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际电影节：不评奖的电影盛会

1990年，我带着电影《本命年》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发现这是一个不评奖的电影节，每年3月中到4月初举行。我跟接待我的选片人梁慕龄小姐说：“我这个电影一个月前刚在柏林节首映、获奖，你们就选进来了，速度可真快啊！”她跟我说，香港（国际电影）节1977年创办，确立的宗旨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高质量的选择，把前一年全世界各电影节的优秀电影集中过来，满足文化艺术观众的需求。因此，它被誉为“电影节的电影节”，半个月里，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部优秀电影作品，在十多个场地轮换展映，观众超过60万人次。

今年（指2015年）的北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大进步，就是人们不再把焦点对准红地毯上的明星、开幕式的歌舞秀，媒体也不只是盯着“天坛奖”“金爵奖”的评奖结果上；而是纷纷关注市场上没有、也不会发行的众多世界各国的获奖新片和经典名片之上；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有明显的增长。我们终于明白了，举办电影节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放片和看片，放主流商业市场上看不到的电影，看有文化价值、有创新意义的影片。本来嘛，有主流商业市场，就应该有支流文化艺术市场，有满足儿童、教育、审美、科研等不同观众需求的电影发行与放映。而文化艺术市场的领头羊就是电影节。

记得那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有三四个下午的4点钟，我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放映厅里遇到来港宣传新片《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的“演员”张艺谋，我们都是来看三位刚刚在国际影坛上浮出身影、即将成为世界级电影大师的导演们的代表作品：伊朗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波兰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杀人短片》《十诫之爱情短片》（1988），英国的彼得·格林纳威的《厨师、大盗、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1989）。这些杰作的独特艺术风格和瑰丽的人文风采，让我们众多的观影者欣喜若狂。

郑洞天教授后来曾回忆起我自己都忘记了的事，他说：“我记得很清楚，90年你从香港回来给导演系的教师们说，不要再说费里尼、伯格曼式的大师时代不会出现了，新一代的世界电影大师来了，他们是伊朗的基亚罗斯塔米、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西班牙的阿尔莫多瓦和英国的格林纳威。”(www.xing528.com)

我倒是记得，之后几年中我想方设法收集这几位导演前期作品的录像带，把它们介绍到教学与研究中去。其实，这几位导演都是40年代出生，在他们引起国际电影节关注前都已经拍过许多电影，卓有成就；但是没有国际电影节的开掘和推荐，他们的电影不会为世界所关注，也不会获得后来那些更加辉煌的艺术成就。不是吗？

90年代后期以《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小鞋子》（1997）等取代“中国电影热”的伊朗电影浪潮，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巅峰之作《蓝》（1993）、《白》（1994）、《红》（1994）三部曲的诞生，阿尔莫多瓦和格林纳威的杰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1999）、《枕边书》（1996）等的出现，都是明证。

在电视、录像带、DVD以及网络的冲击下，近30年来影院市场的观众人数、年龄结构急剧下滑、缩小。今天的主流电影商业市场被美国好莱坞的电脑游戏、漫画改编为主的“暴漫”大片垄断，已经完全不给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电影以空间了。怎么办？怎样支持非好莱坞国家的电影事业？怎么让我们的后代了解与爱好世界各个民族多彩的文化与历史？国际电影节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