊一种步履维艰的革新困境。

光绪二十四年(1898),席威的儿子席裕琨接管扫叶山房,此时恰巧处于以石印技术翻印通俗小说顶峰期刚过,而鼎盛期尚未结束的时间点,他主持下的扫叶山房开始全面运用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此阶段,该书坊首刊的通俗小说《绣像七侠五义》就是石印本。显然正是由于采用了石印技术刊行,才令该部小说绣像插图的精致与清晰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所出版的刻本通俗小说,从而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以至于扫叶山房趁着这个畅销势头,又立即陆续石印出版了《七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和《续小五义》。席裕琨显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石印技术在翻印通俗小说上的巨大优势,据目前所见的资料,他在任期间扫叶山房所出版的二十部通俗小说[37],除《精忠演义说岳全传》一部为铅印本之外,几乎全部采用石印技术刊行。事实上,根据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书业公会书底挂号簿》统计,扫叶山房南北号在光绪间共出版石印书籍一百零五种,其中十一部石印本通俗章回小说赫然在列,标志着扫叶山房以雕版木刻刊行通俗小说的时代至此完全终结。

不过,席裕琨主持期间扫叶山房刊行的石印本通俗小说,多采用手写石印的方法[38],印本以楷体书写,虽然字迹清晰,但是为了节约纸张一般字划细小,行格紧密,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行《绣像续小五义》一书每半页多达二十二行,每行四十八字,读者阅读时颇费目力,还算不上是精本石印。光绪三十年(1904)之后扫叶山房由席氏族戚席少梧、席悟奕等人接管,此情况有所改变。

期间,该书坊一方面将照相石印技术充分运用于各类书籍的翻印出版,一方面在采用手写石印之法刊行书籍的时候,放大字体,使行格相对之前的版本相对疏朗,例如,民国十七年(1928)石印的《增补齐省堂全图儒林外史》,每半页十五行,每行最多三十四字。因此,这期间扫叶山房在介绍其石印古籍的时候,或称“本号特缮大字精本,并延名宿,悉心雠校,付诸石印”,或称觅得原本“同付影印,字画圈点,悉与原本丝毫无二”。正如民国七年(1918)《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序所言,“雕本流传,缪为士林称许。曩因锓版不便,易亦精本石印行世”,此时扫叶山房出版的通俗小说也出现了不少石印精本,例如,民国三年(1915)的《大字足本绣像全图三国志演义》,民国十一年(1923)《增像全图东周列国志》和《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民国十三年(1925)的《绘图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等等。因此,虽然宣统及民国年间的扫叶山房,在小说出版类型的选择上,呈现出从通俗小说向笔记小说倾斜的趋势,但是在所以石印技术刊行通俗小说的质量要求上,却体现出新的追求。

据目前可见的资料统计,扫叶山房共出版公案、神魔、言情、讲史等类型的通俗小说三十七种。这家书坊在首刊通俗小说之初,对作品题材的精心选择,折射出光绪初年通俗小说出版业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这一选择既显示出传统书坊谨慎与保守的一面,又标志着此类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正逐渐进入该书坊的出版视野;在高度重视传统题材作品的出版,特别选择出版其他书局业已印行的作品,强调作品的民间性与传统性的同时,不过最终还是尝试出版了时人创作的与现实社会相关的作品;一直坚持木刻雕版刊行通俗小说,在铅石印技术普遍应用于通俗小说翻印的年代中,才被出版潮流推动着步履蹒跚地加入此种行列之中,然而却在通俗小说翻印的大幕即将缓缓降落之时,从手写石印法刊行通俗小说发展为照相石印法出版石印精本。以上种种充分反映出这家积习深厚的书坊,带着自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性融入近代小说的出版潮流中,进而又不断受到出版环境的深刻影响,试图进行某些革新的努力以及革新维艰的困境。

【注释】

[30]　《新印〈儒林外史〉出售》,《申报》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二十七日。

[31]　《〈儒林外史〉出售》,《申报》光绪元年(1875)四月一七日。

[32]　《代印书籍》,《申报》光绪二年(1876)正月二十四日。

[33]　《石印〈三国演义全图〉出售》,《申报》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四日。

[34]　潘建国在《铅石印技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中对清末上海地区通俗小说的翻印史进行了研究,根据他的分析,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六年(1890)为初兴发展期,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鼎盛期,光绪二十四年(1898)之后为翻印的后续期。

[35]　此广告中的《隋唐传》当为《隋唐演义》,一百回,清初褚人获著。

[36]　《开印〈隋唐传〉》,《申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四日。

[37]　《锦香亭》、《儿女英雄传》、《斩鬼传》、《走马春秋》四种出版时间不详,因此暂不计入席裕琨主持扫叶山房所出版的章回小说数目统计中。

[38]　石印技术的有两种基本制版方式,一种为手写石印,即在一种专写纸上缮写文字,然后再反转描印于石板上;一种方法为照相石印,即先用照相的方法拍摄书籍底本,获得反字负片,然后经过特殊的处理制成印版。

【注释】

[1]《中国连环图画史话》,《阿英美术论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54页。

[2]《中国版画史序》,《郑振铎美术论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9页。

[3]《中国古代版画史略》,《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67页。

[4]《中国古代版画史略》,《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417页。

[5]阿英:《小说一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74页。

[6]马孟晶:《十竹斋画谱和笺谱的刊印与胡正言的出版事业》,《新史学》十卷三期,第35页。(www.xing528.com)

[7]参见矶部彰:《关于明末〈西游记〉的主体受容层研究》,《集刊东洋学》第44辑,第55—56页;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之作者与读者——据矶部彰氏之论》,《明代史研究》1984年12期,第1—15页。

[8]矶部彰:《关于明末〈西游记〉的主体受容层研究》。

[9]大木康:《明末江南出版文化之研究》,《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五十卷特辑号一,第104页。

[10]参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米价”条。

[11]据明崇祯人瑞堂本《隋炀帝艳史·凡例》,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953页。

[12]宣统二年(1910)上海章福记石印本。

[13]按:除特别标注,本书所录各大学学报均为哲学社会科学版或社会科学版。

[14]对页连式,有人也称为合页连式,指一幅插图是由相对的两面(页)构成,摊开书来就是一幅图。在描述插图时,要注意分清“叶”和“页”两个字。一般来说,一叶(folio)是指两页(page),而“页”相当于我们说的“面”。江苏社科院主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在记述《欢喜冤家》的插图时说:“有图像共二十四幅,半叶两幅。正集六叶十二幅,续集六叶十二幅。”第24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六叶”之“叶”就该为“页”。

[15]刘世德在《〈三国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中认为,《三国辩》这样吹嘘,无非是一种商业竞争行为:“各地的书商在刊行《三国志演义》等小说的时候,书内有没有配置图像,是他们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有图像和无图像,分别适应了不同的阶层、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求。”此说极是。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16]美国学者何谷理(Robert.E.Hegel)以余象斗为例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余氏把图和文刻在同一页,表明了其对插图和文本的同等重视,这样无论对识字能力高低的人都有助于阅读,同时也可使销量增加。见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Press,1998,P139。何氏同时也强调,上图下文式的插图尽管每页有图,但这些插图并没有包含一个连贯的故事或情节,故只能叙述情节之高潮或精彩之处。同上,P172。何谷理的这个论点很重要,上图下文式的插图并不能通过看图来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与近代的连环画不同,连环画文字简略,以画为主,画足以涵括整个故事,古代小说则不能。因此说“有助于阅读”只是相对而言,其配图还有美化、装饰书籍之考虑。这些和变文配图不同,上面谈到尽管小说插图式样是来源于变文之配图,但功用有所不同。变文配图是为了方便讲唱,讲唱人常可指一图而讲唱许久,敦煌千佛洞发掘的变文很多,而变相图却很少,其原因就是“一种变文可供作多种形式的绘画作品的演唱底本”。参见白化文《什么是变文》,《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见上引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文。

[18]《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戒指儿记》、《羊角哀死战荆轲》、《死生交范张鸡黍》、《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李元吴江救朱蛇》、《简帖和尚》七篇,大抵即《古今小说》卷四《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卷十六《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卷三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又《清平山堂话本》的《风月瑞仙亭》、《错认尸》和《刎颈鸳鸯会》三篇,大抵即《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入话、卷三十三《乔彦杰一妾破家》及卷二十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而《清平山堂话本》的《风月相思》大抵即熊刊小说《冯伯玉风月相思》。

[19]见明秦淮寓客辑《绿窗女史》冥感部、梦寐。

[20]谭正璧谓宋李献民《云斋广录》亦载司马仲梦遇苏小小事。《云斋广录》虽收于《说郛》及《龙威秘书》,但仅转录数条,皆无此事,而此书十卷本,尚未见,未知内容如何,有待将来再为补充。

[21]明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万历乔山堂刘龙田刻《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及崇祯十三年西陵天章阁刻《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皆附《钱塘梦》话本,亦述此事。

[22]见《枫窗小牍》卷上。

[23]见《云麓漫抄》卷三。

[24]傅惜华选注《宋人话本选》、胡士莹选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吴晓铃等选注《话本选》、中华书局编《话本选注》等选本,收录的话本,如并见《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京本通俗小说》的,都选用《京本通俗小说》,而不用前二书。

[25]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发表在1933年7月,北京生活书店刊《文学》创刊号上)。

[26]《明史》卷四〇《地理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册,第918页。

[27]《(万历)建阳县志》,第341页。

[28]《(万历)建阳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43页。

[29]《(万历)建阳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65页。

[30]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第125页。

[31]《(万历)建阳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00页。

[32]入迷道人《三侠五义》序。

[33]文光楼主人《小五义》序。

[34]庆森宝书氏《小五义》序。

[35]文光主人《新刊绣像全图施公案后传》序。

[36]文光楼主人《小五义》序。

[37]文光主人《新刊绣像全图施公案后传》序。

[38]见光绪十七年文光楼刊《续小五义》之书前启事。

[39]石庵《忏想室随笔》,载朱一玄《明清小说研究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

[40]杜春耕《程甲、程乙及异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辑,第61页。

[41]杜春耕《程甲、程乙及异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辑,第61页。

[42]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载一粟《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6页。

[43]伊藤漱平先生在《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上)(《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一文的注释中腔调“壬子冬吴门(江苏省苏州)开雕的正是东观阁本”。

[44]胡适著《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45]《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46]参见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

[47]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8、91页。

[48]参见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广岛女子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第7号,第39页。

[49]《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50]《晚清小说史》,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