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史：历代小说刊印研究资料

张秀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初版,200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插图珍藏增订版。

本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印刷史,论述了从唐初贞观至清末一千三百余年印刷发展过程,梳理雕版印刷的起源、活字印刷的发明及其发展流变,概括各朝代书籍刊印的状况,介绍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特的见解。

【目录】

钱存训博士序

李希泌先生序

自序

增订版自序

凡例

第一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前言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的发展

唐代(618—907)雕版印刷的始兴

五代(907—960)监本及蜀国、吴越的印刷

宋代(960—1279)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辽代(916—1125)雕刻两部《契丹藏》

金代(1115—1234)监本及雕印佛、道藏

西夏(1038—1227)

大理(937—1253)

元代(1271—1368)刻书衰落

明代(1368—1644)刻书又大盛

清代(1644—1911)各种印刷的兴衰

太平天国(1851—1864)刻书

第二章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活字印刷的发明

活字印刷的发展

西夏活字

元代活字

明代活字

清代活字

活字本的形式

活字本的内容

活字印刷未能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活字本目录

第三章　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

五代

宋代

辽代

金代(www.xing528.com)

西夏

元代

明代

清代

第四章　中国印刷术对亚洲各国与非洲、欧洲的影响

亚洲

非洲

欧洲

附录

跋

增订版跋

【文选】^[3]

第一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刻书又大盛

总论(节选)

……

明陆容(1636—1496)《菽园杂记》云:“国初书板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板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陆氏所推测大抵符合实际情况。成化、弘治,史称“海内富庶,民物康阜”,印书日趋发达,至嘉靖、万历而极盛。王慎中(遵岩)、唐顺之(荆川)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云:“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使之,则南山柴炭必贱。”^[4]李贽云:“戴纱帽而刻集,例也。”^[5]嘉靖时凡榜上有名者必刻稿,万历时凡做过官的无不照例刻集子。这由于明代“书皆可私刻”,无元代逐级审批手续,只要有钱,就可任意刻,而刻字工资极低廉,又纸墨易得,故纷纷出版。据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载,明人所刻明代著作及古书约两千六百九十七种(一本作两千四百八十九种),但此数字未计入万历本,故明人实际刻书当有一两万种。有的一书多至数十版,如元季高明《琵琶记》,至万历二十五年已有诸家刻本七十余种。明梅膺祚《字汇》,万历四十三年一年中,即有八种坊本。古书如《文选》、《陶集》,各约有四十余版,《楚辞》六十种版,同一书版本如此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今存明版约两三万部,台湾存六千余部(均多复本),大多数为万历本,次为嘉靖本。这与两帝在位各有四十余年有关,又次为正德、隆庆、天启、崇祯本。

……

明代刻书最早始于吴王元年(1364),至洪永而盛,成、弘以后,至正、嘉、隆、万而极盛,讫天、崇而不衰。惟建文、弘熙、泰昌年祚短促,弘光南都,未几倾覆,隆武、永历偏安一隅,刻本自稀,然大陆、台湾仍有用永历纪年者。^[6]

明代刻书特点:一、雕版印刷特别兴盛;二、版画精美;三、有蓝印、套印、彩印;四、各种活字版的流行。

刻书地点

南京

……

过去只知道明代南京有不少书坊,但从无统计数字,现在根据诸家目录及原本牌子,考得以下各家。

……

以上所举南京书坊九十四家,多于建阳九家,更远远超过北京。此外金陵饶仁卿、周文焕、王少唐、张少吾等家,亦各刻书,以未标明金陵书林,暂不列入。金陵书林或书坊,多冠有金陵二字,又有少数标明白下、秣陵、建业者。最早者为王氏勤有书堂,洪武四年刻有《新刊对相四言杂字》,是一部带图的识字课本。王举直洪武三十年刻有《雅颂正音》。积德堂宣德十年(1435)刊《金童玉女娇红记》,为现存南京本戏曲之最古者。

南京书坊以唐姓十五家为最多,次为周姓十四家。万历间唐氏各家除刻医术、经书、文集、尺牍、琴谱外,又刻了很多戏曲,其中以唐对溪富春堂为最多,据说有十集百种,现存者有《管鲍分金记》、《三顾草庐记》、《吕蒙正破窑记》、《岳飞破虏东窗记》、《张巡许远双忠记》、《商辂三元记》等约五十种左右。他刻书有一特色,即在板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为“花栏”,打破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富春堂图案为雉堞形,有时在书名上特别标明,如《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余如《白兔记》、《寻亲记》、《金貂记》、《王昭君出塞和戎记》、《范雎绨袍记》、《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出像琴心记》等,也都有花栏。这种增加书籍美观的花边装饰,也见于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但后来未见流行,有时偶然在书名页上尚可见到。世德堂又刻有《赵氏孤儿记》、《五伦全备忠孝记》、《双凤齐鸣记》、《荆钗记》、《拜月亭题评》等共十一种。唐氏文林阁有唐锦池、唐惠畴。前者刻有《易鞋记》、《燕脂记》、《袁文正还魂记》等。后者梓有《汉刘秀云台记》、《古城记》等,两者共十六种(文林阁唐锦池有时或称集贤堂唐锦池)。广庆堂唐振吾(唐国达亦称广庆堂)刊有《西湖记》、《武侯七胜记》、《葵花记》等八种。唐晟校梓《琵琶记》。陈氏继志斋刻有《旗亭记》、《折桂记》、《埋剑记》、《义侠记》、《黄粱梦记》等十三种。其中有的书一刻再刻,如继志斋刻《玉簪记》,又有萧氏师俭堂本与唐氏文林阁本。世德堂有《香囊记》,继志斋也有刻本。《千金记》有世德堂、富春堂两本。估计明代南京书坊所刻戏曲可能达两三百种,有很多已被郑振铎(西谛)先生影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中。

金陵书林除大批出版戏曲外,又喜刻小说,因这两类书适应了广大人民的需要,销路较好。万卷书楼刻李卓吾订正《三国志传》。杨尔曾《韩湘子全传》有九如堂本。《西游记》有荣寿堂本,又有唐氏世德堂本,称《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又刻《南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周氏大业堂刊《东西汉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西晋志传题评》、《东晋志传题评》、《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兼善堂刻《警世通言》十卷,聚奎楼刻笑话书名《谑浪》。

为迎合读者的喜好,一般戏曲小说都出像、出相,或称全像、全相,过去建阳坊本多为上图下文,图画扁短横幅。南京本改为整版半幅,或前后页合并成一大幅,图像放大,线条粗放,多饶古趣。唐振吾广庆堂、陈氏继志斋图画渐趋工丽,金陵人瑞堂本《隋炀帝艳史》(崇祯四年),穷工极巧,则出于徽派版画工住在杭州的黄子立(建中)之手。胡贤刻《帝鉴图说》(万历元年),奎璧斋本焦竑《养正图解》,大盛堂本《出像增补搜神记》都有插图。

……

建宁

自宋至明季,福建建宁府书坊一直为全国重要的出版地之一,在南宋建本已远销到高丽、日本。^[7]清闽人陈寿祺云:“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锓板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8]宋、元时代书坊多在建宁府附郭之建安县,宋代三十七家书坊中标明麻沙者只八家,建阳崇化书坊者只一家。元代四十二家中,标明建阳或麻沙、崇化者只五家,其余都在建安。至明代建安书坊衰落,而建阳独盛。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建阳书坊有麻沙、崇化两处,名为“两坊”,为书籍产地,自昔号称“图书之府”。嘉靖《建阳县志》称:“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明弘治十二年(1499)“建阳县书坊又被火,古今书板荡为灰烬”。《嘉靖志》又称:“今麻沙虽毁,崇化愈蕃。”又云:“今麻沙乡进士张璿,偕刘、蔡二氏新刻书板寝盛,与崇化并传于世。”可知嘉靖时麻沙刻书有所恢复,而崇化更盛。麻沙街在永忠里,离建阳城西七十里。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9]。这种每个月有六天专门出售书籍的集市,为国内其他地方所无,它能吸引全国书商络绎不绝地去批货。宣德四年曲阜衍圣公也遣人往福建麻沙买书^[10]。可见这个图书之府,提供商品书籍之丰富。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载建宁府书坊书目三百六十五种^[11]。而嘉靖《建阳县志》卷五载建阳书坊书目多至四百五十一种,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数字,自二十四年以后至明末建本小说杂书,更如夏夜繁星,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胡应麟云:“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明代有《建宁书坊书目》、《福建书目》,今均未见。

明代建阳书坊均自称“书林”,近人或以为宋代称书林、明代改称书坊者与事实不符。建阳书林或简作建邑书林,建阳别称潭阳,故或称潭阳书林,潭邑书林,其偶作闽建书林,或闽书林者,亦多为建阳书林之简称。明代建阳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者,今据所见明建本牌子及各家官私目录所载,列举于下:

……

以上八十四家几乎都在建阳,在建安者只数家。又有潭城金氏,芝城建邑书林余氏,而不注铺号者,此外未标明建阳、潭阳或闽建,而只有书林二字,如书林余恒、余兆胤、余云波、余宗伯、余寅伯、余应虬、余敬宇、余东泉、余南扶、余长庚长庚馆、余氏兴文堂、余氏存庆堂,可能均为余象斗一族。刘氏明德堂、刘氏博济药室、刘求茂,当为刘氏安正堂同族。熊冶初、熊辅,疑为熊宗立一家。郑氏丽正堂、郑以厚、郑以桢、郑世容、郑云林,疑为郑氏宗文堂一家。詹氏西清堂、詹圣辉,疑为詹彦洪一族。黄正达、黄正选、黄正慈集义堂,当为黄正甫之兄弟。其他如书林黄廉斋等数十家^[12],可能也多在建阳。为慎重计,均暂不列入。建阳书林实际可达一百余家,比南京还多。

建阳书林与南京书坊一样,有的一家父祖子孙兄弟沿用同一老铺字号,也有独立门户,自创新字号的,如熊冲宇(成冶)有时用熊宗立种德堂名,自己又称种经堂,又称正德书堂。建安、建阳均有郑氏宗文堂,可能为联号。有的建阳书商不仅在本地开店,同时在南京也开业,如闽建书林叶贵刊焦竑《皇明人物考》(万历),同时在金陵三山街设肆,名“金陵建阳叶氏近山书舍”,又称“金陵三山街建阳近山叶贵”,刻熊《卜居秘髓图解》(万历二十三年),称“都门叶氏近山币购,以寿诸梓”,又刊《诸葛武侯秘演禽书》。建邑书林萧腾洪《新刻太医院校正痘疹医镜》,又在金陵萧腾鸿有书肆名师俭堂,刻《玉簪记》等多种,疑即一人。

上表所列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叶氏广勤堂、郑氏宗文堂、虞氏务本堂,均为元代老铺,至明代或百余年或二百余年,其子孙继续营业。翠岩精舍入明永乐刻《事林广记》,宣德十年刘应康刊《小四书》,景泰丙子新刊《史钺》,成化己丑刻《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脉要秘括》。刘氏日新堂于至正癸丑刻《春秋金钥匙》一卷。按:元至正无癸丑,实际上已是明太祖洪武六年了,于易代后,犹奉元正朔,这与元初晦明轩张存惠刻《本草》,虽金亡已十五年,仍用金泰和纪年,可谓无独有偶。叶日增广勤堂后人叶景逵明正统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图经本草》、《针灸资生经》,成化又刻《埤雅》。建安郑天泽宗文堂后人正嘉间刻明宣宗《五伦书》及《蔡伯喈诗文集》、《初学记》、《艺文类聚》。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后人于洪武刻《易传会通》。

宋、元两代建安、建阳书坊以刘姓为多,次为余姓。明代据上表所列以余姓二十家为最多,次为刘姓、熊姓各九家,杨姓八家,又次为詹姓五家,郑姓、叶姓各四家。余氏刻书起于宋、元,明初稍衰,至万历间又大盛,均出于书林发源之鼻祖宋代广西安抚使余同祖^[13]之后。余氏自12世纪至17世纪继续刻书,年代之久,国内罕见。余君诏梓行《皇明英烈传》。萃庆堂余泗泉万历间镌王凤洲《纲鉴历朝正史全编》、《吕纯阳得道飞剑记》等。余彰德刻《六经三注粹钞》、《世史类编》、《古今人物论》等。资信斋余良木刻《南华真经三注大全》。居仁堂余献可梓《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余秀峰刊《纲鉴汇约大成》、《草堂诗余》。余象年刊《纲鉴大方》。余季岳刊《按鉴衍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余世腾梓行《西汉志传》。余廷甫新刊《名家地理大全》。余仙源刻《皇明资治通纪》。余元长刊《续百将传》。余氏双桂堂刻余象斗编《三台诗林正宗》。文台余象斗,子高父,字仰止,号仰止子,又号仰止山人,又号三台山人,又称双峰堂余文台,在书坊中最为有名。万历间除刊有《大方万文一统内外集》、《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二十卷、《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外,又自己编写了《西汉志传》、《南游记》、《北游记》、《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等。余应鳌编《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又鳌峰熊大木编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者有杨氏清白堂刊本(嘉靖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