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刊印研究：《水浒传》版本及演变考证成果

水浒传新考: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序

胡　适

发表于《小说月报》1929年第9期。

胡适在文中梳理了《水浒传》版本出现的小史和1920年代对《水浒传》演变的考证研究成果,对水浒的故事演变、版本源流问题进行了考辨。

【文选】

一　《水浒》版本出现的小史

这三百年来,大家都读惯了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很少人知道《水浒传》的许多古本了。《水浒传》的古本研究只是这十年内的事。十年之中,居然有许多古本出现,这是最可喜的事。

十年前(民国九年七月)我开始做《水浒传考证》的时候,我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和坊间通行而学者轻视的《征四寇》。那时候,我虽然参考了不少的旁证,我的许多结论都只可算是一些很大胆的假设,因为当时的证据实在太少了。

但我的《水浒传考证》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遂开了搜求《水浒传》版本的风气。我的《考证》出版后十个月之内,我便收到了这些版本:

(1)　李卓吾批点《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的第一回到第十回,日本冈岛璞翻明刻本。(一七二八年刻。)

(2)　《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的日文译本,冈岛璞译。(一九〇七年排印。)

(3)　《忠义水浒传》百十五回本,与《三国志演义》合刻,名为《英雄谱》,坊间名为《汉宋奇书》。(有熊飞的序,似初刻在崇祯末年。)

(4)　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光绪己卯,即一八七九年,大道堂藏版,有乾隆丙午年的序。)

此外我还知道两种版本:

(5)　百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也是与《三国志》合刻的《英雄谱》本。(日本铃木虎雄先生藏)

(6)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明刻本。(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藏,有杨定见序。)

这两种我当时虽未见,却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先生把他们的回目和序例都抄录了寄给我。

我有了这六种版本作根据,遂又作了一篇《水浒传后考》。这是民国十年六月的事。

民国十二年左右,我知道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出现,涵芬楼得了一部,我自己得了一部,还有别人收着这本子的。后来北京孔德学校收着一部精刻本,图画精致可爱。

民国十三年,李玄伯先生的侄儿兴秋在北京冷摊上得着一部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据玄伯说(《重刊忠义水浒传序》):

观其墨色纸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册图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证明即郭英(适按,当作郭勋。)在嘉靖年间刻于新安者。明代《水浒》面目,遂得重睹。

我不曾见着兴秋先生的原本,但此书既名《忠义水浒传》,似非郭武定的旧本,因为我们从百二十回本的发凡上知道“忠义”二字是李卓吾加上去的。新安刻工姓名,算不得证据,因为近几百年的刻图工人,要算徽州工人为最精,至今还有刻墨印的专业。故我们只能认李先生的百回本是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的一种本子。(玄伯的本子,有“引言”一段,只从张天师祈禳起,与日本翻刻的李卓吾本稍不同,不知是否偶阙这几页。)

玄伯先生于民国十四年把这部百回本标点排印出来,于是国中遂有百回本的重印本。(北京锡拉胡同一号李宅发行,装五册,价二元七角。)

前年商务印书馆把涵芬楼所藏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也排印出来,因为我的序迟迟不能交卷,遂延到今年方才出版。

总计近年所出的《水浒传》版本,共有下列各种:

甲　七十一回本。(金圣叹本)

乙　《征四寇》本。(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丙　百十五回本(《英雄谱》本)

丁　百十回本(《英雄谱》本)(铃木虎雄藏)

戊　百二十四回本(胡适藏)

己　李卓吾《忠义水浒传》百回本。

(1)　李玄伯排印本

(2)　日本冈岛璞翻刻前二十回本

(3)　日本冈岛璞译本

庚　《忠义水浒全书》百二十回本

二、十年来关于《水浒传》演变的考证

十年前我研究《水浒传》演变的历史,得着一些假设的结论,大致如下:

(1)　南宋到元朝之间,民间有种种的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有《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可证。

(2)　元朝有许多“水浒”故事,但没有《水浒传》。有许多元人杂剧可证。

(3)　明初有一部《水浒传》出现,这部书还是很幼稚的。我们叫他做“原百回本《水浒传》”。这部书也许是罗贯中做的。

(4)　明朝中叶,约当弘治正德时代,另有一种七十回本《水浒传》出现。我假定这部书是用“原百回本”来重新改造过的,大致与现行的金圣叹本相同。这部书也许是“施耐庵”作的。但“施耐庵”似是改作《水浒传》者的托名。

(5)　到了明嘉靖朝,武定侯郭勋家里传出一部定本《水浒传》来,有新安刻本,共一百回,我们叫他做“百回郭本”。我假定这部书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后三十回是删改“原百回本”的后半部的。“原百回本”后半有“征田虎”和“征王庆”的两大部分,郭本都删去了,却加入了“征辽国”一大段。据说旧本有“致语”,郭本也删去了。据说郭本还把阎婆事“移置”一番。这几点都是“百二十回本”的发凡里指出的郭本与旧本的不同之点。(郭本已不可得,我们只知道李卓吾的百回本。)

(6)　明朝晚年有杨定见、袁无涯编刻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出现。此本全采李卓吾百回本,而加入“征田虎”“征王庆”两大段;但这两段都是改作之文,事实与回目皆与别本(《征四寇》,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绝不相同;王庆的故事改变更大。

(7)　到金圣叹才有七十一回本出现,没有招安和以后的事,却多卢俊义的一场梦,其他各本都没有这场梦。

(8)　七十一回本通行之后,百回本与其他各本都渐渐稀少,于是书坊中人把旧本《水浒传》后半部印出单行,名为“征四寇”。我认《征四寇》是“原百回本”的后半,至少其中征田虎、王庆的两部分是“原百回本”留剩下来的。

这是我九年十年前的见解的大致。当时《水浒》版本的研究还在草创的时期,最重要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我都不曾见着,故我的结论不免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我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但我举出的理由终不能叫大家心服;而我这一种假设却影响到其余的结论,使我对于《水浒传》演变的历史不能有彻底的了解。

六七年来,修正我的主张的,有鲁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

……

三、我的意见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这个本子可叫做“X”本。

……

玄伯先生也认前传与征方腊传用的地名最为近古。不但如此,征辽与征田虎、王庆三次战事都没有损失一个水浒英雄,只有征方腊一役损失过三分之二∙∙∙∙∙∙∙∙∙。这可见征方腊一段成立在先,后人插入的部分若有阵亡的英雄,便须大大的改动原本了。为免除麻烦起见,插入的三大段只好保全一百另八人,一个不叫阵亡。这是一种证据。征∙田虎、王庆时收的降将,如马灵、乔道清之流,在征方腊一役都用不着了∙。这也可见征方腊一段是最早的,本来没有这些人,故不能把他们安插进去。这又是一种证据。

这个“X”本,也许就是罗贯中的原本。

后来便有人误读《宣和遗事》里的“三路之寇”句话,硬加入田虎、王庆两大段,便成了一种更长的本子,也许真有百二十回之多。这个本子可叫做“Y”本。

后来又有一种本子出来,没有王庆、田虎两大段,却插入了征辽国的一大段。这个本子可叫做“Z”本。鲁迅先生疑心征辽的故事起于明以前,也许在南宋时。玄伯先生则以为征辽的一传最晚出。我想玄伯的话,似乎最近事实。

这三种古本的回数,现在已不可考了。大概“X”本不足百回,“Y”本大概在百回以外,“Z”本大概不过百回。

到了明朝嘉靖时代,武定侯郭勋家里传出一部《水浒传》,有新安刻本,有汪太函(道昆)的序,托名“天都外臣”。(此据《野获编》)汪道昆,字伯玉,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进士,与王世贞齐名,是当时的一个大文学家。他是徽州人,此本又刻在徽州,也许汪道昆即是这个本子的编著者。当时武定侯郭勋喜欢刻书,故此本假托为郭家所传。郭勋死在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也许此本刻出时,他已死了,故更容易假托。其时士大夫还不敢公然出名著作白话小说,故此本假托于“施耐庵”。这个本子,因为号称郭勋所传,故我们也称为“郭本”。

近见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卷三有云:

闻缪艺风丈云:光绪初叶,曾以白金八两得郭本于厂肆,书本阔大,至一尺五六寸,内赤发鬼尚作尺八腿,双枪将作一直撞云。(页二二)

缪先生死后,他的藏书多流传在外,但这部郭本《水浒传》至今无人提及,不知流落在何方了。百二十回本的发凡说:

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

又说:

旧本去诗词之烦芜……颇直截清明。

又说:

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

总以上所说,郭本可知之点如下:

(1)　王进开章,与今所见各本同。

(2)　移置阎婆事,不知如何移置法。

(3)　去王庆、田虎两段。

(4)　加辽国一段。

(5)　删去诗词。

(6)　有订文音字之功。

(7)　据缪荃孙所见,书本阔大,其中双枪将作一直撞,还保存《宣和遗事》的旧样子,赤发鬼作尺八腿,则和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相同。

我们关于郭本,所知不过如此。

胡应麟说: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

胡应麟生于一五五一年,(据王世贞“石羊生传”)当嘉靖三十年。他的死年不可考,他的文集(《少室山房类稿》,有《四库全书》本,有《续金华丛书》本。)里无万历庚子(一六〇〇)以后的文字,他死时大概年约五十岁。他说的“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当是他少年时,约当隆庆万历之间,当西历一五七二年左右。他所见的本子,正是新安刻的所谓郭本。他说那种本子“尚极足寻味”,中间多有“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更证以上文所引“王进开章”的话,我们可以断定郭本的文字必定和李贽批点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相差不远。?

李贽(卓吾)死在万历三十年(一六〇二),年七十六。今世所传《忠义水浒传》,大概出于李贽死后。因为他爱批点杂书,故坊贾翻刻?《水浒传》,也就借重这一位身死牢狱而名誉更大的名人。日本冈岛璞翻刻的《忠义水浒传》,有李贽的《读忠义水浒传序》一篇。此序虽收在《焚书》及《李氏文集》,但《焚书》与《文集》皆是李贽死后的辑本,不足为据。此如《三国演义》之有金圣叹的“外书”,似是书坊选家的假托。若李氏批点本《水浒传》出在一六〇〇年以前,胡应麟藏书最多,又很推崇《水浒传》,不应该不见此本。故我疑心李氏批点本是一六〇〇年以后刻印的,大概去李氏之死不很久,约当一六〇五年左右。大概郭本流传不多,而闽中坊贾删节的本子却很盛行,当时文学家如胡应麟之流,都曾感觉惋惜,于是坊贾有翻刻郭本的必要,遂假托于李贽批点之本。试看冈岛璞翻刻本所保存的李贽批语,与百二十回本的批语,差不多没有一个字相同的。如第二回,两本各有十几条眉批,但只有一条相同。两本同是所谓李贽批点本,而有这样的大不同,故我们可以断定两本同是假托于李贽的。

这种李氏百回本,大概是根据于郭本的,故我们可以从这种本子上推论郭本的性质。

郭本似是用已有的“X”、“Y”、“Z”等本子来重新改造过的。“X”本的事迹大略,似乎全采用了。“Y”本的田虎、王庆两大段,太幼稚了,太荒唐了,实在没有采用的价值。但郭本的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他把这一段提出来,把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庆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孝子,把一段无意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的《水浒》开篇。此外,王庆和田虎的两大段便全删去了。

郭本虽根据“X”、“Y”等本子,但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汪道昆)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一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去,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十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绝妙的文字。这四十回可以完全算是创作的文字,是《水浒传》最精采的部分。但作者到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加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一百零八人都挤进来,草草地招安他们,草草地送他们出去征方腊。这些部分都远不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七十回以下更潦草的厉害,把元曲里许多幼稚的《水浒》故事,如李逵乔坐衙,李逵负荆,燕青射雁等等,都穿插进去。拼来凑去,还凑不满一百回。王庆、田虎两段既全删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较短的征辽国一段故事加进去。

故郭本和所谓李卓吾批点的百回本《水浒传》,是用“X”本事迹的全部而大加改造,加上“Z”本的征辽故事,又加上从“Y”本借来重新改造过的王进与高俅的故事作为开篇,但完全删除了王庆、田虎两大部分。

但据胡应麟所说,十六世纪的晚年,闽中坊贾刻有删节本的《水浒传》(其说引见上文)。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卷三引金坛王氏《小品》说:

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削。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

每回前各有楔子,是不可能的事;此与周亮工《书影》所说“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同是以讹传讹,后文我另有讨论。王彦泓所记建阳书坊删削《水浒》事,可与胡应麟所记相互印证,同是当时人士的记载。此种删节的《水浒传》,我们现在所见的,有百十五回本,有百二十四回本;虽未见而知道的,有百十回本。这些本子都比李卓吾批点本简略的多。鲁迅先生称这些本子为“简本”,但他不信百十五回本就是胡应麟说的闽中坊贾删节本。他以为百十五回简本“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鲁迅主张百十五回简本的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他的理由是:“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

鲁迅先生所举的理由,颇不能使我心服。他论金圣叹七十回本时,曾说:

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

这可见“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完全成立。再试看我所得的百二十四回本删节更厉害了,但改作之处更多。如鲁迅所引林冲雪中行沽的一段:

在百回本(日本翻明本)　有六百零一字(百二十回本同)

在百十五回本　有二百四十八字

在百二十四回本　只有一百四十一字

可见百二十四回本是删节最甚的本子,然而这个本子也有很分明的改作之处。如林冲在天王堂遇着酒生儿李小二,小二夫妻在酒店里偷听得陆虞侯同管营差拨的阴谋,他们报告林冲,劝他注意,林冲因此带了刀,每日上街去寻他的仇人,以后才是接管草料场的文章。这一大段在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里都有二千字之多,在百十五回本里也有一千一百多字。但在百二十四回本里,李小二夫妻同他们的酒店都没有了。只说有一天,一个酒保来请管营与差拨吃酒,他们到了店里,见两个军官打扮的人,自称陆谦、富安,把高太尉的书信给管营与差拨看了,他们定下计策,分手而去。全文只有三百五十多个字。故若添上李小二夫妻的故事,须有一千一百到二千字;若删了他们,改造一番,三百多字便够用了。这可见删节也往往正有改作的必要,故鲁迅先生“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证明百十五回本之近于古本,也不能证明此种简本成于百回繁本之先。俞平伯先生也主张此说,同一错误。

今日市上最风行的每页插图的节本小说多种,专为小孩子和下流社会做的,俗名“画书”。每页上图画差不多占全页,图画上方印着四五十个字的本文,其中有《水浒传》、《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等等,删节之处最多,有时因删节上的需要,往往改动原文,以便删节。看了这些本子,便知“删存无烦改作”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故我主张,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等简本大概都是胡应麟所说的坊贾删节本;其中从误走妖魔到招安后征辽的部分,和后文征方腊到卷末,都是删节百回郭本的;其中间插入征田虎、王庆的部分,是采用百回郭本以前的旧本(上文叫作“Y”本)的。加入这两大段,又不曾删去征辽一段,便不止百回了,故有百十回到百二十四回的参差。

外面通行的“征四寇”,即是从这坊贾删节本出来的。我从前认“征四寇”是从“原百回本”出来的,那是我的误解。

四、论百二十回本

这种有田虎、王庆两段的删节本《水浒传》,自然比那些精刻的郭本、李本流行更广,于是一般读者总觉得百回本少了田、王两寇,像是一部不完全的《水浒传》。所以不久便有百二十回本出现,即是现在商务印书馆翻印的“绣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因为大家感觉百回本的不完整,故这部书叫做“全书”。

这部百二十回本又叫做“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卷首有“楚人凤里杨定见”的小引,自称是“事卓吾先生”的,又说“先生殁而名益尊,道益广,书益播传;即片牍单词留向人间者,靡不珍为瑶草,俨然欲倾宇内”。李贽死在万历三十年,此书之刻,当在崇祯初期,去明亡不很远了。

杨序又说,他在吴中,遇着袁无涯,遂取李贽“所批定《水浒传》”付无涯。大概杨定见是改造百二十回本的人,袁无涯是出钱刻印这书的人,可惜都不可考了。

此本有“发凡”十条,其中颇多可供考证的材料,故我在《水浒传后考》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往往征引“发凡”的话。但十年以来,新材料稍稍出现,可以证明“发凡”中的话有很不可信之处,如第六条说: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

这些话,十年来我们都信以为真,故我同鲁迅先生都信古本《水浒》有罗氏致语,有相传“灯花婆婆”等事,鲁迅又相信古本真有一百二十回。我现在看来,这些话都没有多大根据,杨定见并不曾见“古本”,他说“古本”怎样怎样,大概都是信口开河,假托一个古本,作为他的百二十回改造本的根据而已。

罗氏致语之说,除此本“发凡”之外,还有周亮工《书影》说的:

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本,削其致语,独存本传。

又王氏《小品》也说:

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

这都是以讹传讹的话。每回前各有妖异的致语,这是不可能的事。《水浒传》的前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这便是《水浒传》的“致∙语∙”。全书只有这一段“妖异语”的致语,别没有什么“灯花婆婆”等事。“灯花婆婆”的故事乃是《平妖传》的致语,其书现存,可以参证。这是因为《水浒传》和《平妖传》相传都是罗贯中做的,两书各有一段妖异的致语,后来有人记错了,遂说“灯花婆婆”的故事是古本《水浒传》的致语。后来的人更张大其词,遂说一百回各有妖异的致语了。

至于古本有百二十回之说,也是“托古改制”的话头,不足凭信。大概古本不只一种,上文所考,“X”本无征辽及王、田二寇,必没有一百回;“Y”本有王、田而无辽国,“Z”本有辽国而无王、田,大概至多不过在百回上下,都没有百二十回之多。坊间的删节本,始合王、田二寇与辽国为一书,文字被删节了,事实却增多了,故有超过百十回的本子。杨定见改造王、田二寇,文字增加不少,成为百二十回本,所以要假托古本有百二十回,以抬高其书;其实他所谓“古本”,不过是建阳书坊的删节本罢了。

《水浒传》版本源流考

范　宁

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后收入《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沈伯俊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朱一玄编《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

本文以北京图书馆藏《水浒传》容与堂刻本为切入点,对《水浒传》的版本源流问题进行梳理,指出容与堂本是目前最完整的早期刻本,郭勋本是芥子园翻刻的大涤余人序本,百二十回本的评语是大涤余人所作。

【文选】

一、从容与堂刻本说起

北京图书馆藏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一百卷一百回,版心下有“容与堂藏板”五个小字,故世称容与堂本。这个本子刻于何年何月,没有记载,亦不著编撰者姓名。唯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另一种容与堂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有这个版本的残卷),前面都有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和末题“庚戌仲夏虎林孙朴书于三生石畔”。庚戌应是万历三十八年,而北京图书馆藏本刻印时间还要早些,故有人推测约刻于万历三十年前后。又由于高儒《百川书志》史部野史类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因与这个刻本作百卷相合,有人就推断这书编撰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后来有的本子作施耐庵,有的本子作罗贯中,说法不一。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容与堂本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文字上有些异同。如卷一范仲淹越班启奏说:“目今天灾盛行,生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绁之厄。”“缧绁”文库本作“死亡”。又同卷“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文库本挖去“养”字。“违别圣旨”文库本作“违慢圣旨”,这里显然是文库本挖改的。因为作“缧绁”、“供养”、“违别”,从上下文意义连贯看来,都不十分恰当,有的还很别扭。改作“死亡”、“供口”、“违慢”就通顺多了。尤其是“丹诏”,“供”起来是可以的,怎么能“养”呢?所以挖去后,没有添加字,空了下来,这就充分证明空格是在原有刻板上挖改,而留下来的挖改痕迹。

北京图书馆藏的容与堂本,印刷虽然比内阁文库藏本早些,但也不是初印本。我们翻开三十六卷(回)第五页就可发现有挖板。如“宋江道:我只是这句话由你们□□商量”。“你们”下空白二格。冠有天都外臣序石渠阁补刊本作“由你们怎地商量”。可见原有“怎地”二字被挖去。又“只见吴用花荣两骑马在前,后□□十骑马跟着”。这里石渠阁补刊本作“后面数十骑马跟着”,是“后”下应有“面数”二字被挖去。内阁文库本在这地方补刻“带数”二字,这就证明所空二格是有意挖去的。事情还不只此,不仅是挖去留空白,而且有挖补。如卷二十一(回)“宋江听了公厅两字,怒气(直起)”,“直起”两字并挤在一格。石渠阁补刊本只作“怒气起”,无“直”字,可见“直”字乃挖后添补上去的。文库本此处挖改作“怒气直冲起来”,添加的字就更多了。又卷二十三(回)“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石渠阁补刊本无“只”字,这“只”字也是挖补的,所以挤在一格。

容与堂刻本和冠有天都外臣序刻本(即石渠阁补刊本)这两个刻本谁先谁后,现在一般都认为有天都外臣序本早,因为序末署有“万历己丑孟冬”的年月,“万历己丑”乃万历十七年,比文库藏容与堂本上的孙朴书写年月早得多,所以被认为今天能见到的《水浒传》最完全而又最早的版本。但是王古鲁说这个序言不是原刻本上有的,而是康熙时石渠阁补刻放进去的。王古鲁这个意见值得重视。沈德符《野获编》卷五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这就是说,天都外臣的《序》乃放在郭勋本前面的。郭勋本的特点有二:一是“削其致语,独存本传”,另一是“移置阎婆事”。所谓“致语”可以是一段小故事,也可以是一首或几首诗词,这在宋元话本中常见。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冠有天都外臣序的石渠阁补刊本,既未去每回开头的诗词,也未移置阎婆事,自然不是郭勋本。王古鲁说那篇天都外臣序不是这个本子上的,是从别的版本上移过来的,他还只是从板刻形式辨认,没有发现石渠阁补刊的《水浒传》根本就没有经过郭勋的修改。李宗侗(玄伯)在他排印的《百回本水浒》前言中说:“族侄兴秋在小摊上买了一部《忠义水浒传》,观其墨色纸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册图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证明即郭英嘉靖年间刻于新安者。”李玄伯认为他所得到的刻本乃郭勋刻本,而把郭勋错成郭英。李玄伯这个本子,今已散失,不可得见,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前有大涤余人叙的两个残本。其中一种的图像正如李玄伯所说。而这个本子每回开头的诗词都删掉了,阎婆事亦已移改,和传说中的郭勋本相同,也和天都外臣序中所说“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的说法符合。不过这个刻本不是郭勋原刻本,而是后来的翻刻本。

石渠阁补刻本上那篇天都外臣的序言,是从别的本子上移来的,这个刻本既不是郭勋本,而刻印年代也就成了问题。但这个本子和容与堂本同出一个底本是可以断定的。至于刻印先后或同时,就不易定了。就容与堂本有李卓吾批语,这个本子上没有,说明它们不是一个版本,不过除开批语外,其他字句几乎全同。多数错字都错成一样。如卷六“没头罗汉,这法身也受灾殃;拆背金刚,有神通如何施展?”这“拆背”二字,内阁文库、四知馆本,以及杨定见百二十回本均作“拆臂”,似较两本作“拆背”为好。又卷八写董超、薛霸把林冲的脚用开水烫伤了,痛得走不动时,两本都说:“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动了。”这实际上把原意弄反了,应是“走不动了”,不是“正走动了”,所以内阁文库藏本改作“看看走不动了”,杨定见百二十回本作“看看正走不动了”,方与上下文意贯串。又如卷十七(回),两本都有这样一句话说:“何清笑道:直等哥哥临危之际,兄弟却来道理有个救他。”实在不通,所以内阁文库藏本改作“兄弟却有个道理来救他”,方才通顺。又卷二十四(回):“那妇人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到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的这样人。”这里容与堂本和石渠阁补刊本都作“道话”,对照内阁文库藏本看,方知是“过活”二字之误。以上各点都是两本错成一样,正说明它们出于同一个底本。

石渠阁补刻本和容与堂本的字句基本一样,而且错字也错得相同,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版本没有区别。事实上,它们还有各自的误刻和修改。如卷三十七(回),石渠阁补刻本说:“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容与堂本误作“一行人都送到到浔江边。”又如卷四十三(回),石渠阁补刻本“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容与堂本“里正”错成“李正”。又卷十二(回)“王伦道:你莫不是绰号唤青面兽的?”石渠阁补刻本误作“你莫是绰号唤青面兽的?”这里说明它们采用的底本虽然相同,但刻时还不免各自产生错误。此外,石渠阁补刻本有的地方还多出一些字句,如卷十一,“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坐着一个好汉正是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云里金刚”、“绰名豹子头”,这些都是容与堂本没有的。

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卷四十五(回)都有这样的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案“潘驴邓小闲”见卷二十四。以五回为一卷,从四十五回向上推十五回为三十卷(回),跟二十四卷(回)接近,约略言之,把它说成上三卷,勉强也可以。这也就是说,这两个百回百卷本的底本可能是五回一卷的二十卷本,而二十卷本和百卷本的内容文字并无差别,只是分卷多少不同而已。

说二十卷本和百卷本文字无差别,还可以现存的所谓嘉靖刻本的残留五回半作证。这五回半的文字和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除开刻时个别错字不同外,其余字句全部一样。它们错字有时也错得相同,如五十四回说:“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德胜回梁山泊。”嘉靖本、石渠阁补刻本、容与堂本均作“德胜”,错了。当依内阁文库藏本改作“得胜”。自然,内阁文库藏本错改的地方也有,如五十五回“宋江却又陪话,再三枚举。”因不懂“枚举”是器重、挽留的意思,改为“劝谕”。

《水浒传》刻本以嘉靖刻本、容与堂刻本、石渠阁补刻本文字最完整,可能接近原作。三个本子字句完全相同,只是刻印时各本错字多少不一样。这三个刻本虽然先后时间不同,但无疑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版本。容与堂的挖改本即内阁文库藏本,改动较大,后来锺伯敬批的四知馆本即以这个本子为底本翻刻的。举个例子说明吧,卷九十四,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刻本这样写:“宋江道: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恼。”内阁文库藏本改“恼”为“悼”,四知馆本也作“悼”。又容与堂本九十三卷:“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个。其计不階了。”石渠阁补刻本“階”作“偕”。而内阁文库藏本作“谐”,四知馆本也作“谐”。当然,四知馆本个别地方也有改动,如第一回“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四知馆本改“要”为“若欲”二字,就是一例。

总之,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水浒传》版本,除所谓嘉靖刻的残本,清康熙时石渠阁的补刊本外,容与堂本是最完整的早期刻本。

二、所谓郭勋刻本

据嘉靖时《百川书志》著录,《水浒传》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现有材料证明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和《续录鬼簿》编者贾仲明是好友。至于施耐庵,明惠康野叟《识馀》卷一说:“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竞不可考。”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误把施耐庵说成施君美。乾隆时人编撰《宝敦楼传奇汇考目》袭徐氏误说谓施耐庵即施惠,而吴梅竟称《水浒传》作者为施惠。但《录鬼簿》上那个施惠并无耐庵其号,也没有说他写过《水浒传》。此外有人说施耐庵乃江苏白驹镇的施彦端,是白驹镇施家的始祖。施氏族谱在施彦端名字旁边注明字耐庵,施家祠堂木主也把他们始祖写成施耐庵。传说他写过《江湖豪客传》,有人说它就是《水浒传》,尚须进一步探讨。

《水浒传》这部小说编撰于元末明初,但到嘉靖年间才有刻本。嘉靖以前只有抄本,抄时修修改改总是难免的。我国文学创作史上有个特殊现象,通俗小说谁都可以任意修改,不仅抄时可以改,就是刻时也可改,《三国志演义》的各种版本的文字不同,就是很好的例证。《水浒传》没有刻本以前如何被修改,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但第一个被指名道姓的修改者是郭勋。钱希言《戏瑕》卷一《水浒传》下说:“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铲剃,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钱氏认为郭刻本并非善本,而有人称为善本,这大概指的是沈德符。《野获编》曾说万历时新安所刻《水浒》善本就是翻刻郭勋本的。新安刻本前面有汪太函(道昆)万历十七年托名天都外臣所写的序,自然不是嘉靖时武定版了。沈德符所说这个万历版,当即李玄伯的那个大涤余人序本。鲁迅曾经写信给胡适,谈到李玄伯所购的《水浒传》,是一个残本。后来李玄伯排印出来的《百回本水浒》却是完整的百回。这是李玄伯作伪,他把百二十回本拿来拼凑搭配的。其实,芥子园翻刻的大涤余人序本,就是一个完整的翻刻郭勋本。由于这个本子一般人不易看到,以致没有人发现李玄伯弄虚作假。

现存号称郭勋刻本有三种:一是郑振铎先生收藏的所谓嘉靖本;二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前面冠有天都外臣序本;三是李玄伯排印的《百回本水浒》。这三个本子我认为都不是郭勋刻本。郭勋刻本的两个特点,一是削去致语,二是移置阎婆事。王古鲁曾经论证所谓致语即话本中的每篇开头的诗词,这是可信的。阎婆事即王婆为宋江撮合与阎婆惜结为夫妇事。这个事容与堂本放在二十一回即刘唐下书以后,所谓郭勋移置问题,即把这件事移到二十回刘唐下书之前。什么是郭勋刻本?只要检查一下那个本子和这两点符合,一下就解决了。郑振铎先生收藏的是残本,前面诗词并未删掉,也就是说没有削去致语。但阎婆事是否移置,因这两回散失,无法复核。不过郑藏本是一个二十卷本。二十卷本《水浒》今虽不见全本,但我曾考察《水浒志传评林》,发现《评林》是从二十卷本删节而成。《评林》叙阎婆惜与宋江结亲在刘唐下书后,和容与堂本同,于此可以窥见二十卷本是没有移置阎婆事的。这就是说郑藏二十卷残本并未把阎宋结亲移到刘唐下书之前。郑藏本既然没有所传郭勋刻本两个特点,自然就不是郭勋刻本了。至于北图冠有天都外臣序本,序称“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而这个石渠阁补刻本每回开头的诗词俱在,并未削去。不仅此也,查书中二十回和二十一回的阎婆事亦未移动,所以这个石渠阁补刻本不能是郭勋刻本或翻刻本。而那篇天都外臣序是康熙时补刻者从别的版本中移置过来的,不是这个本子上原有的。再谈李玄伯那个《百回本水浒》吧,李玄伯的本子前面诗词都删掉了,阎婆事也已移置,和郭勋本两个特色相符合,似乎是郭勋本了。但是事实不然,这个本子是用大涤余人序本残册与百二十回本拼凑而成,以至有人误认这个本子是删割百二十回的田虎王庆故事而冒充古本行世。李玄伯排印本是冒牌货,最明显的是四十二回那首诗。诗说:“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这是所有百回本连芥子园本和北京图书馆藏残册大涤余人序本都如此,只有袁无涯刻的百二十回本,才改为“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因百二十回本增加田虎、王庆,不只两处,故改为几处。李玄伯本乃百回,没有田虎、王庆故事,却也改“两处”为“几处”,而整首诗和百二十回本相同,显然不是大涤余人序本所有,而是割取百二十回本而拼凑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处可以证明李玄伯本不是真正大涤余人序本,而是一个拼凑本,这就是二十五回那首“恋色迷花不肯休”诗,芥子园本第二句作“虔婆淫妇心头毒”,而百二十回本作“谁知武二刀头毒”。李玄伯排印本同于百二十回本而与芥子园百回本不同,也说明李氏排印本是大涤余人序本和袁无涯刻百二十本的混合本。我们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李玄伯用以拼凑的百二十回本,还不是袁无涯的原刻本,而是郁郁堂的翻刻本。证据就在七十九回,有一句“认旗上写的分明”,袁无涯原刻本错成“诏旗”,郁郁堂本改作“号旗”,而李玄伯排印本也作“号旗”,这就露出老底来。还可补一个例子,芥子园刊本、袁无涯原刊本有一句“极坚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而郁郁堂本改作“铁最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李氏排本同郁郁堂本。

如上所言,郑振铎先生收藏的所谓嘉靖本,书前冠有天都外臣序的石渠阁补刻本,李玄伯排印的《百回本水浒》本,都不是郭勋删改本。真正的郭勋本,是芥子园翻刻的大涤余人序本。这个本子删去了每回前面的诗词,也移置了阎婆事,同时还删改了其中一些诗词和文句。同时翻刻人做了一件坏事,他胡乱地加上“李卓吾批评”字样,骗了许多人。杨定见和袁无涯是以郭勋删改本为底本,增加田虎王庆故事而成为百二十回的,这就是百二十回本的文字基本同于大涤余人序本即郭勋本,而不同于容与堂等本的原因。当然,杨定见并不是完全照抄大涤余人序本的文字,个别地方也有改动,如九十九回(杨定见本百十九回)讲到李俊下半生时,芥子园本有诗一首说:“幼辞父母去乡邦,铁马金戈入战场。截发为绳穿断甲,扯旗作带裹金枪……四海太平无事业,青铜愁见鬓如霜。”百二十回本去掉了这首诗而另换上一首“知机君子事,明哲迈夷伦。……”表示他对李俊的新评价。

这里附带谈谈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李卓吾的两个评本的批语真伪问题。一百二十回本和容与堂本都有所谓李卓吾批语。而两本批语文字差异很大。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水浒》研究者意见尚未统一。现在我们既弄清楚了百二十回本是以大涤余人序本为底本,不仅正文语句相同,就连批语也是一样的。一百二十回的批语,大部分是过录大涤余人的。大涤余人的序上说“故特评此传行世”,可见这个本子上的评语是大涤余人写的。由于刻书人胡乱在书上加标“李卓吾批评”,以致有人误认为是李卓吾的。杨定见一面转抄了这些批语,一面增加和改写了一些批语,又不作声明,鱼目混珠,以致引起争论。现在事情弄清楚了,争论就可以休矣。

关于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出版书肆

[日]荒木猛

本文原载《东方》1983年第6期,后收入《中外文学》1984年第2期、《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

本文作者在查阅了《金瓶梅》东大本和内阁文库本后,确认了这两种本子是同版的说法。同时,对内阁文库本封皮内部的印刷物字迹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印刷物是元明以来大量出版的通俗类书,刻印者将有字的一面反折在内后作为《金瓶梅》的封面使用,进而判定明代鲁重民可能正是内阁本《金瓶梅》的刊行者,而其刊行的年代当在崇祯十三年之后不远。

【文选】

这些本子在日本能见到的,不用说只是这内阁本与第三种东大本、第四种天理大本三种,而笔者得手阅读的只是其中的内阁本和东大本。这次前往两处阅览的笔者目睹了事实之后,确信以往关于这两种本子是同版的说法,同时还发现了内阁文库本中极有兴味和深意的情况。在内阁文库本中,从前应该依次有封面、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和五十页一百副图等,但这些据说在疏散时的忙乱之中遗失了。现存的就是除这些之外的全部正文一百回,分成二十册线装。在这里,所谓笔者发现,就是指现存的这二十册本子,将不知印于何时的书页的有字的一面反折在里面后作为封皮。今将这类以往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发表之际,谨请博雅之士予以指教。这是因为东大本没有这种情况。另外,由于印字的一面被贴上一张白纸,所以不能直接地看清楚下面的印刷物,而只能透过这些困难地看到印刷物上的字。我想透过上面看这些印刷物的话,或许能找到什么线索,故试将这些印刷物中我认为有特征的部分择录于下:

1.第一册下面　曹因墓铭

2.第二册下面　逸品绎函目录卷之

3.第三册上面　孟子

4.下面　春秋大全二十卷

5.第五册上面　忝补邱鲁心印　中庸

6.下面　论种麦奏　董仲舒

7.第六册上面　论语

8.第七册上面　书函　上书类　下卷六十五　与张大理　丘时可

9.第八册上面　启函　候问启　上卷七十一

10.下面　论语序

11.第九册上面　(印有《左传》的一部分)

12.下面　读古文　六卷　汉书

13.第十册上面　子函　淮南子精神训　三卷九十四

14.下面　……藻文止类　西湖鲁重民孔式纂

15.第十一册上面　两汉鸿文　卷十一　书十四

16.下面　孟子

17.第十二册下面　易经大全

18.第十三册下面　中庸二卷

19.第十四册上面　论语一卷

20.第十五册上面　论语八卷

21.下面　孟子四卷

22.第十六册上面　十三经类语卷之三豫章　罗万　藻文止类两湖鲁(以下阙)

23.第十七册上面　孟子五卷

24.第十八册下面　□古文四卷西汉文

(注:上述表中,□部分表示印刷不清楚的字。又,旁线部分表示印在鱼尾处的。阿拉伯数字是笔者为方便起见而编号的。)

那么,原来这些印刷物的情况大致是怎样的呢?我想有以下两种情况吧:Ⅰ、因为一旦装订成的封皮后来变得破烂不堪,后世就有谁把这类印刷物再去折成反面后换作封皮。Ⅱ、理当为出版书肆在装订时,将自己作坊内正在发行的印刷物中那些印得粗劣而不用的废纸作为封皮的。由于我认为这两种说法中的第Ⅰ种说法正像后文要说明的那样难以成立,故这里就立足于第Ⅱ种说法试作如下分析。于是,在这里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线索,即第2号的《逸品绎函》(以下接着编号目录同时都写上书名)与第22号《十三经类语》二书,同这内阁本《金瓶梅》当是同一书肆的出版物。再翻开《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一看,就判明该库藏有称作《八品函》的一书,其中一部分即第2号《逸品绎函》,同时也藏有两种《十三经类语》。我立刻将此两书取出翻阅。先看《八品函》一书,全书十九册。其中第一册至第三册是诗函,第四、五册是赋函,第六、七册是文函,第八、九册是书函,第十、十一册为四六函(题签虽如此记载,但翻开里面却是启函),第十二册至第十五册为史函,第十六册至第十八册为子函,最后第十九册称为逸函。各函的卷首有陈仁锡的序言和目录。其书就内容、形式的不同,各函分别收录了一些古今名文。显然这是元明以来大量出版的通俗类书中的一种。而将这本书同那些《金瓶梅》用作封皮用的印刷物相对照,则正好完全一致。其第2部分正是《八品函》第十九册的目录开头。同时,第8部分在同书的第九册,第9部分在同书的第八册,第13部分为同书的第十八册,都能各个找到相合的篇章。再看两部《十三经类语》,都是全十四卷,分装成七册,这里与署名何兆圣编的《十三经序论选》一卷一册合起来共为八册。《十三经类语》是罗万藻编,鲁重民注,并有崇祯十三年的序。它将十三经按内容分成一百三十四类后编录,也像是通俗类的读物。与《八品函》一样,将作为《金瓶梅》封皮的印刷物同这部书对照的话,也可以明白:其第14部分正与此书的第五册卷三立教类一部分完全一致,又第22部分也为同页的一部分。于是可以判明:《金瓶梅》封皮的一部分是使用了印刷《八品函》与《十三经类语》多余下来的废纸。

在《八品函》中见到的陈仁锡,《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有他的传。据此,其字为明卿,父允竖,也是进士。他虽是天启二年进士而后为翰林院编修,但因顶撞魏忠贤而一时被罢官。到改元为崇祯时复官,出山后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爱好著述。在《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中,署有他名字的书,这包括他自己的著述和在他人之书上写有评语的,实际上可共举出三十二种之多。现在不想在此不厌其烦地将他的作品一一列出,其中也恐怕有书贾为了便于销售而冒用他名字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将此略称为《四库提要》)卷二十三《重订古周礼》六卷①条,一面说这部书的作者是陈仁锡,一面又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其注释多剽窃朱申句解,体例尤为猥杂,殆庸劣坊贾托名,未必真出仁锡也。”除此之外,《四库提要》还著录了作为他的著作共十种:卷八《系辞十篇书》十卷②、《易经颂》十二卷③,卷三十七《四书考》二十八卷④、卷六十五《史品赤函》四卷⑤,卷九十六《性理综要》二十二卷⑥、《性理标题汇要》二十二卷⑦,卷百七十四《苏文奇赏》五十卷⑧,卷百九十三《古文奇赏》二十二卷、《续奇赏》三十四卷、《三续奇赏》二十六卷、《明文奇赏》四十卷⑨,同卷还有《古文汇编》二百三十六卷⑩。这里第⑤种《史品赤函》四卷大概与他的《八品函》种的《史函》部分一致,非但署名相似,而且卷数也同。众所周知,清朝政府为动员大量的学者给四库全书写提要而征集全国的书籍时开始于乾隆三十七(1772)年。当时那些写有对清政府不适合的书被处理掉的当然有相当数量,但尽管如此,除了通俗小说等外,还是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周全地收集了各种本子,因此,《四库提要》是一部查阅书籍在乾隆年间是否已不存或仍通行的可以信赖的书目。如果说的《史品赤函》相当于《八品函》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就以《四库提要》中仅仅著录《史部赤函》的事实来看,不正是很好地说明了明亡百二十年后这段时间内,《八品函》已成为稀觏的本子,意味着不大可能再见到《史品赤函》之外的东西了吗?但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内阁文库本封皮的印刷物恰恰没有《史函》部分,而如前所见的也使用了《书函》、《子函》、《启函》、《逸函》各部分。这就可以说明笔者在前面考虑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即很难想象这些《金瓶梅》的封皮是后世人用整本书来替换成的。接着我们看罗万藻这个人物。他的传记在《明史》卷二八八艾南英传中也可以看到。据此,知其字文止,江西人,天启七年举人,福王时官上杭县知县。《四库提要》卷百三十八《十三经类语》和卷百八十《此观堂集》条说,他与同乡艾南英、章世纯、陈际泰一起主持豫章社,世称“江西四家”,为人恬淡无欲。关于何兆圣,还没有找到什么头绪。剩下的就有鲁重民一人。《四库提要》卷百三十八《十三经类语》条中提到鲁民重,这大概是鲁重民的误笔吧。翻开《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作为鲁重民编撰的书籍,除了《十三经类语》外,还提到了以下一种:

《官制备考》二卷,明李日华撰,明鲁重民补订,崇祯元年武林鲁氏刊本,四六全书之一。

于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鲁重民与明末杭州经营出版业的书肆名字是统一的。再查《京大人文研汉籍目录》,也有《十三经类语》十四卷(景印岫虑现藏罕传善本丛刊本)外,还载有:《舆图摘要》十五卷,明李日华撰,明鲁重民补订(四六全书之一),因而于此可以判明:鲁重民是一个至少刊印过《十三经类语》、《舆图摘要》、《官制备考》这三种书的明末杭州书贾。从李日华的著作于此出版来加以考察,那么也可判明他与李日华(1565—1635)有着某种关系。而且,此人恐怕正是内阁本《金瓶梅》的刊行者,而其刊行的年代当在明代气运将尽的崇祯十三年之后不远。

郑振铎氏曾经根据崇祯本所附二百幅图画上所署的刘应祖、刘启先、洪国良、黄于立、黄汝耀的刻工名字,察见“崇祯本”刊行的年代为崇祯年间和刊行的地点为杭州^[25]。这种见解与现在笔者的调查完全一致。这里就更加感到郑氏目光的敏锐。

明代后期文言小说刊行概况

[日]大塚秀高

本文分上、下篇,分别发表于台湾《书目季刊》1985年第1、3期,谢碧霞译。选入本书时,应作者要求,对原文进行了部分修正和追记。

本文以整理明末(指传奇小说发展末期与笔记小说兴隆期交接之际,以万历为中心)文言小说选本的刊行状况为中心,结合当时的文化发展状况,分为长篇传奇小说集、通俗类书、文言小说汇编几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文选】

前言

就代表明代的小说而言,实乃白话小说,而非文言小说。然而,由元代开始以迄明朝初期、中叶,无论是长篇或短篇,皆有相当数量的传奇小说及小说集刊雕行世。可是,传奇小说衰退的趋势并无法遏止,清初的《聊斋志异》刹然结束了传奇小说的尾声,自此文言小说的中心乃转至所谓“笔记小说”之志怪要素浓厚的小说。元代及明朝前期刊行的长篇传奇小说以《娇红记》及《钟情丽集》最为著名,短篇传奇小说集则以《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享誉甚高。笔者此篇小论,主要目的是整理明末——亦即传奇小说末尾期与笔记小说兴隆期交接之际,以万历为中心——文言小说选本的刊行状况,由此以明当时文化状况之一端。兹分侠烈各节以逐次论之。

一、长篇传奇小说集

传奇小说定义为何,在此当无必要重述。凡唐代滥觞之种种才子佳人剑侠妖怪故事,以及其后一脉相承之问题,皆足征表其貌。然而何类传奇小说方可冠以长篇之名,则非毫无可议之处。问题着眼点不只是篇幅字数,其内容情节亦是关键所在。不过,在此笔者姑且稍嫌含糊地将长篇传奇小说界定为:创作于元代以后,以单行本刊行的传奇小说,或是与此文字篇幅近似的传奇小说。

由元末到明代中叶,长篇传奇小说以单行本刻行者,所知计有下列八种:

娇红记　二卷(www.xing528.com)

钟情丽集　四卷

艳情集　八卷

李娇玉香罗记　三卷

怀春雅集　二卷

双偶集　三卷①

天缘奇遇

荔枝奇逢②

其中前二者现今尚有当时的单行本存世,亦即《新锲校正评释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二卷,以及《新刻钟情丽集》四卷。前者称“郑云竹本”,其刊行期后限可以迟至万历,可是就种种状况来看,早在元末,至迟不过明初,应已有刊本行世③;后者刊行期则为弘治癸未(十六年)④。其他六种,目前尚未发现其时之单行本。至于其内容,则高儒于载录前六种书名后附笔如下:

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⑤

除就此评语凭空想象之外,别无他方。所幸者,《怀春雅集》⑥、《天缘奇遇》二种,由于收录于本节讨论对象之长篇传奇小说当中,《荔枝奇逢》则得目睹后世刊本,皆可免存想之憾。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万历年间刊行的长篇传奇小说集。就此范围而言,所知有《风流十传》、《花阵绮言》二书。顺次讨论如下。

风流十传　八卷

此书刊本,所知仅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双红堂文库)。旧藏者长泽规矩也氏自身执笔的提要中⑦,记此书及其来历如下:

风流十传　八卷　明万历刊

九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单边无界。卷首陈继儒和万历庚申顾廷龙二“序”,万历庚申韩敬“后序”,附目录,目录下有“陈眉公先生批评钟情集卷之一”,卷二双双传、卷三三妙传、卷四天缘奇遇、卷五娇红传、卷六三奇传、卷七融春传、卷八金鱼传。高崎藩大河内家旧藏。邮送北京改装。

虽然名为“十传”,实际所收长篇传奇小说不过八种。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六附录。传奇于此书提要中宣称:“十传”之名因长泽氏所拟,取陈继儒“客座所述闲情野史风流十传”之语而拟称附之。此书原或收长篇传奇小说八种,故“十传”二字非毫无问题。叶德均云“风流十种”⑧,《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杂丛类所著录传抄本则称《风流十书》八种八卷(所收录八种,与《风流十传》同),《小说字汇援引书目》中亦见应为一书之《传奇十种》名。此究竟是否与高崎藩大河内家所传本为同一书,孙楷第认为“十”字或为“八”字误为,在在皆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万历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万历皇帝于是年七月驾崩,其后为纪念继位甫一月即为宦官毒杀的广宗,而称其年为泰昌元年,由此可知此书应为其前刊本。有关各传奇小说之内容大要,由于孙氏业已记述,此处从略。

花阵绮言　十二卷

《花阵绮言》性质,与《风流十传》类同。此书明刊本,目前至少有四本存世,亦即内阁文库、天理图书馆(节山文库)、宫内厅书陵部(清印本?)、上海图书馆⑨各机构典藏本。此外,亦有旧满铁大连图书馆藏本⑩、北京图书馆之郑振铎旧藏应心斋刊本1等等,然其目录中则未有刊行日期等记载。至于前述四本,根据其版式、字体、“楚江倦叟(隐)石公纂辑”之文字以及署名“楚人中郎袁宏道”之题词等等迹象看来,推定其为万历以后刊本应不为过。袁宏道于万历三十八年去世(一六一〇)(《风流十传》后序作者韩敬,则于其年以状元登进士第),因此,依常情判断,此书应刊行于此年之前,然而此书是否的确出于袁宏道之手,则不无疑问。目前所能言者,则是此书应刊行于袁宏道声名大噪、享誉文坛之际,其刊行之期,恐或早于《风流十传》。

此书于宝历十三年(一七六三)传至日本12,书名亦见《小说字汇援引书目》。所收传奇小说有以下七种:

卷一　三奇合传

卷二·三　花神三妙

卷四·五　天缘奇遇

卷六·七　钟情丽集

卷八　娇红双美

卷九·十　金谷怀春

卷十一·十二　觅莲雅集

其中除《觅莲雅集》之外,其余六种与《风流十传》所收一致(《金谷怀春》与《融春集》二者实即《怀春雅集》)。因此,万历期间长篇传奇小说集中收录之长篇传奇小说总计九种,不过,当时庶民百姓爱好之长篇传奇小说则不止此。

时代降至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晋记书庄刊行一活字袖珍本长篇传奇小说集,名曰《七种才情传奇书》。叶德均以为此书乃《国色天香》之摘出别行本13。在此另辟一节,以期讨论通俗类书所收之长篇传奇小说。

……明末,文言小说选本以多样之形式刊行,或以长篇传奇小说为重心而行之,或以文言小说全体为对象而行之,或以并收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者而行之,等等不一。凡此诸书,目前所藏甚鲜,甚或为所谓海内孤本。然而此种现象并不能反映状况。由于当时此类书籍流布颇广,故未为人珍藏保存。诸此选本,皆有助于缩短平民百姓与文言小说之距离,由长篇传奇小说单刊本以及《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完本之销声匿迹可见一斑。因此,若仅以完本、单刊本之存否以论其时之文学状况,不免有偏颇之虞。剪灯二话之例,即为充分明证。到目前为止,各研究报告皆有下述倾向:急于解说中国完本已湮渺亡佚,以及此书在日本之再发见,完全无视于上述诸选本——《丛话》包括在内——所收篇章。此确有一正是非之必要。

结言

另一方面,文言小说选本自身所反映之当时状况,亦是多重变貌。万历十年代刊行之《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通俗类书之中,“诸体小说”地位不见得高,倒是书简、诗话、琐记等等,颇有分量。作为前代说话人蓝本之《绿窗新话》,其后裔于《绣谷春容》中题以《新话摭粹》收之,与上述现象颇有关联。然而一进入二十年代,局势则大有转变。《万锦情林》以降之通俗类书,排书简等而外之,而小说不问文言、白话,则原原本本收入“记类”、“传类”之中,其所占比例急速增加。与此现象并行发展的,是已趋形式化之长篇传奇小说部门亦尝试一些改变,因而有单收长篇传奇小说之《花阵绮言》、《风流十传》的出现。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万里二十一年并收剪灯二话及《觅灯因话》合为《丛话》的刊行,以及其后收录魏晋以降文言小说——包括剪灯二话——之十二卷本《剪灯丛话》的问世。亦受《新话摭粹》系谱影响之《一见赏心编》、《艳异编》、《情史》等之刊行,以及由《绿窗女史》至《五朝小说》之相继问世,《剪灯丛话》之刊行,乃成明末文言小说集大成发展之滥觞。版本之相互袭用,亦可窥当时如火如荼刊行状况之一斑。

至于白话小说选本化之动向,乃肇端于熊龙峰之刊行“话本”,先是假通俗类书收录“话本”之面目以始,其后则是冯梦龙、凌濛初拟话本以成,白话小说选本化至此达至巅峰。三言二拍可说是与文言小说中“五朝小说”的地位相当。

由以上所述,笔者对于冯梦龙此一集文言、白话小说大成之人物,不得不刮目相看。通俗类书之冯本《燕居笔记》、文言小说汇编之《情史》、《五朝小说》之异版《五朝纪事正续太平广记》,以及白话小说集《三言》等等,呈现种种面貌,生于明末的冯梦龙,在明朝末年这段时期,扮演何种角色,起了何等作用,皆值得深入研究。此当为今后研究之课题。

【注释】

①　以上六种,据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小史,以及晁瑮《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

②　以上二种,由长篇传奇小说集所收《觅莲记》及《怀春雅集》,皆显示有单行本的存在。龚书煇《陈三五娘故事的演化》(《厦门大学学报》第七本,一九三六年),考证后者成立期约为永乐初年至明代中叶之间(入矢羲高氏《荔镜记戏文解题》,《天立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十卷所收)。又,关系论文见蔡铁民《明传奇〈荔支记〉演变初探——兼谈南戏在福建的遗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三)。后世刊本所知有下列二种。又,《小说字汇援引书目》中亦见《荔枝奇逢》之名。

新刻荔镜奇逢集二卷　嘉庆十九年尚友堂刊　牛津图书馆藏(伟烈亚力旧藏)

二刻泉潮荔镜奇逢二卷　道光二十七年刊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双红堂文库)

③　伊藤漱平教授《〈娇红记〉解说》(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三十八《今古奇观下　娇红记》所收,平凡社,一九七三)叙述甚详。

④　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六附录·传奇,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小说家类笔记之属成簣堂文库藏弘治癸未刊本提要。補記:川瀬一馬編著“お茶の水図書館新修成簣堂文庫善本書目”(お茶の水図書館,1992年10月)に著録される。忠恕堂金台晏氏刊。

⑤　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小史。

⑥　《小说字汇援引书目》见《怀春怀(按:字误)集》之名。此若为《怀春雅集》,则单行本亦东传日本。

⑦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

⑧　《读明代传奇文七种》(《戏曲小说丛考》所收,中华书局,一九七九)。

⑨　《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三子部·小说家类琐语之属著录(未见)。

⑩　辛岛骁《满铁大连图书馆大谷本小说戏曲目录(下)》(《斯文》九—六、一九二七年六月)著录。

　《西谛书目》(北京图书馆撰,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卷二子部·小说家类琐事著录。補記:北京図書館は現在中国国家図書館と改称しているが,以下補記を除き,すべて執筆当時の名称による。なお“花陣綺言”には上記のほか,無窮会織田文庫、大谷大学、荷蘭漢文研究院蔵本の諸本が知られる。

　《商舶载来书目》(大庭脩《江户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所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一九六七)。

　见注⑧论文。

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

肖东发

收入《明清小说论丛》1986年第4辑。

本文对明代小说作者、刻书商人余象斗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述。在走访全国各地图书馆、查阅公私藏书目录的基础上,列出了《建阳余氏刻本知见录》二百余种,其中余象斗刻本四十五种,仅小说类就有二十种。对余象斗的异名和化名、余象斗刻书中的“京本”现象、插图和“作伪”等情况进行了分析。

【文选】

1.关于余象斗的异名和化名

通过上述书目,我们不难看出,三台馆、双峰堂都是余象斗经营的书肆堂号,因为在许多书中两者是并题的。如我在上海图书馆曾看到《列国志传》一书,封面上既有“三台馆刻”,又有“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　余文台识”字样。该馆还有一部《新例三台明律正宗》,封面上又题“买者可认‘三台’为记”。下署“双峰堂余文台识”。同时还印有一枚刻着这七个字的篆文圆形的图章。《余氏宗谱》中记其父余孟和号双峰,其弟余象箕讳怡台。但是我们通过三台馆(双峰堂)刻本可知余文台、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为余象斗字和号。余世腾、余象乌、余君召、余宗云、余元素等可能都是余象斗化名。郑振铎先生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中曾根据伦敦所藏《残本新刊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说:“余象乌字仰止,与其兄弟余象斗同为闽南应为闽北,著名的书贾,刻印了不少新旧书籍。”据《余氏宗谱》可知余象斗弟兄共四人,他本人行大,其余为象箕、象圣,象贤三人,并无名象乌的。此象乌既亦题,字仰止,可知实际也就是字文台即余象斗本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该书第七、八两卷中,其书前题署就变成:“书坊仰止余世腾批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就是把余象乌改成了余世腾,其余文字均未变动。我们再参阅一下万历十六年三台馆刻本《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就更清楚了,此书又题“书林文台余世腾梓”,可见字“仰止”的余象乌,与字“仰止”的余世腾及字“文台”的余世腾。其实都只是字“文台”的余象斗一个人。题作“仰止余象斗”的署名也同见于《万锦情林》和《东游记》。又如《水浒志传评林》原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后学仰止余宗云登父评校,书林文台余象斗子高父补梓”。其实此本书不但是余象斗所刻,而且细阅其内容,就会发现书中的评语也是他写的,这和书首所注明的“仰止”,只不过是又化名为“余宗云”罢了。关于这一点,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小说书目》、刘修业先生在《古典小说戏曲丛考》、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均有考证,此不赘录。需要提出的是刻《唐国志传》和《大宋中兴岳王传》的“红雪山人余应鳌”,我怀疑这是余象斗之子余应甲的化名,倒不一定是余象斗本人,因为“应”字辈诸人是象斗的下一代,“鳌”与“甲”义近,可惜这两部书均无确切年代可考,仅记此以供专家们再进一步的考察吧。余象斗所刻的书中,许多都标有“京本”字样。对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是虚名假托,并无其实。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论及《京本通俗小说》一书时曾说:“此书标‘京本’字样,实书贾伪托以示版本之可靠,犹之宋说话人以‘京师老郎’为号召一样,这是当时福建建安一带书贾的惯技。”郑振铎先生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文中也有类似论述:“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乃是闽中书贾的特色,这样看来,《京本通俗小说》大有闽刻的可能。但闽中的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读者的罢。”如果仅就《京本通俗小说》一书而言,郑、胡二先生的论断是有其道理的。然而如果据此而加以引申,说凡题“京本”之书,均是伪托标榜,得出“其必非出版于两京(北京、南京)”,甚至连其版本渊源也绝然与“两京”无关,恐怕就过于武断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具体分析。上文曾引余象斗“辛卯之秋”所列的书目的最后一句说明是“余重刻金陵等版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这里的所说与上文的书名标记不同,无标榜之意,讲的都是实情。此处仅举数例:

2.关于“京本”

(1)　双峰堂刊行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每卷题“书林双峰堂刊行”。而卷七亦题“书林万卷楼刊行”。版心又题“仁寿堂”。万卷楼、仁寿堂为金陵周氏堂号。该书图嵌正文中,记刻工曰“王少淮写”。按少淮上元人,则应是在金陵所刻,亦即重刻余氏本。

(2)　《英烈传》有杨明峰刊和三台馆刊二本,实为一书。前本卷一题“原版南京齐府刊行书林明峰杨氏重梓”。按明诸国以“齐”名者,惟太祖庶子榑,国青州,永乐间国除,子孙为庶人,居南京。此云“南京齐府”,盖以旧称称之。后本封面题“官版皇明全像英烈志传”,有鼎式木记云“书林余君召梓行”。节目文字实与杨明峰本全同,但并八卷为六卷而已。卷一“太祖出身”条,杨氏本注云:“按《西樵野记》”。余氏本改作“按原本《英烈传》”。所谓原本,当即“南京齐府本”。

(3)　《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二书,署“书林余季岳识”,封面左下题“金陵原梓”。

(4)　《大宋中兴岳王传》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潭阳书林三台馆梓行”。此本与南京万卷楼本相同,但不附《精忠录》。

(5)　《唐国志传》第一卷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潭阳书林三台馆梓行”,正文及序文均与南京唐氏世德堂本相同,新本署“三台馆主人题”,世德堂本署“题之尺蠖斋”,不知孰作孰袭也。此等例子,不胜枚举。

(6)　我在辽宁省图书馆曾见一部《新锓评林旁训薛郑二先生家藏酉阳摉古人物奇编》,原题“闽书林陟瞻余应虬梓行”。按余应虬为余象斗之侄,余彰德之子。该书每叶版心下均刻有“南京版”三字,卷末有牌记云:“万历乙酉(1609)秋月南京原版刊行。”

我在北京图书馆还见到一本《艺林寻到源头》原题“潭阳尔雅甫余昌宗汇辑”。卷首有朱永昌序,开端即云:“余友(指余昌宗)寓金陵有年矣……”王重民先生据此推断:“昌宗殆为建安余氏之设坊于金陵者。”按余昌宗乃是余象斗族孙。

由以上所举,可以看出福建书林余氏所经营的刻书事业是与“金陵”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的:一种情况是“金陵版”书籍传到福建,由余氏重刻;一种情况是建阳余氏刻本,传到南京,由金陵书坊翻刻;第三种情况是福建余氏族人在南京开设书肆,从事刻书售书。其原因也可能是,由于经营上的需要,余象斗等人和金陵建立若干方面的联系,既可丰富稿源——收集到能够畅销且又适合自己再加工、重刻的书籍版本,同时也可以更有效地推销自己的产品。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刻书品种数量如此之大,不打开销路,不搞贩运也是难以为继的。人文荟萃、奢华繁荣的六朝古都当然要比地处武夷山南的福建建阳对各类书籍的需求大得多。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及地区差价等因素的刺激,也促使余象斗等与南京联系不断。所以我认为,余氏刻书标有“京本”字样的,有的可能是出于伪托标榜,但也有的确实是根据南京版书籍所改编、翻印的。

3.关于插图

从前列书目可以明显看出,余象斗所刻的小说,几乎无书不附插图,这也是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坊刻戏曲小说书籍的一大特色。书中的绣像插图,不仅为书籍本身增加不小的吸引力,而且也推动了我国版画艺术的发展,余象斗所刻诸书的插图,格调新颖,样式丰富,较为常见的是上图下文,如《全汉志传》,《唐书志传》等;有的是上评中图下文,如《列国志传》,《三国志传》等。《水浒志传评林》,全书数百页,每页均有插图,刻工精良,风格古朴,图文并茂,实为后世的连环画开了先河;有的在每回卷首或正文中附上整页的插图,如《英烈传》、《万锦情林》等。北京图书馆存《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书中的大型插图每一幅由两个半页组成,宋金两军交战,人物众多,彩色描金,画面十分生动。上记刻工“王少淮写”,很可能与孙楷第先生在日本内阁文库见到的是同一版本。最有趣的是,我们竟可以从余氏所刻的书中找到余象斗本人的图像。王重民先生是这样描述的:这是王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中《海篇正宗》提要中的一段文字,我原以为此图无缘得见,后来稍一留心访求,竟从余象斗编印的《三台便览通书正宗》、《诗林正宗》、《万锦情林》等书中见到多种版本的“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甚至一部书中附上不止一幅,如四川图书馆所藏《五刻理气纂要详辩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中,卷端有“三台余仰止先生历法”,卷十一又有一“余仰止仰观天象”图,真是多次刊版,反复传印,大力宣扬。余象斗传记文字材料少得可怜,但他的图像倒比比皆是,这也是刻书家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吧。

图绘仰止高坐三台馆中,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

4.关于“作伪”

余象斗有时为了竟售自己的产品,也每每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标榜伪托之事也确实干了不少。这从他所刻书的“刊记”“告白”中即可看出。上文所引的《辛卯书目》,广告味道已经极浓。一部《四书》搞了那么多花样,还标明“俱系所选,一字不同”,“字字句句,注释分明”,“广聘”天下名流为其撰稿,刊录《辛卯书目》的《史记品粹》就标着状元朱之蕃汇辑,会元汤宾尹校正,翰林黄志清同订。无非是像证明自己所刻书之应受重视,其实是否果真如此,恐怕也是靠不住的。

余象斗自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曾三刻《大方纲鉴》,第一刻托名李廷机,书题《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卷内题“吏部左侍郎李廷机编纂,内阁大学士申时行校正,闽建邑书林余象斗刊行”。卷末有“万历庚子孟冬双峰堂余文台梓行”牌记,庚子为万历二十八年。考《明史》卷二百十七《廷机传》,廷机于万历二十七、八年官南京吏部右侍郎,此书题左侍郎,乃是传闻之误。同时这一部书,十年后又变成了《鼎锲赵田梓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鉴补》,题“赵田袁了凡先生编纂,潭阳余象斗刊行”。卷末有“万历庚戌仲冬月双峰堂余氏梓行”牌记。卷首不仅有伪托的袁黄序,还有一篇袁了凡学生韩敬序,云:如按此说,这部书真可谓得之不易,孰不知实际上早在十年前就已刻过不只一遍了,现在只不过更换名目而已。明明在欺骗读者,却伪托他人之口,拼命为自己脸上贴金,也正露出了书贾作伪的本色。

书历三年后成,而老师(按:指袁了凡)亦以是年绝笔,痛哉!闽建邑余君文台,慷慨豪侠,行义好施,夙与袁有通盟谊。其二三伯仲郎俱以文学名,而长君君及屡试辄冠,翩翩闽中祭酒,束装千里,来购是书,适师大归矣!

还有一部《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书后有牌记是“万历岁次丁未潭阳余文台梓”,而卷十六牌记题云:“万历新岁穀旦乔山堂刘少岗绣。”此卷原为万历初年刘氏乔山堂所刻,余象斗取之以为自己所刻书,只求速刻速售,竟然忘记铲去刘氏牌记,却又在书前的《告白》中说:

坊间诸书杂刻,然多沿袭旧套,采其一,去其十;弃其精,得其粗。本堂近锓是书,名为《万用正宗者》,分门定类,俱载全备,展卷阅之,诸用了然。贬低别人,吹嘘自己,然而所取的又是别人的东西,真是自我揭露,却也造成了自我的讽刺。

再如《大宋中兴岳王传》、《唐国志传》二书本是熊钟谷所编,三台馆在翻刻此书时,赫然题上“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把原来熊大木的序改署为:“三台馆主人言”,为此花费了不少心机,但结果却还是把《唐国志传》卷一第七则《李密捕众》章众的“钟谷演义至此,亦笔七言绝句”漏下未改。余象斗在他所刻的《八仙出处东游记》中,也曾痛心疾首地发过一通议论:

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于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者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

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这几乎是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了。“三台馆主人”余应鳌看见这段文字又作何感想呢?当时的风气就是新书刻成,只要易售,争相仿效,有的还把原作者照录,有的就是攫别人之作为己作,这都是书贾们的惯技。

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

章培恒

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本文指出,被认为足以证明《三国演义》黄正甫本为现存“最早”刊本的几个内容上的特点,实都已见于嘉靖二十七年的叶逢春刊本,且有内证可以证明黄本实出于叶本一系的本子之后。

【文选】

三

那么,黄本到底刊于何时?

该本卷首有博古生的《三国志叙》,所署写作年月为“癸亥春正月”。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此本为天启间刊本,盖以“癸亥”为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对孙楷第先生的这一判断历来无异议,至张志和氏才提出不同看法。如上所引,他认为这篇《三国志叙》以及封面、目录是天启间刻的,但目录后的“镌全豫(张氏原注:应为像,此为原书刻错的字)演义三国志群臣姓氏附录”和正文的字体不同,并由此得出了“正文则是旧板”的结论。

现在请看字体不同的具体情况。张志和氏说:《三国志叙》的“字为手写体”,“目录字为仿宋体”,“群臣姓氏附录”及正文则“为较粗糙的简体字”。这就是张氏用来证明黄本的序、目录和正文等并非同板的理由。按,明代后期坊刻小说、戏曲的序言,往往为行书之类的“手写体”,此已是研究古代小说、戏曲者的常识;而以序言所署年月为确定坊刻小说、戏曲刊刻年月的依据,也已是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者的通例(当然,也可能有一二年的误差,例如写序在上一年而刊刻则在下一年)。用序言为“手写体”而正文为非手写体为理由而否定序与正文为同时所刻,这却是张氏的独创。但既要自创新例,那就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也即对明代现存的序文为“手写体”而正文非“手写体”的坊刻小说、戏曲的刊刻年代一一加以考证,以证实这样的刻本中有相当数量的本子的刊刻年代均早于序文所署年月数十年乃至一百年以上。只有这样,才能推翻现在用以测定此类书籍刊刻年代的通例而得出张氏那样的结论;否则就难免使人深感诧异。

至于目录的字刻得端正一些,以后部分的文字刻得草率一些,这在福建一带的坊刻小说中也是常见的事。因为,目录刻得端正,容易给人——至少是不认真翻看的读者——造成刻工道地的印象,以吸引其购买,以后的字刻得草率,则可节省成本。所以,“目录字为仿宋体”,乃是缺乏常识之谈。只要查查《辞海》就可以知道:“仿宋体,一种印刷活字字体。1916年前后由钱塘丁辅之、丁善之等集宋代刻本字样仿刻而成。”[13]而黄本乃是木刻本,并非活字排印本。其谓正文等“为较粗糙的简体字”,也不确;只不过有少数字使用了当时的俗写简体而已。

然则张氏所举出来的黄本中那些在嘉靖壬午本中“都没有了”的说明性的字句,可否证明“嘉靖本显然后出”、因而黄本在它之前呢?也不。被张氏用作证据的这类字句,共三条。今逐一论之。

(一)　张氏说:在黄本“卷之七下有‘七卷八卷首尾共两年事’数字,这样的字句的出现,也只能是最初的写定者据史籍敷演故事时才能留意的。而在嘉靖本中,这样的字句都没有了”[14]。这是张氏所谓“嘉靖本显然后出”的证据之一。

这种说明,固然有可能是“最初的写定者”在编写时所加,但如有另一人把《三国演义》的每一卷都仔细读一读,也可以知道每卷所写之事始于何年,止于何年,所以它也可能是某一位出版者(或抄录者)所加。不过,明代后期的刊刻小说的书坊——尤其是福建的书坊——大概不会愿意下这类过细而无利可图的工夫,因而此类说明有可能出现较早,也就不能排斥“旧本”原有而被嘉靖壬午本所删的可能性。然而,既有这样的说明,就应每卷都有,不应只出现在第七卷,也不应两卷合在一起来说明。——七卷八卷所述恰巧事情较少、年分较短,合在一起计算还较容易;但如有叙述年份长、事情多的卷帙(如第一、二卷共十二年,十七、十八卷共二十六年),两卷合在一起计算,岂不太麻烦?因此黄本说明的这种状况,显然已不是原貌。

其实,附有此类说明的本子,现在所能见到的以叶逢春本为最早。该本十卷(现存本缺三、十两卷),每卷下皆有说明:第一卷为“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止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首尾共一十二年事实”;第二卷为“起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止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首尾六年事实”;第四卷为“起汉献帝建安十二年丁亥,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首尾共二年事实”;第五卷为“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尽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首尾共四年事实”;第六卷为“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岁,首尾共八年事实”;第七卷为“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至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壬寅,首尾事实凡四年”;卷八为“起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壬寅,至蜀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戊申,首尾共七年事实”;卷九为“起蜀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戊申,至蜀延熙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吴建兴二年癸酉,首尾共二十六年事实”。如前所述,叶本较多地保存了嘉靖壬午本以前的“旧本”的面貌;同时,正如该书的整理者井上泰山教授所指出的,叶本是一个很草率的坊刻本[15];此种详细而做起来很麻烦的说明(尤其是第七卷以下需同时用两个以至三个年号来计算),倘非“旧本”原有,只以图利为目的的书坊是不会去做的。换言之,叶本的这种说明乃是(或接近)“旧本”的原貌;因而只在第七卷下有这样一句简单的说明的黄本则已与“旧本”原貌相距很远了。它与没有此种说明的嘉靖壬午本在这点上的区别,只能证明黄本不属于嘉靖壬午本系统,却绝不能证明其刻得比嘉靖壬午本早。

在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分卷问题。叶本十卷,黄本二十卷;叶本的每一卷在黄本中都成了两卷。那么,原来到底是十卷抑二十卷呢?“旧本”倘原是二十卷,自应每卷下有这样的说明(因若以每二卷为一个统计单位,则该单位故事所历的年数必较以一卷为一个单位者增加,统计起来只有麻烦;而且,不是每卷都有说明而要隔一卷才有一个,那就使读者不能知道每一卷故事所历的年数及其讫于何年或始于何年,例如,倘以说明置于第一卷,就不知第一卷止于何年和第二卷始于何年,那必然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认为这是一个偷工减料的、草率的本子),后来翻刻,也没有必要将其合并为每二卷才有一个。所以,原来当是十卷,在将它分为二十卷时,如仍用每卷有一说明的形式,则对每卷故事的起讫需要重新统计,颇为麻烦,为了贪图方便,就把原来每卷下的说明改为二卷合用,以省掉重新统计的工作。

接着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把十卷分为二十卷,是否始于黄本?倘若是的,那么,第七卷下的说明“七卷八卷首尾共两年事”自也是出于主持黄本编刊者的手笔,或出于他的授意,那么,他为什么只在第七卷下加这样的说明,而其他的各卷都不加呢?倘说他在加了一次说明后就不耐烦了,所以其他各卷都没有;但加说明自应从第一卷起,为什么唯一的一个说明却出现在第七卷?所以,导致这种状况的唯一可能是:黄本所依据的本子原是每二卷有一说明的,主持黄本编刊者认为此种说明没有必要,就把它们删去了,只是由于删除时的疏忽,把第七卷下的说明保留了下来,刻出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由此言之,黄本的底本实是一个已把“旧本”的十卷分割成了二十卷的本子,而且颇为草率。因为:第一,它不对每卷故事的起讫时间和所历年数重加统计,而采取了把“旧本”的每卷有一说明改成每二卷出一说明的只图省力而不惜降低质量的方式;第二,从叶本可知,“旧本”每卷下的说明是先注明该卷故事的起讫时间,而且颇为详细,包括年号和干支,然后再注其所历年数,但在黄本的底本中,却把起讫时间这一项都删去了。——关于此点,也许有人会说:黄本第七卷下的说明虽然没有起讫时间,但何以证明其并非黄本所删而是它的底本的原来样子呢?这将在论述下一个问题时一并解决。

(二)　张氏说:黄本“镌全豫(‘像’字之讹)演义三国志群臣姓氏附录(在嘉靖本为‘三国志宗僚’)”“中所列的人物,与嘉靖本及其他本所列基本一致。但此本‘附录’中有两句话却为嘉靖本及其他本所无,一是在‘附录’之前有‘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三年事实’”[16]。又说:嘉靖壬午本卷首蒋大器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但我们看嘉靖本所叙史事,实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终于晋太康元年(280年)”,黄本卷首“附录”“下有‘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一行文字。……这与该书所叙史事年代起止是一致的。”[17]所以,张氏不但因此而认为有此行文字的黄本为“旧本”和“嘉靖本显然后出”[18],并还进而作了如下结论:“这也证明蒋大器的序实在是一文不值的”[19]。

不过,如上所引,叶本第一卷的说明是:“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止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所述起始之年恰恰与蒋序吻合;而且,叶本的这一说明当出于“旧本”,也已如上述。当然,正文第一节《祭天地桃园结义》的开头确是“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建宁二年四月十五日,帝会群臣于温德殿中……”[20]然则“旧本”在说明中何以不说“起汉灵帝建宁元年戊申岁”呢?当是因为建宁元年只是汉灵帝即位之年,而非三国史事肇始之岁。如从正式的历史纪年来说,“三国”自应从东汉灭亡、曹王代汉的黄初元年算起;但魏、蜀、吴之间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却是远在这之前就开始的,到黄初元年,这些最精采的故事都已结束了。倘竟从黄初元年写起,《三国演义》的吸引力至少要失去十之七八。因而“旧本”把三国故事的正式开始定为中平元年——据该书所写,在这一年中,随着黄巾军的“举事”,蜀、魏、吴三国的创始人刘备、曹操、孙权相继登场,这之后三个集团的势力逐渐扩大,乃至形成三国鼎立的形势。既然《三国演义》所述说的是三国故事,那么,把书中刘备、曹操、孙权开始登场的中平元年作为它的开始,当然比把建宁元年——那年刘备还在“贩履织席为业”[21]——作为其开始要合理得多。所以,书中所简单交代的灵帝即位至黄巾“举事”的过程不过是三国故事的引子。否则,《祭天地桃园结义》一开头就是“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只要是识字的人,谁都看得懂那是在说灵帝即位那一年的事,为什么“旧本”卷一的说明和蒋大器的序偏偏不说其始于灵帝建宁元年而要说它起于中平元年呢?顺便提一下,蒋大器所看到的本子可能还是每卷下说明起讫年代的,故其所述与“旧本”相合。

因此,黄本“附录”下的“起汉灵帝戊申岁……”的“一行文字”,实与“旧本”抵触。而如果黄本的底本中,其卷一说明原有“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的话,黄本的编刊者自能明白三国故事是从甲子年刘、曹、孙相继登场开始的,而不致硬说其起于“汉灵帝戊申岁”了。

(三)　被张氏作为黄本出于嘉靖壬午本以前的另一证据,是“附录”的“魏姓氏‘别传’后,有‘巳上皆有本传,惟本堂全像演义,搜补事实,一一载之。故增附录耳’。由此亦可想见此书在最初写定时,据当时的三国故事参以史籍,踵事增华,整理成书的情形”。[22]按,黄本的“镌全像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所载均为人名。此处的“本堂全像演义,搜补事实,一一载之,故增附录耳”之语,显然是指黄本(或其底本)“搜补”了原先的《三国演义》所不载的“事实”,并把它们“一一载”于书中,以致书中人物增多,所以在卷首的“镌全像演义三国志群臣姓氏”中增加了“附录”,以记载这些“搜补”进去的“事实”中的人名。张氏也是这样理解的,故有“踵事增华”等语。不过,这几句话却恰恰暴露了黄本(或其底本)的编刊者根本不了解《三国演义》卷首这个“三国志君臣姓氏”的意旨,因而这几句话绝非“旧本”原有。

类似这样的君臣姓名,在《三国演义》的很多版本中都有。例如,嘉靖壬午本卷首有《三国志宗僚》,所载人名按蜀、魏、吴三个系统依次排列(黄本也按这一系统排列);而每个系统中的名称次序又不尽相同。蜀的排列次序是帝、后及其儿子,然后“列传”、“别传”、“附传”。吴与蜀相似,唯在帝、后之后有“宗室”,所载不仅为各帝之子,蜀的“列传”则为吴所无。魏与蜀的区别,首在传的名称:蜀的“列传”,魏改称“本传”之后、“列传”之前。叶本在全书总目录后,有一个“三国君臣姓氏附录”:其细目为“魏国帝纪　后妃纪　臣纪　皇族纪　别传　蜀国帝纪　后妃纪　臣纪　皇族纪　别传　附传　吴国帝纪　后妃纪　臣纪　皇族纪　附传”。但无具体人名。估计这只是一个目录,具体人名当在第十卷(正文的最后一卷)之后。今其第十卷已佚,此一部分当也随之亡佚。黄本所用名目也是“帝纪”、“后妃纪”、“臣纪”之类的名目,与叶本当为同一系统,但已作过增改。

在这里首先应弄清楚的是这一名单的性质。嘉靖壬午本的“三国志宗僚”,似应理解为史籍《三国志》中的“宗僚”姓名;叶本的“三国君臣姓氏”则既可理解为《三国志》中的,也可理解为《三国演义》中的;黄本的“镌全豫(像”字之讹)演义三国志君臣姓附录”(类似这样的名称并非始于黄本,但为节省篇幅,本文于此不涉及)则显然是指《三国演义》中的君臣姓氏了。

先看嘉靖壬午本。它的这份名单中,囊括了《三国志》中的较重要人物,尤其是有正式传记的人物,而且有好些是只见《三国志》而在《三国演义》中根本不出现的,如魏的阮籍、嵇康,吴的腾后(孙皓妻)等;至其“附传”一目,则专收其传记或事迹在《三国志》中仅仅附见于别人传记中的人物(偶有例外,见后),更显然是以《三国志》为标准的。由此言之,这份名单乃是《三国志》中人名的名单。但是,也有极个别人物是《三国志》中没有而仅见于《演义》的,例如蜀的“附传”中的周仓。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此类人名为后人窜入;二、《三国志宗僚》中偶尔也收入《三国志》所没有的、《演义》中的重要人物。但即使采取后一种解释,这份名单也主要是《三国志》人物的名单。

再看叶本。虽然其“三国君臣姓氏附录”的具体名单亡佚了,但因一则除少数地方有异外,叶本与壬午本基本相同,这份名单当也如此,再则黄本与叶本名单当出于同一系统,黄本名单也与壬午本基本相同,所以,叶本名单与壬午本名单纵有出入,当也极微。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叶本“君臣姓氏”的排列,先魏后蜀,这显然出于《三国志》。二、叶本的这份“姓氏”中,于“帝纪”之后,即为“后妃纪”、“臣纪”等,这当然是不通的,不符合修史体例,但因叶本出于“旧本”,所以这可能是较为原始的面貌,而壬午本把“纪”字全都取消,并把臣子降为“传”,则是出于后来的修改。三、叶本魏、蜀皆有“别传”,而壬午本中魏的“别传”却成了“列传”。就壬午本来看,蜀的别传为刘焉、刘璋,即蜀地的原来的统治者,也即并非刘备的臣子;壬午本将他们编入“别传”,而与收刘备、刘禅臣子的“列传”区别,这自然是合理的;但魏的部分那些与刘焉、刘璋身份相当的人如“吕布、袁术”等为什么不列入“别传”而入于“列传”呢,何况叶本魏也有“别传”。所以壬午本的魏的“列传”当为“别传”之误。而“别传”既误为“列传”,所以就把原来收曹氏臣子的“列传”(壬午本蜀的部分的“列传”是收刘备、刘禅的臣子的,魏的部分自应是相同的体例),改为“本传”了。

总之,无论从出于“旧本”的叶本根据《三国志》来排列这分名单的魏、蜀、吴次序,抑或从壬午本名单所列人物的上述情况来看,都可证明“三国志宗僚”或“三国君臣姓氏”主要不是《三国演义》的人物表。所以,把这份名单称为《镌全像演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演义三国志”的人物名单,则显然是后人对这份名单的性质的误解,当然不会是“旧本”的原话。尤其是黄本独有的所谓“惟本堂全像演义,搜补事实,一一载之,故增附录耳”诸语,不但如上所述进一步坐实了这是《三国演义》的人物表,而且这话是出现在魏的“别传”之后、“附传”(黄本魏国无“附传”,但在这几句后所列人名仅较壬午本的魏国附传少了一个缪袭,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枚生,当然还增加了不少错字;所以,这几句话后的名单,基本上就是壬午本的“附传”名单;且黄本于蜀、吴皆有“附传”,为方便计,本文把这些人都称为魏国“附传”中的人物)之前的,所以这至少意味着魏国“附传”中的这些人物都是见于其所“搜补”并“一一载”于《演义》中的“事实”而为《演义》的最初本子所没有的。但遗憾的是:在这一魏国“附传”里的人物,有许多(除上举的嵇康、阮籍外,还有应璩、刘祯等)是黄本《三国演义》正文所没有的,当然也看不到有关的“事实”,可见“搜补事实,一一载之”云云,实是谎言。但他既然对嵇康、阮籍等一大批人的事实根本没有“搜辑”过,也没有将它们记入《演义》,何以敢于如此当众撒谎呢?这当是因其误认这份名单为《三国演义》人物表(如上所述,这份名单当是“旧本”已有),以为既然榜上有名,书中就一定有其“事实”,反正一般读者也不会知道这些“事实”是谁搜集来的,不妨贪天之功以为己有。那么何以要如此自吹自擂呢?这就牵涉到当时书坊之间为招徕顾客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具体情况可参看金文京教授《三国志演义の世界》[23]的关于《三国志演义》出版战争的论述。

然而,张志和氏却把这种远离事实的广告作为黄本早于嘉靖壬午本的有力证据之一,这真是从何说起。

【参考文献】

[13]　《辞海》1999年版(辞书出版社,1999)。

[14]　张志和氏《前言》。

[15]　参见井上泰山氏《解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下卷。

[16][17][18][19]　张志和氏《前言》。

[20]　《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上卷。

[21]　《祭天地桃园结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卷一。

[22]　张志和氏《前言》。

[23]　金文京《三国志演义の世界》(日本东方书店,1993)。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

黄　霖

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本文针对时下海内外学者有关《金瓶梅》词话本的版刻及其与崇祯本的关系等一些看法,论证了现存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它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即是“父子关系”,并对各崇祯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一些辨析。

【文选】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

说《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新刻”一词的理解。“新刻”的确可以理解为在原刻的基础上重新刊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在述其“刊刻之名义”时曾对“新雕”、“新刊”作了这样的解释:“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24卷,每卷末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刘辉先生即据此义而认为词话本是二刻:“正因为有原刻在前,故特别标明此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3](P119)但是,时至明代,特别是在刊刻戏曲、小说时,“新刊”、“新刻”的含义往往有所变化,“新刊”、“新刻”特指初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即以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来看,也有将“新刊”指为初刊的,如云:这里提到“新刊”的《十家乐府》显然是初刻。除此之外,我们不妨再举数例来证明明清时所说的“新刻”即是初刊。

汇刻词集自毛晋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始……国初无锡侯氏新刊《十家乐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后主三十三首)、冯延巳《阳春集》(宋嘉祐陈世修序,序谓“二冯远图长策不矜不伐”云云)、子野(张先)、东湖、(贺铸)、信斋(葛剡)、竹洲(吴儆)、虚斋(赵以夫,有淳祐己酉芝山老人自序)、松雪(赵孟)、天锡(萨都剌)、古山(张埜,邯郸人,有至治初元临川李长翁序),皆在毛氏宋词六十家之外,载王士祯《居易录》十三。此刻世不多见,《汇刻书目》既未胪载,《邵注四库简明目》亦未及见。(卷7)

(一)　《水东日记》卷6: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时,松江士子新刊孙鼎先生《诗义集说》成,请序。先生却之,请之固,则曰:“解经书自难为文,近时惟东里杨先生可当此。况六经已有传注,学者自当力求。此等书吾平生所不喜,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也。”

(二)　《弇州四部稿续编》卷12《为胡元瑞序》:

曩余为胡元瑞序《绿萝轩稿》,仅寓燕还越数编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种至,则众体毕备,彬彬日新富有矣。

(三)　《警世通言叙》: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臾其成。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四)　《禅真逸史》第21回:会。羊家新刊一张十禁私约刷印了,每一家给与一纸。又于土谷神祠张挂禁约,各家男子,都要循规蹈矩,遵守内训,犯禁者责罚不恕。稍违他意,便率领凶徒打骂,因此人人怕他。

每年春秋二社,羊家为首,遍请村中女眷们聚饮,名为群阴

(五)　《荡寇志》第136回:

只见那块石碣抬到面前,张公与贺、盖等四人一齐观看。贺太平道:“此非古迹,确是新镌。”

假如我们再打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以看到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是初刊本,如《新刊按鉴编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新刻增异说唐后传》、《新镌出像小说五更风》、《新镌小说八段锦》、《新镌绣像小说贪欢误》、《新刻小说载花船》、《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它们是不同于《重刻西汉通俗演义》、《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等标为“重刻”的作品的。

根据以上材料,我想说明的是:仅以“新刻”两字是难以断为即是“重刻”的。“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

那么,《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是重刻还是初刻呢?“重刻”论者(不管是“二刻”还是“三刻”论者)主要是依据当时一些早期笔记中谈到的都是20卷本的《金瓶梅》,而没有谈到10卷本的《金瓶梅词话》来加以推断,实无一条实证。关于这些推断,下文再作分析。这里,我想重要的还是要依据文本本身的事实来说明问题。而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字即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即刊刻在万历末至天启年间,其刊刻的时间正合当时各家所说。

当时谈到《金瓶梅》刊刻情况的实际上只有三家。

一是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此跋当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因这一年袁中郎曾写信给他要书:“《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此跋收在谢肇淛的《小草斋集》中。该集卷首叶向高序作于天启丙寅(1626),故一般说来,谢肇淛到此时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二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曰:“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马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时由冯梦龙开始怂恿书坊刊印,未果,但“未几时”,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是个不确定说法,我们又无法考定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具体时间,只是知道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宁知府之后,因为文中提到“邱旋出守去”一语。换句话说,多数是写在天启年间。

三是薛冈的《天爵堂笔余》说到“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这里的“往在都门”,当在万历二十九、三十年间(1601—1602);[7]“后二十年”,当在天启一二年间(1621—1622)。但这个“后二十年”只是个约数。薛冈在天启七年(1627)给文在兹的侄子文翔凤写《与文太清(翔凤)光禄》信时亦称“二十年肝胆”,说明他与文家两代人的交情有20年左右。因此,薛冈收到包岩叟寄来的《金瓶梅》刊本当在天启年间。

据上所析,《金瓶梅词话》真正“悬之国门”当在天启年间。而其文本实际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借用马征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笔者和鲁歌先生一起进行了一项繁琐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发现这个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我们统计,从第14回到61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此可窥,从第62回起,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8](P266—267)

这一事实,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假如这100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57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而刻到第62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95、97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

这样,结论当是: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启年间。这是因为:

(一)　刊印于天启丙寅(1626)的《小草斋集》中的《金瓶梅跋》明说“此书向无镂版”。

(二)　今存此书避天启而不避崇祯之讳,即说明它刊于天启年间。

(三)　初刊于天启年间的结论与沈德符、薛冈的说法也相吻合。

(四)　“花子由”之名的前后不同的情况即反映了一种呈“初刊”状的原始面貌;反之,假如是“重刻”的话,当一律避讳,且在前面的“花子由”会首先引起注意而改去。

(五)　目前未见《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有原刊(假如有的话)的文本,也未见有相关的记录,全凭推测不足据。

【参考文献】

[3]　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A].金瓶梅论集[C].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

[4]　李时人.《金瓶梅》的作者、版本与写作背景[A].金瓶梅新论[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1.

[5]　许建平.《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抑或是三刻[J].枣庄师专学报,2000,(1).

[6]　叶桂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3).

[7]　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J].复旦学报,1985,(4).

[8]　马征.《金瓶梅》悬案解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论明代建阳刊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生成原因

涂秀虹

发表于《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

本文讨论了建阳刊小说的明显地域特征:从语体来说,以白话通俗小说为主,而较少介入文言小说的刊刻;从题材来说,多集中于讲史、神魔、公案三类题材,而极少艳情小说的刊刻;从作品类型来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大名著的刊刻与改编占了现存全部刊本的一半,且以简本为主,此外所刊小说多为书坊组织文人编撰,受典范作品影响,但艺术成就大体不高;从版式上看,现存三分之二的刊本为上图下文版式,图像雕刻大多比较粗糙。上述特征的形成,与明朝的封建统治能力和官方的政策导向、闽北地区的理学氛围与区域性文化特征、建阳的经济文化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建阳书坊的经营策略等方面密切相关。

【文选】

三　编刻类型与稿源

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剪灯新话》、《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典范作品,一类是这些典范作品影响下产生的小说。典范作品大体都是江南刊本的重新编刻,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大奇书的各种版本占现存建阳小说刊本将近一半,其中绝大多数为简本。典范作品影响下产生的小说也有一些版本来自江南,如三台馆刊杨尔曾编订《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如焕文堂印万卷楼刊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但是绝大多数出于建阳书坊组织文人自编。这些作品因袭摹仿,其叙事水平与元刊平话比较接近,艺术成就远远无法与典范作品相比,因此,时至今日,这些小说已多被市场流通所遗忘,这是传播史上优胜劣汰的必然规律。

建阳刊小说的编刻类型有其深层的生成原因,最直接的因素在于稿源,特别是小说作者的构成。对于建阳书坊来说,稿源的问题其实是书坊发展的瓶颈。当闽学发展走过了它的黄金时代,闽北文化复归于它山林的偏远和沉寂时,稿源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来,并最终限制了建阳刻书业的持续发展。随着明代弘治、正德以后封建统治能力的下滑,理学在民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减退,建阳书坊理学著作和经史类著作稿源不足,这是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建阳书坊向小说刊刻转型的重要原因。

但是,建阳刊刻小说若要持续发展,小说稿源同样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建阳书坊不容易获得高质量的稿源。

从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全部作品和作者来看,典范作品的作者都不出于建阳,如“剪灯”系列的瞿祐《剪灯新话》和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篇传奇(元)宋梅洞《娇红记》,白话长篇小说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研究至今存在争议,但这些作者也与福建地区无涉。典范作品影响下的小说其作者或者是建阳文人,包括建阳书坊主,更多的则是建阳书坊聘请的文人,多来自江西。笔者对“三国”、“水浒”、《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之外的九十种刊本进行统计,除三十四种不明作者或不明作者籍贯之外,三十二种出自福建文人,其中以建阳刻书世家之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之作最多;十一种出自江西文人如邓志谟、朱星祚、黄化宇、吴还初等;其他浙江、广州、金陵、湖北、河南、安徽、甘肃等地各有少量,其中如冯梦龙等可能系伪托。

从已知情况来看,建阳书坊组织编撰小说的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文学修养不高。但他们中有的人阅读面很广,所谓“博洽士”,善于做编辑的工作。如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数种小说之外,还编校、集成《日记故事》、《新刊类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锦绣万花谷文林广记》、《新刊明解音释校正书言故事大全》等,就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等小说,严格说来也具编辑性质,因为都有所据旧本,结合史料及其他传说资料编写而成,所以,我们往往称之为“编撰”,而不称之为“创作”。又如邓志谟,其编辑情况与熊大木非常相似,《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小说之外,还有《山水争奇》等七种“争奇”、《故事白眉》、《故事黄眉》、《锲旁注事类捷录》、《古事镜》等等,编了很多书,基本都属于类书。利用旧本,大量抄录史料及其他资料,拼凑痕迹比较明显,这是建阳书坊编撰小说的基本特征;甚至如公案小说,多转录、拼凑而只是更换书名而已。由建阳书坊编撰和刊行的很多小说都具有开拓新题材的意义,如《南北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小说,开启了杨家将、说唐、说岳、列国志等小说题材的创作;大量同类型小说的刊刻从小说史发展的角度、从小说文体与小说类型形成的角度、从普及小说接受从而推进小说发展的角度来说有其重要意义,但若每一部小说单独分析,其叙事艺术成就不高。

明代小说的典范之作多已在嘉靖之前产生,但是,为数很少的几部作品远远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而此时通俗小说的创作尚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因此建阳书坊主以其商业敏感率先组织文人编撰小说,对于小说的发展显然有其重要意义。可惜的是,建阳书坊未能与高水平小说作家合作,未能获得高质量稿源,这是与建阳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宋代闽北地区曾为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这有着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带动闽北地区文化发展的理学属于山林文化,它不依赖于城市的发展,甚至它必须逃避城市发展的喧嚣,它要求学者远离城市归于山林,读书思考,涵泳性情,正如李侗传于朱熹的指诀:“默坐澄心,体认天理。”闽北由于武夷山的阻隔,有深山大川之静僻,非常适合理学家体认天理的默坐澄心,同时离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临安不太远,若以当时的半壁江山而论,建阳甚至正好处于全国中心的位置,因此又很方便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家感触国家民族命脉,适时干预时事。这是闽学能建立集大成的思想体系,而又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原因之一。

然而,时至明代中叶,山林文化衰微,城市文化成为主流,而通俗小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与城市化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从宋元话本、元刊杂剧来看,很多小说戏曲都出自“古杭新编”,苏杭一带由于城市规模大,经济发达,是小说戏曲之渊薮。而且江南地区当时事实上已初步形成以苏、杭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区,包括镇江、应天(南京)、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等地在内,类似于今日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层级的市场网络。江南地区人口密集,明代,苏州、杭州与北京、南京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比如苏州,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户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三十。弘治四年,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口二百四万八千九十七。万历六年户六十万七百五十五,口二百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26]可以想见,在江南地区这个庞大、密集的人群中,有多少艺术人才,有多少热衷小说戏曲的读者,每天演绎着多少小说戏曲取之不尽的市井故事素材。

而闽北,历来以山林文化著称,它培育出了唐宋以来大量的诗人和学者,武夷名山曾吸引众多道、释修行者。兴于宋代的建阳刻书正源于此深厚的文化意蕴。但是,它处于深山,刻书兴盛的麻沙和书坊更是两个远离尘嚣的秀美山村,明代的建阳经济文化都不发达,就城市化的发展程度来说与杭州、苏州、金陵等地相比更是望尘莫及。由于计产育子、溺婴等习俗,建阳乃至福建人口长期增长不大。

根据万历《建阳县志》卷三“籍产志”记载,万历二十年建阳人口为“户二万五千四十六,内寄庄户二百二十三,口八万三千三百七十一”^[27]。又由于福建山水阻隔的地理特征,福建从来未能形成调控全局的文化中心,闽人善于经商,但是,福建的商业贸易也始终未形成统一的区域性市场网络。闽南地区商业贸易发达,宋代泉州刺桐港、明代漳州月港都曾经非常兴盛,一度甚至成为全省的经济中心,但以闽南一带为中心主要向海外辐射,与闽北、闽西内地的交流由于交通不便相对较少。明代景泰年间至于天启,是漳州月港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建阳刊刻小说的兴盛时期,但是,我认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闽南对外贸易的商品中也有“建本文字”,但是,建阳书坊刻书是以江南刻书为向心的,其版本翻刻、编撰取材、图书集散都主要与江南地区交流,从图书销售的角度说,通过江南地区流向全国的市场绝对要比通过闽南流向海外的市场大。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建阳书坊相当于当时全国图书行业的小商品生产(加工)地,小作坊密集,生产成本较低,生产水平也较低,但生产量很大。

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先天不足,没有喧嚣城市那家长里短的丰厚积累,天马行空的空旷想象也受阻于触目的群山,缺乏叙事文学丰厚的土壤,建阳的小说编撰和小说刊刻必然缺乏原创性大手笔的精品。

建阳经济不发达,在宋元时期尚有银矿和建茶产业,至于明代,则惟以书坊书籍为当地最大产业。万历《建阳县志》卷三“赋役”说:“今潭产至单微。”^[28]卷一记各乡市集:“在乡一十六里乡市各有日期。如崇化里、书坊街、洛田里、崇洛街、崇文里、将口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是日里人并诸商会聚,各以货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次则崇洛绵花纱布二集为大,余若崇泰里、马伏、石街、后山街……则聚无常期,亦不过鱼盐米布而已。”^[29]由此可见其产业单一,商业不盛,经济相对落后。

明代,似乎福建文化的辉煌已成过去,特别闽北地区区域文化呈明显弱化趋势。从一些数据统计看来,明代福建进入政府中枢的官员已经很少,远远无法跟宋代相比,跟邻近的江西相比也大为逊色。

明代闽北乃至福建都已经很少产生著名文人,像明初杨荣那样的名人极少。以科举及第情况来说,明代与宋代远远无法相比,而嘉靖以后闽北地区更明显衰落,明前期该地区进士总数一百一十九人,而嘉靖及其以后只有六十六人,仅占明代该地区进士总数的35%;从各科平均及第人数来看,嘉靖以前每科及第近三人,嘉靖以后则为一人左右。而状元、榜眼、探花这三鼎甲中,仅明初洪武十八年(1385)建阳的丁显中状元,其余空无一人。^[30]根据万历《建阳县志》卷二“书院”之“同文书院”条下小字记载,“其地方业儒者少”^[31],建阳县学生员也不多。

显然,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衰退,闽北本地较少产生人才,也留不住人才,更不能吸引外来人才。这是建阳刊小说作者构成的根本因素。建阳经济文化不发达,民间资金积累薄弱,使得建阳书坊主未能有大魄力向外地组织高水平的作者和稿源;而建阳之外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也许已经具备了创作较高水平小说的力量,但是,又缺乏像建阳书坊这样的组织推动力,同时期同样未能产生高水平小说。于此可观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小说面貌生成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