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适
1961年,胡适将所藏甲戌本影印出版,并题写了这篇跋文。后收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文中指出了甲戌本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并将四十年来陆续发现的五种脂本和程甲本、程乙本依据年代先后列出,并对每个本子的版本情况加以说明,从中总结出《红楼梦》从抄本到刻本的版本演变轨迹。
【文选】
总计我们现在知道的《红楼梦》的“古本”,我们可以依各本年代的先后,作一张总表如下:
(一)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脂砚斋钞阅再评本,止有十六回。有今年胡适影印本。
(二)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两回未分开),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三)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秋月定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共八册,止有七十八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两回没有分开,第十七回首叶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第十九回尚无回目,第八十回也尚无回目。第七册首叶有批云:“内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又第二十二回未写完,末尾空叶有批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夏,畸笏叟。”第七十五回的前叶有题记:“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此本有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用己卯本补钞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民国四十八年有台北文渊出版社翻影印本。
(四) 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戚寥生序的八十回本,即“戚本”。此本也是一部脂砚斋评本,石印时经过重钞。原底本的年代无可考。此本已有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了;第二十二回已补全了,故年代在庚辰本之后。因为戚寥生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进士,我们可以暂定此本为己丑本。此本有宣统末年(一九一一)石印大字本,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字;又有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及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石印小字本,半叶十五行,每行三十字。小字本是用大字本剪粘石印的。大字本前四十回有狄葆贤的眉批,指出此本与今本文字不同之处。小字本的后四十回也加上了眉批,那是有正书局悬赏征文得来的校记。
(五)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梦觉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此本虽然有意删削评注,但保留的评注使我们知道此本的底本也是一部脂砚斋重评本。
(六)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北京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这是程伟元高鹗第一次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甲本”。“程甲本”的前八十回是依据一部或几部有脂砚斋评注的底本,铅印本、石印本的祖本。
(七)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北京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这是程伟元高鹗第二次排印的“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做“程乙本”。因为“程甲本”一到南方就有人雕板翻刻了,这个校阅改订过的“程乙本”向来没有人翻板,直到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上海亚东图书馆才用我的“程乙本”去标点排印了一部。这部亚东排印的“程乙本”是近年一些新版的《红楼梦》的祖本,例如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的排印本,香港友联出版社的排印本,台北启明书局的影印本,都是从亚东的“程乙本”出来的。
《儒林外史》版本源流考
李汉秋
发表于《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清代最重要也最流行的长篇小说之一。扬州、苏州、上海曾先后成为刊印的中心,现在能看到的版本还有十几种。本文在作者亲自调查的基础上,略述版本源流,并澄清一些悬案。
【文选】
一、三个嘉庆本同源一版
从程晋芳的《怀人诗》知道,《儒林外史》在一七四九年之前已经写成。程晋芳于一七七〇至一七七一年间写的《文木先生传》又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人情态,人争传写之。”可见在那时还只以抄本流传。
最早的刻本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说,是“全椒金棕亭杨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金棕亭名兆燕,作扬州府教授的时间是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九年。可惜此所谓金刻本迄今没有发现过。
现所见最早刻本是三种嘉庆本: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的艺古堂本和清江浦注礼阁本,都是五十六回,北京图书馆均收藏。经仔细校勘后笔者认为,此三本实同源于一版——姑称为卧版,它们只是卧版的不同版次而已,版框、行格、页码都完全相同,连卷首闲斋老人序的字迹、行款都一模一样,仅仅是内封上的版主和刊刻年代经挖补作了更动。
三本的文字完全相同,卧本空缺的地方,艺本、清本同样空缺。例如卧本第十二回第十七页(上)第二行“遂与订交”的“与”字空缺,第四行“权潜斋”的“潜”字空缺,第四十二回第八页(下)末行“我们”二字空缺,艺本、清本在相同位置都同样空缺。卧本第四十六回第二页(上)第一行“还是意”三字空缺;清本在同一位置照样空缺;艺本在同一位置原也照样空缺,后用另一种较小较细的字模补上“还是客”三字,即如这样的修补也难得一见。
卧本的误刻、漏刻、倒刻,艺本、清本也完全承袭。例如:卧本第十六回第十二页(下)第三行,“借”字本应在该行的末字,却误植在该行的首字,第十九回第十四页(下)第二行末三字“妻子一”误植在下一行的末三字位置上,第三十八回第十三页(下)第二行“往陕西去”的“往陕”二字与第十四页(上)例数第二行“风餐露宿”的“露宿”二字,因在页中的位置相似而互调误植了;第三十九回第五页(上)第四行“二十里”的“二”字与下一行“有一位”的“一”字互调而误植了;第四十六回第十四页(上)第二行“故家乔木”的“木”字与隔行“第二副”的“副”字,因在行中位置相同,隔行互调误植:凡此艺本、清本在相同位置上都有完全相同的讹误,其他讹字误刻,全都一模一样。
前引金和跋告诉我们,《儒林外史》的刊刻中心最初是在扬州,清江浦是淮阴,离扬州不远,当时同隶淮扬海道,清江浦注礼阁本既是卧本的复印本,那么,卧本是否属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的范围之内?它能否是《儒林外史》的初刻本?值得注意,也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
三、群玉斋本即是苏州书局本
同治八年(1869)出现“群玉斋活字板”摆印本,书后附金和于同年十月写的跋,说道:“发逆乱后,扬州诸板散佚无存,吴中诸君子将复命手民,甚盛意也。薛蔚农(按:应作慰农)观察知先生于余为外家,垂询及之,余敢以所闻于母氏者(余母为青然先生女孙),略述其颠末如此。”在《儒林外史评》里,天目山樵光绪三年识语也说:“此书乱后传本颇寥寥,苏州书局用聚珍板印行,薛慰农观察复属金亚匏(按:金和字亚匏)文学为之跋”。《全椒县志》卷九金和传则说:“敬梓征君所著《儒林外史》,传本罕见,和出藏本与邑人薛时雨集资为笺注而梓行之。”
薛时雨字慰农,全椒人,看来苏州书局本的刊行同他的推动分不开。他曾在嘉兴、杭州做官,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时,他和潘季玉都曾在上海李鸿章手下办事,以后曾主持崇文书院和江宁尊经书院,在《盏山志》里曾写过吴敬梓传的顾云,好读《儒林外史》的沈葆祯都同他有交往。他同潘季玉等“吴中诸君子”的联系是密切的。
但全椒志的记载却有明显的错误,那时并没有出现过《儒林外史》的“笺注”本,金和写跋也没有说苏州书局用的是他家藏的底本。有趣的是,金跋主张《儒林外史》“原本仅五十五卷”,而附载此跋的苏州书局本却是五十六回!此版字大清晰,天地头和行距都很宽,很醒目,是当时很流行的版本,盖复印过多次,有的本子附载金和跋全文,有的则不附。过去论者每以有金和跋的为苏州书局本,没有金和跋的为群玉斋本,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笔者曾不止一次见过:内封既署明“群玉斋活字板”,书后又附载金跋全文的本子,可见群玉斋本和苏州书局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界限。笔者将这类本子,包括有金跋全文的群玉斋本、没有金跋的群玉斋本以及有金跋全文而缺少内封的原上海合众图书馆藏本,放在一起仔细比勘,事实证明,它们不仅版框、行格、页码完全相同,正文文字也无一出入,它们实同源一版,仅仅是不同版次对金跋作不同处理而已。
此版所依据的还是卧版的本子,对卧版明显易辨的讹误,它有所订正,但许多讹误依然沿袭下来。例如前举第三十八回“风餐露宿”是常用词组,卧版误作“风餐往陕”,如此显误,它订正了;但因与此互调而把“往陕西去”误作“露宿西去”,它就不察而沿误。第三十九回“有一位肖昊轩先生”卧版误作“二位”,它订正了;而卧版把隔行的“二十里外”误作“一十里外”,它就沿误。除沿卧版之误外,刊印中又新增加了许多讹误,诚如王承基所说,是校勘不精的书。
苏州书局的刊行大大推动了《儒林外史》的传播,同治光绪间在上海一带出现了大批爱好者,张文虎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人物。
张文虎字啸山,笔名天目山樵、华谷里民、南汇诸生。受乾嘉学派影响,尚考据,尤长校勘,曾国藩称之为“大江南北惟此一人”,属以金陵书局雠校事,校注《史记三注》,成《札记》五卷,为时推重。同光间游沪上。著述很多,多收于《舒艺室文集》和《覆瓿集》中。
他是《儒林外史》的热烈爱好者、热情评荐者。刘咸忻说他“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校雠述林》卷四《小说裁论》)他评点《儒林外史》从同治年间看到苏州书局本后就开始了,同治十二年暮春就写过识语,次年刊行的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收录。光绪二年又写过识语;到光绪三年嘉平小寒写的识语说:“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此后,光绪五年、六年、七年又几次写了识语,真可谓乐此而不疲耶!
他的评点本先后借给雷谔卿、阂颐生、沈锐卿、朱贡三、杨古醖、艾补园等人过录;他们又辗转传给其他人过录或阅览,例如艾补园就曾借给徐允临(号石史)过录,在社会上流传颇广,终于引起申报馆的注意。光绪七年(1881)季春天目山樵识语说:“旧批本昔年以赠艾补园,客秋在沪城,徐君石史言曾见之,欲以付申报馆摆印。予谓申报馆已有摆印本(按:指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其字形过细,今又增眉批,不便观览,似可不必。今春乃闻已有印本发卖(按:指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不知如何也。”这段记述同石史“从好斋辑校本”的跋文相合。查艾补园(亦作艾谱园)名承禧(又作礽禧),上海人,光绪十五年举人,春闺不第,在沪办养正小学,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此书或即由他和石史提供底本的。第二次排印本(简称申一本)比第一次排印本(简称申一本)字大,间隔也宽,评语用夹批而不用眉批,或是采纳天目山樵意见的结果。
申一本刊于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因收有前一年的天目山樵识语,有人称之为“天目山樵识语本”。经过校勘可以看出,此本的直接底本是苏州书局本,略举下表以说明:
上列加着重号的词语,苏州书局本或有误或不准确,而申一、二本都与它相同,表现了承袭的痕迹,类似情况全书各回所在多有。
但申一本还是校正了以前各本包括苏本的许多讹误的,例如以前各本经常把“桌子”误作“卓子”、“搁”误作“阁”、“敞”误作“蔽”、“撤”误作“撒”、“幅”误作“副”、“入硷”误作“入敛”、“晚近”误作“婉近”,申一本一般都校正过来。
申二本刊于光绪七年(1881)春,在正文中以双行夹批插入天目山樵评语,这是此本的最重要特色,因称为“天目山樵评语本”。天目山樵评语从此才有了印本。申二本在申一本基础上又做了一番校勘工作,订正了过去各本包括申一本的许多讹误。它不像齐省堂本那样以己意擅改原文,但个别地方也受齐本影响改得不尽妥当。
清代中后期出版业的发展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
苗怀明
发表于《编辑学刊》1997年第2期。
本文深入探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出版机制与流传情况,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不仅有助于中国小说史、出版史的研究,而且还可以为当今的畅销书出版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文选】
(二)
与前代的小说出版相比,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刊行过程带有更为浓厚的商业气息。利润的驱动促使书坊主们很投入的积极参与进来,而且他们不再像前代的书坊主那样只做一般的中介工作。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他们具有敏锐的题材意识,主动介入到小说的创作或改编过程中,以求先声夺人,占领市场,得到更多的收益。以《三侠五义》的刊印为例,具有书商身份的退思主人从其好友入迷道人那里得到该书书稿后,意识到这本小说能赚大钱,马上拿到聚珍堂书坊刊印,等入迷道人发觉时,书已刻成。[32]尽管限于材料,我们无法确知退思主人的真实姓名,但从其对题材的敏感及行为可以判定他的书坊主或书商身份。再如《小五义》一书的刊行,文光楼书坊主人石铎出于牟利的考虑,一直“采访《龙图阁公案》底稿,历数年之久,未曾到手”,后来,“不惜重金,购求到手”,立即“延请名手,择录而剖删之”,共耗费二千余金,印刷了五千部。[33]应该说这是一种带有很大风险的投资,石铎如此卖力,绝非仅仅是出于喜欢,牟求重利是其行为的主要推动力,只要看一下书后的这则告白便可明白:“下余一百余回,尚未刊刻,到此热闹节目,为何住手?皆因中部所费,不下二千余金,无力再刻下部,篇首业已叙过。如有慷慨富厚之士,愿为续刻者,请到本铺商酌,本坊主人情愿效劳。计一年中,除檄还资本外,尚可得到三五百金。名实兼收,岂非快事。”其它如《彭公案》、《施公案》续书的刊印也无不如此。
在许多小说作品的卷首都有书坊主人所写的序言,如《小五义》前有文光楼主人所写的序,八续、十续《施公案》前有上海文宜书局主人所写的序等,由此可见书坊主们积极参与的情景。一般来讲,他们参与编辑、整理的基本工作程序是:先找到合适的书稿,如退思主人从友人那里借到《三侠五义》书稿,石铎重金购买《小五义》、《续小五义》书稿等;然后请人进行整理,或亲自动手。如石铎得到书稿后,“不惜重资,延请名手,择录而剖例之。稿中凡有忠义者存之,淫邪者汰之,间附己说,不尽原稿也”[34]。再如文光主人得到《施公案》续书的书稿后,“前后采辑凡千余篇,编成百回,悉心校雄,重刊以公同好”[35]。书稿改编整理完毕,就该进行刊印销售了。
找到合适的书稿,刊印出版,这对书坊主们来讲,只是完成了工作的第一步。如何销出作品,收回投资,并得到重利,这才是书坊主们最关心的。为了为小说作品及自己的书坊做宣传,书坊主们采用了许多行销宣传的办法。
印上书坊的详细地址,方便读者前往购买,这是许多书坊普遍采用的老办法。如光绪十八年北京本立堂书坊所刊《彭公案》的封面上就刻着“京都琉璃厂西门路南本立堂书店刷印出售”;光绪九年北京文雅斋书坊所刊《三侠五义》的封里刻着“板存京都前门外鲜鱼口内小桥路北文雅斋书坊”;再如光绪十六年文光楼书坊所刊的《小五义》封里也刻着“存板琉璃厂东门路北文光楼书坊”。
预告续书后文内容,做好前期宣传,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购买欲望,以求扩大销售量,这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发行销售上是一种用得较多的方法。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封面或封里印上“二续嗣出”、“九续现已发印,即日出版,先此预白”等内容,或在书尾及书前序文中预告说明。比如光绪十八年北京经国堂书坊所刊《彭公案》的书尾有一则告白:“此书本宅非不欲以全函刻出,无奈书目新奇太多,二叙(当为续——笔者注)次第接刻,定日出售。”再如九续《施公案》的书尾也说:“诸公欲看全部,俟等十续书成,以窥全貌。”另一种形式是在书后预告后文续书的主要内容与故事梗概。例如光绪十六年北京文光楼书坊所刊《小五义》书后即云:“智爷生死,破铜网阵,一切各节目,仍有一百余回,随后刊刻,续套嗣出。先将大节目暂为开载于后……俱在续套《小五义》分解。”再如三续《施公案》的结尾亦云:“众弟兄听了此言,吓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查究,且听下部四续书中分解,以后再有……这许多热闹节目,全在四、五、六集之中,本坊随后陆续刊出,列公逐一观看。”这种利用故事悬念来吊读者胃口的广告方式还是颇有效果的。文光楼书坊光绪十七年所刊的《续小五义》书前就说:“上部《小五义》未破铜网阵,看书之人纷纷议论,承辱到本铺购买下部者,不下数百人。”
还有一种经常采用的方式就是在书前序文中直接做正面的宣传,夸赞该书如何精彩,如何值得阅读。如北京文光楼书坊所刊印的《小五义》、《续小五义》二书,它们明明是一位一般说书艺人的演出记录稿,但书坊老板石铎偏将著作权归到道咸间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的名下。[36]显然,这是在利用名人效应来做宣传。再如文光主人所收集、整理并刊印的续《施公案》明系说书演出记录稿而来,纯属想象虚构之作,但文光主人却煞有介事地介绍说:“凡名臣传、方略、实录,无不采取,惨淡经营,费尽心血,历三年之久,始成此书……虽系小说,并非淫词艳曲可比,亦为正史之小补。”[37]虽然名不符实,但也无可厚非,它毕竟是一种广告宣传的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书坊自发地表现出一定的版权意识,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更多地获利。例如文光楼书坊以重金购买了《小五义》、《续小五义》两书的书稿,因资金短缺,它先刻印了《小五义》一种,很快,有几家书坊据此翻刻,推出自己的版本,而且,还有“无耻之徒,街市粘单,胆敢凭空添破铜网,增补全图之说”。显然,这种做法影响该书坊《续小五义》的销路,所以,文光楼书坊“急续刊刻,以快人心”,并对别的书坊这种抢生意的行为进行谴责[38]。再如光绪十八年京都经国堂书坊所刊《彭公案》,其卷首都门贪梦道人自叙后有牌记云:“如翻此版,男盗女娼”,这是一种很原始的保护版权方式。其后又有补叙,谴责有人侵犯其版权,并郑重警告:“孰意书行中竟出不肖之辈,张贴通衙,大贬其价……似此寡廉鲜耻,趋利赚人,实堪痛恨。今又续刊后部,亦百回。倘再搅扰,本宅定究!特加此启。”当然,个别书坊的这种简单的保护版权方式所起效果甚微,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基于竞争和赢利的内在需要,书坊会主动要求保护版权,以垄断市场,这是出版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那种一本万利的侵权盗版行为,会严重挫伤书坊积极寻找书稿、整理改编的热情,影响小说的创作发展。
综上所述,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畅销走红及其所表现出的各种特点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畅销书现象,尽管它带有新旧时代交替的过渡痕迹。同先前历代的小说出版相比,书坊主及书商们在这类小说的出版过程中有着更为主动的地位和更为重要的影响。也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使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极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并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色。其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一方面,繁荣了小说的创作;使社会各阶层读者得到娱乐和审美快感;另一方面,付出辛勤劳动的书坊老板们自然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但是,这种快速的、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出版运作方式,所能端出的只能是大众文化快餐,粗糙有余,精致不足,这也是畅销书出版的一个通病,至今亦然。书坊老板们出于商业目的,为了赶时间,抢速度,拿到书稿后稍作处理就匆匆刻印,来不及进行较细致的润饰和修订,这必然会带来小说作品艺术水平的低下。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作品中以《三侠五义》成就最高,这与它历经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不断整理加工有关,其它小说作品如《施公案》、《彭公案》则没有这么幸运,因而不同程度地显得粗糙。再者,那种填鸭式的无休止地对原书一续再续,造成许多作品的重复和雷同,千篇一律,如出一手,久而久之,读者会产生厌倦心理,而读者开始产生厌倦之时,也正是这类小说的衰歇之时。早在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畅销盛行时,就有清醒之士明确认识到这一点:“自《七侠五义》一书出版后,世之效颦学步者不下百十种……余初窃不解世何忽来此许多笔墨也,后友人告余,凡此等书,由海上书枪觅蝇头之利,特倩稍识之无者,编成此等书籍,以广销路。盖以此等书籍最易于取悦下等社会,稍改名字,即又成为一书,故千卷万卷,同一乡下妇人脚,又长又臭,堆街塞路,到处俱是也。”[39]其直接结果是,许多续书几乎是刚一面世便杳无声息,在社会上毫无影响,连如今做专门研究时想翻阅一下都很难找到。其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相继兴盛,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完成其历史使命,逐渐引退。但由其所引发的许多文化现象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探讨的。
《红楼梦》东观阁本再考
陈 力
发表于《文献》2003年第1期。
本文在《〈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一文的基础之上有所增益补充,介绍了东观阁与东观阁主人的相关情况,对东观阁系列刻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东观阁本与程甲系列刻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辨。
【文选】
二、东观阁之初刻本、重刻本与覆刻本
东观阁初刻《红楼梦》究在何时,现在并不清楚,一般认为应该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至于胡适之先生将乾隆五十七年苏州书坊翻刻《红楼梦》与东观阁刻《红楼梦》混为一事,并无实据,且东观阁非苏州书坊之证据,已见上文,因此东观阁本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之说难以成立。
《红楼梦》东观阁之初刻本题名《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无注,半叶十行二十二字,白口,书口下镌“东观阁”。前有东观主人识语,云: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东观主人识。
东观阁初刻本系据程甲本重刻,但在文字上与程甲本颇有异同。一方面是由于程甲本本身有明显的排字错误,另一方面也是东观阁初刻本曾据他本如程乙本进行了校勘,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一文中进行过分析,不赘。⑥
东观阁初刻本为白文本,到了嘉庆十六年,东观阁又刻了一版,这就是所谓嘉庆十六年本。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封面题:“嘉庆辛未重镌,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也是半叶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开本较初刻本稍小,卷首的插图也与初刻本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初刻本的插图边框为直角,而嘉庆十六年本为波纹曲角。
东观阁嘉庆十六年之重刻本在红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正文行间加批注及圈点,这是今天已知《红楼梦》的第一个有注的刻本。同时,东观阁初刻本和嘉庆十六年批注本问世后,衍生出了不少的覆刻本和重刻本,对于《红楼梦》的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粟先生在《红楼梦书录》中著录有《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其封面题“嘉庆辛未(十六年)重镌,文畬堂藏板,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其中也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一粟先生称此本为嘉庆十六年东观阁重刊本⑦。窃意东观阁嘉庆十六年重刻本与文畬堂本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这里有三种可能:一、文畬堂本乃文畬堂借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所刻书板刷印者;二、文畬堂本乃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转板后由文畬堂刷者;三、文畬堂覆刻或重刻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如同治元年宝文堂覆刻嘉庆东观阁本题“东观阁梓行,宝文堂藏板”。因未见文畬堂本原书,姑妄言之⑧。
在东观阁本中,还有嘉庆十九年本。此本笔者曾在《〈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一文中作了初步的介绍。笔者所见为四川大学图书馆和杜春耕先生所藏,小字巾箱本,共一百二十回,首有绣像二十四幅,封面题“嘉庆甲戌重镌绣像红楼梦”,次高鹗叙,次目录,次绣像,白口,半叶十行二十二字,亦即日本学者伊藤漱平所谓嘉庆十九年本者。伊藤氏未指明此即东观阁之重刻本,盖因其并无东观阁刻之明显证据。
东观阁嘉庆十九年本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以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与之比勘,它的一部分是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但铲去了行间批、重点、重圈者,这部分版式及字体笔画等都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无异,只是行间批等被铲去,其上下边框尚遗斑斑铲痕,但仍有少量行间批及重点、重圈漏铲而被保留了下来。除此之外,这部分在刷印前还做了一些校勘的工作,例如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六回第二页B第七行:
因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 将上来……
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冷”字之“冫”大概在刻板时被误铲去而作“令”,而杜春耕先生藏嘉庆十九年本已改为“冷”,并且此字略向右下方倾斜,显系剜改;又,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六回第三页A第九行:
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教尔 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按程甲本、程乙本、东观阁初刻本的“教尔”均做“做官”,杜春耕先生藏嘉庆十九年改作:
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 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
“做官”二字略向右下方倾斜,亦显系剜改,其他的字体等与东观阁十六年刻本完全相同(但铲去了行间批和重点、重圈)。
嘉庆十九年本的另一部分则是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覆刻,但基本上没有行间批、重点和重圈。这部分字体笔画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大致相同,但细细审之,仍可判定它们并非如前述据嘉庆十六年本铲去行间批、重点、重圈而刷印者。例如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一回第四页B:
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
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
外有个十里街……
十九年本“
”则作“门”;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一回第五页A:枕书伏几盹睡。
嘉庆十九年本则将“几”误作“凡”;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七十九回
第三页B: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
“绍祖”二字作合文。而嘉庆十九年本则作: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且]一面的
“绍祖”二字虽仍作合文,且字体亦与嘉庆十六年本极为相似,但“祖”误作“且”。这些都显系覆刻之误。
笔者曾经在《〈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一文中推测,“到嘉庆十九年前后,北京琉璃厂的东观阁大概已经歇业或者由于其他缘故,其嘉庆十六年所刻之书板转归他人,这批书板的新主人将残缺的书板修补重刻并剜去原有的重点、重圈、行间评等后重新刷印,所以封面不记刻书处,并抽去了东观阁主人的识语,此即川大本和伊藤所见本”⑨。最近见到的杜春耕先生藏嘉庆十九年与川大藏本一样,封面也没有刻书处。根据上面的讨论,看来当初的推测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书版仍属东观阁的话,东观阁主人似乎没有必要铲去原来的批注,同时又另行覆刻部分书版补配。综上所考,嘉庆十九年本乃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之剜改并补配者。
还有一些本子,虽题名为东观阁梓行,但并不一定就是东观阁所刻,而有可能为其他书坊据东观阁本重刻,如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道光二年刻本、道光十年储英堂刻本和同治元年宝文堂刻本等。
嘉庆二十三年、道光二年刻本,此二本版式相同,正文及注文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相同,但行款、开本则与嘉庆十六年刻本不同,为半叶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开本较十六年本宽。一粟先生将嘉庆二十三年本列在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下,意其亦出于东观阁。[10]王三庆先生也认为,此本系东观阁据嘉庆十六年本重刊,即东观阁的第三版。[11]管见以为,嘉庆二十三年本虽题“嘉庆戊寅重镌,东观阁梓行”,但并非东观阁所刻,而可能是其他书铺据东观阁重刻。理由如下:此本有重点、重圈、行间批,与东观阁十六年刻本相同,但行款却完全不同,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写样、刻板,工程较大,如果不是板片完全漫漶不能继续刷印或者内容有重大变动,一般书商是不会重新刻板的。即或是要重新刻板,也可据上一版直接覆刻,如此可免写样与校对之劳。至于道光二年本,虽然行款与嘉庆二十三年本相同,字体也极为相近,但细审其版式和字体笔画,二者并非同一版刷印,道光二年本显然是据嘉庆二十三年刻本覆刻。
关于储英堂本,笔者所见为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扉页题:“道光庚寅重镌,东观阁梓行,储英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附东观阁主人识语,行款及行间批、重点、重圈等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同,字体风格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相似,但将二本进行对比,储英堂本显然是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覆刻,第六回第三页A第九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教尔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储英堂本“做官”二字亦误作“教尔”,但将部分重圈改成了长点。
据嘉庆十六年本覆刻并且流传很广的还有同治元年宝文堂刻本。宝文堂本封面题:“同治壬戌重镌,东观阁梓行,宝文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附东观主人识语及程伟元序。宝文堂本行款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相同,也是半叶十行二十二字,除部分重圈改作重点外,其馀如行间批、字体风格等与嘉庆十六年本相同,细审其版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实际上是据东观阁十六年刻本覆刻[12],但插图与东观阁本完全不同,而与道光十二年双清仙馆刻王希廉评本相同。宝文堂本虽系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覆刻,但较底本也有一些改动,除了一些错字外,宝文堂本覆刻时也将大部分重圈改成了长点,这一点与储英堂本相同。笔者比较了储英堂本与宝文堂本,似乎宝文堂本字形更接近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可以大致认定宝文堂本非据储英堂本覆刻,而是直接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覆刻。
据一粟先生《红楼梦书录》,善因楼本也出自东观阁本。善因楼本也是半叶十行二十二字,有重点、重圈及行间批,第九至十四回书口下更有东观阁字样,[13]曹立波博士有较详细的介绍,[14]善因楼本乃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覆刻,[15]并且,善因楼本似乎并不止一个刻本,至少有扉页题“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与题“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善因楼梓行”两种。
还有一些本子虽然没有署明系据东观阁本重刻和覆刻,但仍同东观阁刻本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让堂本是程甲本系统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本子。三让堂本扉页题“新增批点红楼梦,三让堂藏板”,半叶十一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白口,书口下或镌“三让堂”,插图与东观阁本完全不同。就其内容来看,系据东观阁本嘉庆十六年本重刻。关于这一点,各家均无异说。三让堂本有重点、重圈和行间批,这是最受人注目的地方。王三庆先生云:“(三让堂本)从圈点形式而言,属于东观阁本系统,而把高序省略,目录移在图赞之后,又绣像十五页正正文每面十一行,似受藤本的影响。然而采取每行二十至二十八字更袖珍的板式,加上评语作号召是这一系列刊本的特色。”[16]韩进廉先生亦云:道光间刻印的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其特点是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17]魏绍昌先生更明确地提出:“程甲本、程乙本都是删去脂批的白文本,自三让堂本起,才又加批语。”[18]《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也说三让堂本是程本系统的第一个批点本[19]。而台湾学者徐仁存、徐有为则认为东观阁嘉庆二十三年重刻本最先有评点[20]。以上这几种说法都不确切,如前所述,《红楼梦》刻本系统中,最早有批评的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东观阁刻本。笔者核对了三让堂本的重点、重圈和行间批,基本上就是据东观阁十六年本重刻。当然,三让堂本与东观阁本也有一些不同,如行款、插图都与东观阁本不同,文字上也作了少量的校勘。至于徐仁存、徐有为先生大概没有看到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因而误将嘉庆二十三年重刻东观阁本当作了最早的批点本。
关于三让堂本的刻印时间,据王三庆先生研究,三让堂刊刻的年代“上限大概在嘉庆廿三年(一八一八),下限则到同治初年”。与三让堂同属一个系统的有经纶堂本、文元堂本、忠信堂本、同文堂本、纬文堂本、右文堂本、三元堂本、务本堂本、经元升记本、登秀堂本、佛山连元阁本、翰选楼本、五云楼本等,它们有些是借三让堂本书板刷印,有些是三让堂本转板后的印本,有些有补刻,有些则是重刻。[21]
藤花榭本也是红楼梦众多刻本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子,它与东观阁本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藤花榭本封面题:“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无注,半叶十一行二十四字。关于藤花榭本的刊刻时间,清道光三年曹耀宗《红楼梦百咏词跋》云:“予昔游金陵,适藤花榭板初刊,偶携一册,杂置书丛,今越五载,长夏无事,检取评点之。”嘉庆二十四年,藤花榭还刊行了归锄子撰《红楼梦补》,一粟及王三庆先生据此断定《红楼梦》藤花榭本当刊行于嘉庆二十三年左右。[22]杜春耕先生藏有一部藤花榭本,封面题:“嘉庆庚辰镌,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按嘉庆庚辰为嘉庆二十五年,但此本版面模糊,显系后印,未知封面所题是否为后来补刻。不过,据此可以确定藤花榭本的刊刻时代必在嘉庆二十五年或其前。关于藤花榭本的底本,一粟先生并未明确指出,韩进廉、魏绍昌先生均谓据程甲本翻刻[23]。王三庆先生谓“此本如非直以程本覆刻,即据东观阁原刊本翻刻,并以程甲本订正”[24]。韩、魏、王诸先生之说都有些问题,我们不妨对此稍作分析。
藤花榭本的插图与三让堂本基本相同,而三让堂本的文字内容与东观阁十六年刻本基本相同,据此看来,藤花榭本应该与东观阁十六年本有着某种联系。更重要的是,藤花榭本的文字本身也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有些关系,甚至错字亦沿袭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之误,如第十三回第九页A第一行,程甲本作:
王夫人道 :心 哥既这么说
程乙本作:
王夫人道 :你 大 哥既这么说
《红楼梦》的另一个早期刻本——“本衙藏板”本作:
王夫人道 :珍哥
既这么说
东观阁初刻本作:
王夫人道 :珍哥
既这么说
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则作:
王夫人这 :珍哥 既这么说
“王夫人这”显系“王夫人道”之误,而藤花榭本文字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道”亦误作“这”。藤花榭本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同误,大概不是出于巧合,因此这样的例子并非个别,如:第七十六回第11页B第10行,程甲本作:
小嬛忙去开门看时,却紫鹃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
两个
“本衙藏板”本、东观阁初刻本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找他”却误作“我他”,藤花榭本文字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找”字亦误作“我”字。在我们下面所列的程甲本、程乙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初刻本、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异文对照表中,除一条藤花榭本与诸本文字都不同外,其余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因此,藤花榭本之底本应当是东观阁十六年刻本,而非如王三庆先生所言为东观阁之初刻本,也非程甲本。
据藤花榭重刻的有同治三年耘香阁刻本、济南会锦堂、济南聚和堂、凝翠草堂本等。
【注释】
[6] 参见拙稿《〈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转载。
[7] 《红楼梦书录》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8] 杜春耕先生所藏有题为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文畬堂版者,但缺前四回。笔者细核原书,实为同治元年宝文堂覆东观阁十六年本。
[9] 《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转载。
[10] 《红楼梦书录》,第38页。
[11][13] 《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0页,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1年。
[12] 宝文堂本系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覆刻的证据,除字体风格和版式等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外,还沿袭了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的一些文字错误,如前面提到的第六回第三页A第九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教尔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宝文堂本“做宫”二字亦误作“教尔”。魏绍昌先生谓宝文堂本乃据东观阁初刻本翻印,误。魏说见《红楼梦版本小考》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4] 曹立波:《〈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第30—31页,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5月。
[15] 查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九回至第十四回书口并无“东观阁”字样,善因楼本为何有“东观阁”字样,因未见原书,不敢妄言。(www.xing528.com)
[16] 《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9页。
[17] 《红学史稿》,第9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 《红楼梦版本小考》,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9]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第5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
[20] 《程刻本红楼梦新考》,第1页,台湾编译馆1982年。
[21] 参见一粟先生《红楼梦书录》,4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王三庆先生《红楼梦版本研究》,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1年,第629页;曹立波女士《〈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第37—38页“东观阁——三让堂系统评本见知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5月。
[22] 一粟先生说见《红楼梦书录》,第39页。王三庆先生说见《红楼梦版本研究》。
[23] 韩说见《红学史稿》第93页;魏说见《红楼梦版本小考》第59页。
[24] 《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8页。
“东观阁原本”与程刻本的关系考辨
曹立波
发表于《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本文考察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甲本,指出其文字特征与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藏的程甲本基本相同,但贴补处大体照程乙本所改,后来的东观阁刻本与“东观阁原本”贴改的文字相同,而与程甲本原有的文字略异。本文指出,此程甲本应为东观阁翻刻前的工作底本,它揭示了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证实了东观阁在翻刻程甲本的过程中,同时参考了程乙本。
【文选】
三 “东观阁原本”与程甲、程乙本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这部带有“东观阁原本”字样的程甲本,与国家图书馆藏程甲本(以下简称“国图程甲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程甲本(以下简称“社科院程甲本”,)相比,有同有异,随之而来,又引发出了新的问题——
(一) “东观阁原本”与国图程甲本、社科院程甲本,有一些活字排印中出现的特征是相同的。
例(1):北大“东观阁原本”第七十四回卷首,活字板摆印成“红楼梦第七四十回”,显然“十”与“四”颠倒了。而国图程甲本、社科院程甲本的第七十四回卷首,同样为“第七四十回”。
例(2):北大“东观阁原本”第九十一回卷首,活字摆印时将“一回”二字放歪了,倾斜得很明显。而国图程甲本、社科院程甲本的第九十一回卷首,“一回”两个字同样倾斜。
例(3):北大“东观阁原本”第九十四回10a页1行:“谁知那块玉竟像绣花针儿一般,找了一天总无影响。”“响”字刻成繁体的“響”,而且又黑又重,在此页十分突出。而国图程甲本、社科院程甲本的第九十四回此处,“響”字的墨色同样比其它字要重。
例(4):北大“东观阁原本”第九十九回2b页2行:“你去叫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儿罢。”“给你”二字比其它字小,而且略微向右偏,与同一行的上下字没有对齐,印刷也不如其它字清楚。而国图程甲本、社科院程甲本的第九十九回此处,“给你”二字同样比其它字要小,而且偏右。
上述例证可知,无论是活字摆印中的颠倒、倾斜,还是字体的大小、粗细等诸多相同点,都说明这三部程甲本当初是用相同的木活字板印成的。
(二) “东观阁原本”与国图程甲本,二者间有些异文,属于国图程甲本贴改所致。要证明这一问题,需要借助其它程甲本为参照。社科院程甲本、杜春耕先生自藏程甲本可资佐证。
例(1):第七十八回6b页9行:
国图程甲本: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未正三刻上就有人来。
北大“东观阁原本”: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
社科院程甲本: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
杜春耕自藏程甲本: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
例(2):第七十八回7a页1行:
国图程甲本:一花有一花之神,还有总花神。
北大“东观阁原本”: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社科院程甲本: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杜春耕自藏程甲本: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上述两例,杜春耕先生在《程甲、程乙及异本考证》一文中谈及,以此例比较了他自藏的程甲、程乙本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国家图书馆所藏)之间的异同,并通过贴改现象指出:“‘书目社程甲本’是‘自藏程甲本’的改进本。”[40]本文试图从第七十八回的两例出发,来考察北大“东观阁原本”这部经胡适鉴定过的程甲本,其文字的状况。在例(1)中,国图本在“正三刻”前多了一个“未”字,“未正”二字是在原来一个“正”字的位置上贴补的。同样,例(2)中,国图本把“花有一花神”的“花”字贴补为“一花”;将“神”字贴补为“之神”。而北大“东观阁原本”与社科院程甲本、杜春耕自藏程甲本一样,在这两个地方都保持了印刷时的原貌。
(三) 北大“东观阁原本”与其它程甲本之间还有不少异文,应为“东观阁原本”贴改的结果。贴补的文字基本依照了程乙本,又与东观阁诸刻本大体一致。杜春耕先生曾用十个例证来“说明‘书目社程甲本’的改文,是越过了程乙本的”[41]。然而,本文通过近十个例证可以说明,北大“东观阁原本”的改文不仅没有越过程乙本,而且多数参照了程乙本。
……
与程刻本相比,东观阁初刻本的扉页背面,多了一则与程伟元、高鹗二序并提的“东观主人识”,它的作用相当于出版序言。但这是一个总序,后来所有带“东观阁”字样的木刻本,无论是白文本还是评点本,都刊有同样的“东观主人识”: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
东观主人识
它向读者展示了《红楼梦》的出版从活字摆印向木板刻印转折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转折点上东观阁本的历史价值。具体地说,东观主人的题记主要有如下作用:首先,肯定了“程氏搜辑刊印”的功绩。东观主人肯定程伟元对《红楼梦》的两大贡献,一是将“向来只有抄本”的书付梓“刊印”;二是将“仅八十卷”的书加以“搜辑”,成为一百二十卷的“全璧”。其次,强调东观阁对《红楼梦》的贡献,即修订“活字摆成”本的“颠倒错落”,并扩大发行量。程氏刊印本“原刻系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东观阁本针对程本因活字摆成而出现的并错,进行校订工作。如将程甲本第九十四回2a页1行的“混赈事”改成“混賬事”;将此回6a页1行“开花也天气”改成“天气这花开”;将第一百二十回目录中的“甄隐士”改成“甄士隐”等。对错别字、排颠倒的字和上下文不通顺的句子等,都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修正。然后“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突出了东观阁本对程本的错误加以修订的意义。联系北京大学的“东观阁原本”,我们能够了解到,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东观主人所作的“细加厘定,订讹正舛”的校订工作,是从这部程甲本上开始的。
从北大“东观阁原本”校订中贴改的内容推知,东观主人手中除了程甲本之外,还有程乙本。所以,“东观阁原本”修订的时间当在程乙本刊行之后,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之后。
事实如果是这样,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将需要重新解释。其一,周春所言“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42]的《红楼梦》属于东观阁本的可能性不大[43]。其二,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云:
马幼渔先生所藏的程甲本就是那“初印”本。现在印出的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的本子,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的定本。这个改本有许多改订修正之处,胜于程甲本。但这个本子发行在后,程甲本已有人翻刻了;初本的一些矛盾错误仍旧留在现行各本里,虽经各家批注里指出,终没有人敢改正。我试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为证。第二回冷子兴说贾家的历史,中有一段道: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44]
胡适此序意在为程乙本鸣不平,但从文中所举的例证来看,他谈及马幼渔所藏的程甲本时,只举出第二回的矛盾之处,并没有指出全书尤其是九十几回中的贴改与程乙本的相同之处。可见,东观阁本对程甲本的翻刻并没有抢在程乙本之前,反而参考了程乙本,这一现象自胡适先生起,便被忽略了。
《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
王 平
发表于《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4期。
本文梳理了《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过程,考察了其从抄本流传到刊本印行的过程,以及评点对《聊斋志异》传播的影响等问题。指出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言小说的扛鼎之作,其自身的成就固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传播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文选】
一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花费大半生心血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在其写作的同时,某些作品便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只不过流传的范围比较有限。这时的传播者主要是作者的亲朋好友,他们或者应作者之请为《聊斋志异》撰写序言,如高珩、唐梦赉;或者出于赞赏加以评点,如王渔洋;或者出于喜爱也参加到创作中来,如朱湘及毕家的几位亲友等。这些为数不多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接受者,他们所看到的本子基本上就是蒲松龄的原作。他们虽然不可能使《聊斋志异》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却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坚定了蒲松龄继续创作的信心和决心。其中一个明显的事例,便是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尽礼敦请”蒲松龄前往济南作客。这位宪台大人之所以对一位布衣之士如此看重,就是因为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这自然对蒲松龄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聊斋志异》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传播着。蒲松龄友人朱缃就曾先后多次直接向蒲松龄借《聊斋志异》抄录或校正[1](P233—240),可惜这一抄本已经失传。其子“殿春亭主人”朱崇勋于雍正癸卯年(1723)在《聊斋志异跋》中谈到了当时的传抄情况:
余家旧有蒲聊斋先生《志异》抄本,亦不知其何从得。后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每一念及,辄作数日恶;然亦付之阿閦佛国而已。一日,偶语张仲明世兄。仲明与蒲俱淄川人,亲串朋好,稳相浃,遂许为乞原本借抄,当不吝。岁壬寅冬,仲明自淄携稿来,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披之耳目益扩,乃出资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更一岁首,始告竣,中间雠校编次,晷穷晷继,挥汗握冰,不少释。此情虽痴,不大劳顿耶?书成记此,聊存颠末,并志向来苦辛。倘好事家有欲攫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无怪我书悭矣。[2](P1169)
从这段跋语我们可以得知,朱家原有抄本仅为全书之半。这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据袁世硕先生考证,朱缃所抄录的《聊斋志异》已有十五册之多[1](P235),即使不完整,也不可能仅有一半。这只有一个可能,即朱崇勋“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的抄本是另一种没有抄全的本子。
这段话还说明在蒲松龄去世后,原稿本只有极为密切的亲友才可能借出。这位张仲明乃是张元之子,张元曾为蒲松龄作《墓表》,并在朱家坐馆。有了这两层关系,“殿春亭主人”才可能借到原稿。这种对原稿谨慎的态度既有利于原稿的保存,同时也限制了其传播。同时还可以得知,抄写一部完整的《聊斋志异》绝非易事,需要一人整整抄写十个月。正因如此,抄主往往不愿随便借给他人,这自然也不利于其传播。
但是,尽管传播范围有限,希望读到《聊斋志异》的人却越来越多,正如蒲立德在《聊斋志异跋》中所说:“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近乃人竞传写,远迩借求矣。”[2](P1170)“人竞传写,远迩借求”,说明《聊斋志异》传播的范围有所扩大,抄写者当不在少数。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保存于今日且据手稿本直接过录的抄本不过仅有“康熙抄本”,而且还是一部残本。这说明抄本的保存十分不易,其传播也就必然有限。有些直接过录的抄本便没能流传下来,如济南朱氏抄本就是如此。至于其它“异史抄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黄炎熙选抄本”等等,大都是辗转相抄而来,而且一般都珍藏于家中,所以才能够保存至今天。
蒲立德在《跋》中还说道:“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欧阳而后传;文长雄踞一时,必待袁中郎而后著。自今而后,焉知无欧阳、中郎其人者出,将必契赏锓梓,流布于世,不但如今已也。则且跂予望之矣!”这时,蒲松龄已经谢世25年。又过了25年,蒲立德“予望之”的知音终于出现了,这便是“青柯亭刻本”的主事者赵起杲。
赵起杲,山东莱阳人,对《聊斋志异》有着浓厚兴趣。根据其《聊斋志异弁言》[2](P1174)可知刻本的产生过程:乾隆十一年(1746)冬,赵起杲从其朋友周季和处得到《聊斋志异》抄本两册,“读而喜之”,“欲访其全,数年不可得”。第二年春天,这一抄本被王闰轩“攫去”。后在福建任职时,结识了郑方坤的后人。郑方坤,字荔芗,福建人,乾隆初曾官山东兖州、沂州知府,“性喜储书”。赵起杲估计其家或许有《聊斋志异》藏本,果然不出所料。于是命人抄录正副二本,与其它抄本校对后,赵起杲认为郑本得自蒲家“原稿”。乾隆二十八年,赵起杲在杭州任职,其友鲍廷博曾多次“怂恿予付梓,因徇未果”。又过了三年,因为“借抄者众,藏本不能遍应,遂勉成以公同好”。因赵起杲任睦州知府,其府衙后院有青柯亭,故世称此本为“青柯亭本”。
尽管赵起杲官为知府,但还要靠出版商鲍廷博出资赞助,可见刻印这样一部数十万言的书并非易事。赵起杲在“例言”[2](P1180)中说道:“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刊既竣,再阅其余,复爱莫能舍,遂续刻之,卷目一如其旧云。”“卷中有单章只句,意味平淡者删之,计四十八条。”这说明,青柯亭本在刊刻时,为了避免触犯时忌,对原作有所改动。但其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被翻刻,如乾隆五十年杭州油局桥陈氏刊本、乾隆六十年重刊本、道光八年敬业堂重刊本等等。二是成为许多评注本、绘图本的底本,如何守奇、吕湛恩、何垠、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注本,铁城广百宋斋的图咏本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青柯亭本的问世,才使“《聊斋》一书,风行天下,万口传诵”[2](P1180)。
赵起杲发起刊刻《聊斋志异》似乎有着很大的偶然性,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这是由《聊斋志异》自身价值所决定的。当人们发现认识到某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后,为了使其迅速传播,总会想方设法付诸梨枣。所以几乎与青柯亭本问世的同时,山东长山县周村出现了王金范的十八卷选刻本。但从传播角度来看,这一选刻本的影响远不及青柯亭本,尽管此后又有乾隆五十年和光绪年间重刻本,但却没能广泛流传开来。袁世硕先生认为“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印行的数量,刻印之工劣,都会影响到流传,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其内容多有不及青柯亭本之处”。[1](P409)因为不忠实于原著,极大地损伤了《聊斋志异》的原貌,致使其成了缺少价值的刻本,这是一个重要教训。除了赵起杲、王金范及众多出版商之外,一批注释家、评点家也成为《聊斋志异》的重要传播者。这些评点和注释显然是为了满足更广大读者的需要,因而也就进一步扩大了《聊斋志异》的传播范围。
二
道光三年(1823)何守奇批点本问世,[3]这是一部最早的《聊斋志异》评点本。尽管其批语不多,但为《聊斋志异》的评点开辟了一条道路。道光十五年有天德堂重刻本。道光五年(1825),观左堂刊刻了第一部由吕湛恩注释的《聊斋志异》青柯亭本的注释本,只刊注释,不刊原文。该本取“注而不释之体”,只注章句典故、近世人事、僻奥字音义,“使阅者得此更无翻阅之劳”,对读者甚有帮助。道光二十三年(1843)广州五云楼将吕注与《聊斋志异》原文合刻,三年后三让堂又据之重刻,后来诸家坊本多用其注。
道光十九年(1839),何垠注本初刊,其注以字词音义为主,较少注典故人事。板式分上下两栏,上栏为注文,下栏为原文。道光二十年、二十六年有重刊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但明伦评本问世。该本以两色套印,墨印正文,朱印评语,十分精致,再加之评语颇有见地,故此后据之刊行的本子较多。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耕山书庄排印本,附吕湛恩注及同文局本绘图,开绘图本之先河。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青柯亭本问世后,相继出现了乾隆五十年、六十年、道光八年重刻本,其后各种批点本、注释本集中出现在道光年间,唯独嘉庆的二十五年间竟然没有一种刻本出现,这恐怕与嘉庆年间对小说坊肆的禁止特别严厉有关。嘉庆七年十月癸亥,嘉庆皇帝亲自谕示内阁,“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以端风化而息诐词”。[4](P56—57)随后,又接连不断地发出谕令,仅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二月便接连两次。十二月的谕示说:“至稗官野史,大多侈谈怪力乱神之事,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饬禁。此等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4](P56)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虽也禁毁小说,但对小说坊肆还没有如此严厉。
由于各家注评特点不同,于是出版商将各家注评合为一刻,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如咸丰十一年(1861)坊刻本,合王士禛评、吕湛恩注;咸丰间坊刻本,合王士禛评、吕湛恩注、但明伦评;同治五年(1866)维经堂刻本,合王士禛评、吕湛恩和何垠二家注。光绪十七年(1891)合阳喻琨将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评汇为四家合评本,其中冯镇峦的评语是首次付刻。据冯氏《读聊斋杂说》可知,其评点时间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比何、但两家要早,因其以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故知之者较少。该合评本分为上中下三栏,上中栏为评语,下栏为正文。光绪末,重庆一的山房有该本重刻本。
在《聊斋志异》传播史上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其底本是青柯亭本,根据每篇故事中有代表性的细节或场面各绘图一幅,有的一篇还绘制两三幅,共计444幅,每图题七绝一首。这些图与诗不仅造成了诗文并茂的艺术效果,而且其自身就是对《聊斋志异》的一种阐释与接受,可以启发读者的思路,提高阅读兴趣。该本受到读者喜爱,三年后有悲英书局仿印本,后又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并加入了王士祯和但明伦的评语,各种仿印本、影印本层出不穷。
青柯亭本及由其繁衍而出的本子影响极大,但有一个缺憾,这便是它删去了若干篇章。于是各种“拾遗”本应运而生。道光四年(1824),黎阳段栗王辑刻了《聊斋志异遗稿》,四卷51篇,都是刻本所未收者。据段氏自序可知,这些篇章来自济南朱氏抄本的雍正年间抄本。书中有段氏及胡泉、冯喜赓、刘瀛珍等四人的评语。光绪四年(1878)有北京聚珍堂翻刻本。道光十年(1830)长白荣誉辑《聊斋志异拾遗》一卷,四十一则。据卷首胡定生序可知,这些篇章得自淄川蒲氏后裔。其中《蛰龙》、《爱才》、《龙》“博邑有乡民王茂才”三则,不见于现存手稿本和早期诸抄本,是否蒲氏原作,尚有疑问。
道光二十八年(1848)满族人札克丹将《聊斋志异》中的126篇作品翻译成满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满汉文对照,取名为《满汉合璧聊斋志异》刻印。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京二酉堂出版翻刻本。这说明《聊斋志异》也深受满族读者的喜爱。
清代末年,《聊斋志异》传到了海外。1880年英国伦敦T·德拉津公司出版了翟理斯的英译本《聊斋志异选》,共选译164篇。1883年俄国圣彼得堡出版的《中国文选》第一册收入了瓦西里耶夫翻译的《阿宝》、《庚娘》。1887年日本明进堂出版了名为《艳情异史》的日文译本,译者是神田卫民。1889年法国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了陈季同的法文选译本《中国故事集》,共选译26篇。1911年德国法兰克福吕腾与勒宁出版社出版了马丁·布贝尔的德文译本《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集》,共选译16篇。这些外文译本对《聊斋志异》中的爱情篇章表示出了普遍的兴趣,这也正是《聊斋志异》的精华所在。
【参考文献】
[1] 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2] 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0.
[3] 袁世硕.蒲松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4]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
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胡文彬
发表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本文认为,《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自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文选】
清代北京刻书业起于顺治朝,兴盛于康雍乾三代,成为中国刻书发展史上最为发达繁荣的历史时期。对此,清代官方档案和私家诗文笔记、日记都有详尽的记载。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篇《历史的简要回顾》)、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上篇)等著作均有精辟的考述,为我们了解清代北京刻书业的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清代北京刻书业自康熙中期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期。综观这一时期的刻书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官刻南北共进,中央地方并行。康熙在北京指令武英殿设立修刻书处,并设扬州书局承担内府所印重要图书(如曹寅奉旨刻《全唐诗》、《佩文韵府》诸书)。
(二) 私家刻书与坊肆刻业相互促进,交相辉映。康熙年间出现的汪琬《尧峰文钞》、王士禛《古夫于亭稿》、《渔洋精华录》、陈廷敬《午亭文编》及《韩昌黎先生诗集》、汤斌《汤子遗书》等[1],均是这一时期私家刻书的代表著作。至于坊间刻书,清代已是遍及全国,北京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坊刻店铺林立,书多盈屋。其中著名老店,如五柳居、鉴古堂、文萃堂、二酉堂诸店已是闻名遐迩[2]。
(三) 刻书品种和刷印数量远超前代,营销范围遍及国内外。朝鲜《梦游野谈》作者云:“余见正阳门外册肆,堆积满架,而太半是稗官杂记。益江南西蜀举子,应举上京见落者,路远不得还,留待后科。作小说印刊卖,以资生,故其多如是。”[3]
(四) 康熙、乾隆两朝,北京刻书业技术发达,铜活字、木活字、雕刻印刷并用。书籍多有插图,图文并茂,装帧艺术明显超过前代。
(五) 坊间刻书、售书相互结合,促进图书流通,市场活跃。
一言以蔽之,北京刻书业至乾隆年间已经形成巨大规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一、北京坊刻与《红楼梦》刻本的出现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起初以抄本流传于北京庙市,人们竞相抢购。但由于全书长达120回,字数多达百余万字,卷帙浩繁,抄录不易,故而流传数量有限,制约了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必然引起有头脑、有眼光的书商们的关注。从程伟元、高鹗联合署名的《红楼梦引言》中人们可以感悟到,《红楼梦》120回本迅速付梓的重要原因,就是要解决这个供需之间的矛盾,以满足藏书家和普通读者的不同需求。《红楼梦引言》共列七条,其第一条云:
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
其第七条又云:
是书刷印,原为同好传玩起见,后因坊间再四乞兑,爰公议定值,以备工料之费,非谓奇货可居也。
这两条《引言》将刊印缘起交代得十分清楚,无须再加解释。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红楼梦》120回本以木活字刊印于北京萃文书屋,世称“程甲本”。数月后,程高经过校勘“纰缪”后再度刷印,世称“程乙本”。据我考证,不论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均在北京刊行,其所用纸张均为北京琉璃厂桥东的“东厂扇料”,一为“万茂魁记”,一为“祥泰字号”[4]。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
《红楼梦》120回本在北京两次刊印改变了以抄本形式流传所产生的供需矛盾,直接扩大了流传地域,自然也扩大了是书的读者群,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热烈景象。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
《红楼梦》程高刻本刊印后,各地书商乘风跟进翻刻。嘉道以降,坊刻《红楼梦》遍及大江南北,远及海外。一时间,《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本衙藏版,东观阁刊本)、《绣像红楼梦》(抱青阁刊)纷纷问世,与此同时金陵藤花榭、苏州宝兴堂、济南聚和堂、会锦堂、佛山连元阁等书店相继刊出以程甲本为底本的120回《红楼梦》[5]36—74。
……
四、“红学”一词的出现与百廿回本《红楼梦》走向世界
……
《红楼梦》一书正式摆印之后,不但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出现翻刻重印的风潮,而且迅速走向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俄罗斯等国家[9]。据现已发现的记载证明,早在“程乙本”印行的第二年,即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日本宽政五年,南京王开泰寅贰号船有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从浙江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大庭脩《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伊藤漱平《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都作过详细的报告。继此之后,长崎“村上文书”中还记载了清嘉庆八年(1803,日本享和三年)有亥七号船载《绣像红楼梦》二部四套到日本。大约在这一时间里,《红楼梦》刻本先后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俄罗斯。据韩国学者崔溶澈的报告,朝鲜李朝王宫乐善斋藏有120回《红楼梦》专供喜欢是书的王妃阅读。
《红楼梦》流传到欧美各国,以今天俄罗斯列宁格勒收藏的抄本《红楼梦》为最早。这部珍贵的早期脂评抄本,是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俄国希腊东正教传教士帕维尔·库尔亮德采夫带回俄国的。关于这个抄本的面貌和特点,台湾著名红学家潘重规在《列宁格勒十日谈》中作过介绍,并将此抄本上独有的双行批语辑录发表在《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二辑(1979年7月版)上。在俄罗斯等国家里,除藏有上述抄本《红楼梦》外,各大图书馆里也藏有各种早期刻本《红楼梦》和《后红楼梦》一类续书、传奇脚本。至于英法德意等国家的图书馆藏有的《红楼梦》版本,大都是“程甲本”或“程乙本”的翻印本。例如,著名学者柳存仁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记录英国博物院收藏“嘉庆辛未(十六年,1811)《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嘉庆丙子(二十一年,1816)《绮楼重梦》”,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藏有善因楼梓行《批评新大奇红楼梦》与续书“嘉庆己未(四年,1799)秦子忱撰《红楼复梦》”等等。
考诸史籍可知,上述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几千年的珍贵典籍都十分珍视,每次来华的使团、留学生、传教士乃至商业贸易者,大都要从中国购买相当数量的古旧图书或新刻各种图书。例如,姜绍书《韶石斋笔谈》记云:
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之来,限五六十人,或旧传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有异书藏本也。
朝鲜学者李德懋在《青庄馆全书》记云:
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轮来往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家文钞、唐诗品汇等书。此二种虽曰实用,然家家有之,亦有本国刊本,则不必更购。
又如,有笔记记载三等承恩公镶蓝旗蒙古人葆初,“俄国亲王来觐,曾以千金购其书归”。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在北京隆福寺文奎堂购买程乙本(今藏日本仓石文库)、吉川幸次郎从琉璃厂来熏阁购得程甲本(现归伊藤漱平藏),大高岩《燕京日记》中记载在东安市场外小摊上购得“古版本《红楼梦》,花两块钱;《后金玉缘》六毛钱”。凡此种种记闻,限于篇幅无法细述。但上述引录文字足以证明,自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是书已经从北京走向世界。
如果说,北京是《红楼梦》的诞生地、“红学”的发源地和走向世界的起点,成为不朽的生命之地;那么《红楼梦》走向世界,也给北京人民带来永恒的骄傲和光荣!
我非常同意潘重规教授的看法:
传播《红楼梦》一书的功臣,最具劳绩而又最受冤屈的,要数程伟元。百二十回《红楼梦》是他搜集成书的,编校刻印是他主持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他不过是一个书商,所以校补《红楼梦》的工作,都归功于高鹗,而程伟元只落得一个串通作伪,投机牟利的恶名。天地间不平之事宁复过此。[10]
时至今日,难道他们的“恶名”不应该予以洗刷吗?
【注释】
[1]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M].巴蜀书社1990:343.
[2] (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11、334.
[3] (韩国)闵宽东,金明信.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国内资料)[M].韩国学古房,2003:333.
[4] 胡文彬.东厂扇料与祥泰字号——关于程本摆印地点新证[M]//魂牵梦萦红楼情.中国书店,2000:242—2440.
[5] 一粟.红楼梦书录(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6—74.
[9] 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M].中华书局,1993.
[10] 潘重规.红学史上一公案——程伟元伪书牟利的检讨[M]//红学论集.三民书局版,1992: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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