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旧与尝新：谢飞自选集》-再读斯文·赫定

1978年年末，“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新疆电影制片厂恢复生产，到电影学院来借导演；我和郑洞天属于教师里的“小字辈”，还轮不到我们教学生，就主动报名去了。开始去时，给我们的剧本是老剧作家王玉胡（1928—2008，曾编剧过《哈森与加米拉》，1955；《沙漠里的战斗》，1956；《绿洲凯歌》，1958等电影的前辈）编剧的《解放大西北》，看了后有些怵头，规模大，不好拍摄。这时看到厂里一位编剧邓普（1924—1982，曾写过小说《军队的女儿》；编剧过《生命的火花》，1962）写了个剧本《向导》，故事挺有特色，就决定拍它。

1979年春节前后，我俩都是在乌鲁木齐过的。在准备拍摄的时候，我专门到市图书馆找到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此书不能外借，只能坐在馆里阅读。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位瑞典地理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他的事迹。

为什么想到这本书呢？是《向导》的编剧介绍的，他看过。他的剧本就是写19世纪欧洲、俄国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掠夺中国文物”的故事。

剧作者讲，这个剧本他是受“文化大革命”后期报上批判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1975）启发，创作的。黑泽明的电影是根据俄国军官弗拉基米尔·阿尔森尼耶夫，1902年、1907年在乌苏里江盆地的两次探险的回忆录改编，电影获得了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闻名世界。

斯文·赫定首次到新疆塔里木河考察时画的画

斯文·赫定身着民族服装的照片

40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斯文·赫定的书中的几个细节：他曾到坟场偷盗了三颗人头骨回国。这次阅读查到了，那是1890年他第二次到达德黑兰，是随瑞典国家代表团做翻译。受到波斯王那斯尔丁隆重的欢迎之后，为完成瑞典一著名医学教授之托，到一拜火教教徒墓地，25岁的他，翻入从未加遮盖的浅墓穴里，取下了三颗才殓葬的完整头骨，“用纸张包好，放进原来装西瓜的鞍袋里，偷带回驻地”。这三颗帕西人的头颅，现在还保存在斯德哥尔摩“人类头盖骨博物馆”里。第二个细节是，他们在沙漠遇险、极度干渴时，曾喝过羊血、鸡血；还妄图用帆布“接雨”。这次也找到了这幅插图。

斯文·赫定的探险图画

这个场面是他1893年至1896年第一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遭遇干渴险情，死了三位向导、随从及众多骆驼，自己也是死里逃生时发生的。可见人年轻时的阅读里，独特的“细节”最让人无法忘怀。

这次的再阅读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在“微信阅读”里发现了此书的电子版，免费，就加载到手机、iPad上读了起来。先读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的《北斗译丛精编版：亚洲腹地旅行记》，发现里面没有插图；又寻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远行译丛：我的探险生涯1—2册》阅读，文字翻译不同，但插图齐全。另外，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用百度地图查阅其探险的地方和路线，了解得更直观、深入了。比如，从书中根据斯文·赫定所绘地图改制的路线图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那次损失惨重的二十五六天的“死亡之旅”，就是在离和田河不远的沙漠里。

现在那里，无论是喀什还是阿克苏，到和田都通了沙漠公路了。

对比120年前的世界，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探险“地图上空白之地”的地理探险家们来说，地球已经变得像个小村子一样了。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通信卫星、数字技术早把偌大的地球连成一体了。但是，我们在科学技术、通信交通等方面是大大地进步了，可是观念、思想是否也都进步了呢？不见得。

20世纪70年代末，我去看斯文·赫定的书，是想寻找到“一些向导反抗外国探险家们的斗争事迹”，以佐证我们的电影剧本。不仅没找到，还被这些探险家的无畏精神及与向导、当地人的友谊感染了。记得阅读后我跟编剧说：“人家那都是真实的生活细节记录，咱们这全是想象着、按阶级斗争观念编的。没法比！”当然那时也安慰自己：他们写的回忆录当然只写对自己好的东西，也有几处写到“某某向导不辞而别，跑了”，那就是斗争啊！(www.xing528.com)

“文化大革命”后，我们电影界的人士也有机会观看和学习黑泽明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真是杰作啊！之后我翻读了弗·克·阿尔谢尼耶夫的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里面有着这样的描写：

德尔苏·乌扎拉指着太阳回答，“如果他死了，周围一切都死了。”他沉默片刻接着说：“地也是人，他的头在那边，”指向东北方，“脚在那边，”又指了指西南方，“水和火也是很厉害的人，他们若是死了，一切也都完了。”

德尔苏·乌扎拉是赫哲族人，他们世代居住在乌苏里江两岸的苍莽丛林里，以渔猎为生，信仰萨满教的“泛灵论”（Animism，又名“物活论”“万物有灵论”）。在德尔苏的眼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人”，太阳、土地、水、石头、树木，更不必说貉子、獾子、乌鸦、老鼠、蚂蚁，“深山老林，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因为都是“人”，所以要一视同仁，互相关爱、和谐共处。

作者在书中最后有过这样一段剖白：

我对这个人观察得越深入，就越喜欢他。每天我都在他身上发现新的优点。过去我以为，野蛮人特别自私，而人道、仁爱、关心他人利益等感情只有欧洲人才有。我莫非错了？

黑泽明年轻时代读了这本书，立即被这个赫哲族老猎人的真实形象吸引。不过直拖到20世纪70年代，他才在苏联找到了拍摄的机会，把这样一位在“现代人”看来，即便不是愚昧、原始、落后，至少也有些稀奇古怪；但却有着能让我们“文明人”内省，让现代世界反思的真实人物搬上了银幕，它的价值是永恒的！

我们拍的电影《向导》，现在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了。30多年来，我只是在给学生讲解我们这一代如何从过去极左思潮控制下转变过来时，当作例证提到过它；再也没有全片给学生放过。

今天再读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还是为其为“填补地图空白”的科学与献身精神所感动。应该说，19世纪“欧洲地理大探险”中的著名人物如俄罗斯的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英国的奥里尔·斯坦因（1862—1942）、瑞典的斯文·赫定（1865—1952）、法国的大卫·妮尔（1868—1969）等都和中亚、中国西部有着密切的渊源，他们考察留下的地理、自然、社会资料一直是世界东方历史的珍贵文献。当然，人都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他们的探险有些也带有“军事意义”“侵略掠夺”的性质，但是总体上说，他们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进步文化、科学知识范畴。他们，就和我们一直称道的“张骞（？—前114）通西域”“唐玄奘（602—664）西天取经”“长春真人（邱处机，1148—1227）西游记”“郑和（1371—1433）下西洋”等一样，都是在创建“一带一路”，促进东西方相互认识、交流的路上，有着实在记录与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的旅行家徐霞客（1587—1641）的著述也很实在，只是他的足迹多在中国领域之内。

谢　飞

2020年3月24日

【注释】

[1]本文中图片主要引用自斯文·赫定所著两卷本《我的探险生涯》，李宛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