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影片闯关战记

由于互联网的介入，今年的北京和上海国际电影节票房分外火热，电影节在中国的社会影响日渐瞩目。我多次讲过，电影节是主流商业电影市场的补充，是电影文化艺术市场的领头羊。在今天，中国电影被“唯票房”潮流裹挟，被好莱坞电脑游戏式的“暴漫”式电影垄断的情况下，电影节的价值尤显珍贵。

早在电影刚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时候，即1932年，意大利威尼斯就首创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随后，1935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1946年的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1951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等，纷纷开办。从此，遍布五大洲各个国家的300多个国际电影节，使这一与商业娱乐市场并称为的“孪生兄弟”的电影节事业达到了其作用的最高峰。

可是，由于东西方的隔离和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冷战”历史，国际电影节这项活动与中国一直非常疏远。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电影艺术家拍摄了《神女》《马路天使》《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许多影史经典，都无缘国际电影节；仅1935年蔡楚生的《渔光曲》，在首届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了“荣誉奖”。之后近40年里，中国电影仅仅只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节而放映和获奖，如在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1950年石联星因《赵一曼》获最佳女演员奖，1958年达奇、王晓棠因《边寨烽火》获青年演员奖；1961年于蓝因《革命家庭》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等。

新时期到来，中国电影人迎来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好时光。吴贻弓的《城南旧事》获得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1983）的最佳故事片金鹰奖和南斯拉夫第十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1984）最佳影片奖，可谓“春雷第一声”，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影片在国际上斩获奖项的先河。

1986年，我受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邀请，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校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介绍中国电影及考察国外的电影教育事业。为此，我携带了自己的两部影片《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的35毫米胶片拷贝，去给外国学生与观众放映、交流。

1987年年初，在赴法国开会的间隙，我提着《湘女萧萧》的两桶拷贝，只身拜访了著名的戛纳电影节办公室。记得是一位老者接待的我，听说我送电影来参赛，他说：很欢迎中国电影，但是过去中国电影都是由国家机关送来的，你怎么是个人送呢？我向他解释了原因，并说明片子在国内通过并发行了。几天后，这位老者曾来电话问：片子是否少一本？情节不大连贯。我回答不会少，在美国学校刚放过，没怎么当回事。后来我得到通知，影片入选电影节的最大的一项展映单元“一种关注”，请我5月来参加电影节。

那时候，已经有着40年历史的、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关注是很少的。据说，1956年中国曾首次派代表团出席，由著名导演蔡楚生带队，但没有带去参赛或参展的电影。就在被我们批判为“修正主义”的苏联电影《雁南飞》获得金棕榈大奖（1958）之后，香港电影《倩女幽魂》（李翰祥）才第一次（1960）参加了展映；1965年，大陆第一次送去了两部动画片《半夜鸡叫》《在路旁》参加展映。在那段时期，中国电影在戛纳获得的最早奖项是香港李翰祥的《杨贵妃》（1962），获“最佳内景摄影色彩奖”；胡金铨导演的《侠女》（1975），获“最高综合技术奖”。

改革开放后，主管部门终于重视对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走出去”了。1979年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入围“一种关注”展映；1982年第一部大陆电影《阿Q正传》（岑范导演）入围金棕榈奖的竞争。法国媒体的评价是：“尽管演员演技出色，原作简练、深刻，但导演手法却是平淡的。”竞赛虽然失利，却吹响了中国影片进军戛纳的冲锋号角。1983年、1984年，中国电影《牧马人》《原野》《小街》在节上展映。1986年，我就自己提着拷贝来了。

不像现在，处处电影节都是中国的媒体和电影人，我那时只身到法国，语言不通，困难重重。好在当时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在巴黎设有办事处，主管陈丽英和两位说法语的小伙子——喇培康（他现在已经是中影集团的总经理了）与金革处处照顾我，帮找看片和宴会的入场券，帮着借礼服和买领结。

记得我弄到了一张开幕式的票，一个人走过红地毯后，我试过几个门口都进不去，后来才搞明白拿到的不是开幕式的请柬，只是张之后晚宴的票。晚宴上，遇见了我唯一在中国见过的西方大导演贝托鲁奇（他在北京筹备拍摄时，他的助手，也是我的学生宁瀛导演引见过），我搭讪地问：“您的《末代皇帝》后期完成了？”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刚才开幕式上不是放了预告短片吗？10月份意大利首映。”弄得我很尴尬。(www.xing528.com)

更尴尬的事还在后面。《湘女萧萧》的放映安排在最大的放映厅，楼下楼上能坐一千多观众，巨大的宽银幕画面漂亮极了。当演到萧萧和长工花狗在甘蔗地亲吻幽会后，放错“本”了，突然蹦到很后面一场戏，萧萧对花狗说：“我怀孕了！”场内一片笑声。吓得我赶紧跑进放映室，叫停放映：“错了！错本了！！”那时35毫米的拷贝是10分钟一本，一部片子在9—12本之间。我发现他们把第3本与第6本搞混了，致使情节错乱。当时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放映不是一本一本的换片放映，而是事前把所有片子连接起来，放在一个平躺着的大托盘上放映；要重新改次序，可就麻烦了！经过15分钟的忙碌，终于放映又接着开始了。千人的放映厅里，竟然无人离开，无人埋怨，让我着实地体会了一次电影节观众对电影艺术和电影人的尊重和友好。

事后我曾想，要是那位老先生第一次问我片子是否缺一本时，我去查出问题，片子没准会入围主竞赛单元；一位威尼斯电影节的人对我夸奖了影片，但说你参加了戛纳，威尼斯就不会选了，总之患得患失了好一阵子。那时我40多岁，如果按作家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即减去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十年，我也可算个三十出头的青年导演。人生不能没有梦想，做艺术的更应该勇于幻想，勇于追梦。我的获奖之梦才刚刚开始呢。

不过，事实教育了我，评奖、获奖从来只是电影节的一小部分内容，放商业市场上看不到的电影，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种多样的好电影，即文化交流和艺术推广才是电影节的主要目的。《湘女萧萧》虽然只放映了两场，但却迎来了国外艺术片发行商人的关注。法国两个小青年购买了它的法国发行权，为此专门成立了个“熊猫电影公司”；后来我还去过他们的放映间，收到过他们印制的简陋的海报。美国著名的艺术片发行公司“纽约人”购买了它的美国发行权，并于1988年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的艺术电影院上映。我为此去过纽约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并应邀参加了美国电视公司的《早安》节目的参访。在他们的发行海报上，令人瞩目地写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发行电影”。

快30年过去了，回忆当时的境况，颇多感慨，颇多笑慰。

谢　飞

2015年6月22日

【注释】

[1]原载于《南方周末》2015年7月9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