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从艺术角度来认识电影观念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其他的角度去研究。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观念应该包括商品、交流工具、艺术三个部分。可惜,35年来,我们常常不能全面地、辩证地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忘掉这个,就是遗失那个,以片面、狭窄的电影观念去指导电影创作,遂造成了许多偏差与教训。
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他的《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说:“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产生的电影,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依附于企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承认电影的这一个商品属性,研究电影的商业性与娱乐性,研究观众心理学及电影市场信息,才能保证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过去,极左思潮把商业性完全等同于“商品化”,斥之为“追求票房价值”,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时而片面强调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时而又“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其实,电影观念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是不能生硬地分割开来的,它们互相联系,在作品中应该有机地融为一体。北京大学学生电影爱好者协会曾在大学生中做过“您看电影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的调查,得出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欣赏艺术,陶冶性情”的占61.1%;“吸取知识,探索世界”的占28.7%;“消除疲劳,换换脑子”或“消磨时光,消遣娱乐”的占33.8%。这是有大学文化水平的观众的情况,如果在为数更为广大的工农兵、职员,特别是青少年中调查,“欣赏艺术”的百分比肯定不会有这么高。这三个欣赏目的不正说明了电影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娱乐、宣教、艺术欣赏三个不可分割的作用吗?
“电影遇到了危机”“票房大幅度地下降”,近两年常常听到这种呼声。据说,到了今年,过去一直向国家缴纳大额营业利润的电影业,很可能不足以养活自身(从制片队伍到发行、放映机构)的庞大队伍。电视的冲击是一个因素,国产影片的质量不高,没有足够的吸引方才是根本的原因。这是社会对我们多年来没有全面的电影观念、不重视,甚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的无情惩罚。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端正对电影商业性的认识。我们头脑中常常有“唯有艺术高”的想法,认为搞艺术片是高雅的,而搞娱乐片、商业片低俗,没有价值。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我们的教学上。我们给学生讲的、看的大都是些艺术片,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学生看到各种流派、艺术家的作品。可是对观众大量需要的娱乐片很少去讲,对歌舞片、西部片、情节剧、科幻片等样式也涉及不多。无怪乎有的老前辈说,我很担心你们的学生,都是一个调子,都是艺术的、淡淡的、“哲理”的……没有适应不同观众口味的多种创作本事。所以说,在我们的创作人员中,从创作思想到实践,都应该有一个走出“象牙之塔”的问题。
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改革,要求按照客观规律,特别是经济规律办事。对于电影事业来讲,就是要按照电影既是艺术,又是商品的规律来办事。(www.xing528.com)
首先,应该在电影事业的指导思想与总体规划上来一个变化。根据我国目前观众的情况,我认为如果每年生产100部影片,至少应该有60部,即60%是商业片,即根据观众的兴趣与口味拍摄,以娱乐性为主的内容健康的影片。比如《少林寺》《保密局的枪声》《垂帘听政》以及电视剧《霍元甲》《血疑》等。它们当然也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和艺术性,但主要着眼于娱乐价值和票房价值。此外,应有20%—30%的宣传教育片,它们应该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的要求,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教育青年、儿童。这种作品如果能像《咱们的牛百岁》《在被告后面》等那样既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又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当然更好了。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影片,更应教育与娱乐并重。剩下的10%—20%才是所谓艺术片。在这里艺术家可以在思想和艺术上做一些大胆的探索与试验,只要内容严肃深刻,艺术上有所创新,观众面小一些,也是值得的。当然这三类影片不可能截然分开,同时兼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的影片也是有的,但终究是少数。
其次,我们电影创作人员和理论、评论界的观念也应改变一下,要全面地认识电影。据说全国现有电影导演近500人,那么,根据每个人艺术素质和特长的不同,就应当出现各式各样的不同专家。有人善于拍喜剧片,就应当鼓励他向喜剧方面发展,有人长于功夫片、惊险片,也应当为其创造条件。各种不同的样式,特别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强的,都应当培养出专门的导演来。其实,这些样式也需要特殊的才能,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比如水华同志拍严肃的社会正剧片很成功,你偏让他去拍喜剧片,肯定就比不上谢添同志。我们要尊重创作规律,承认经济法则,各种创作人员又应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拍商业片并不一定就是“低俗”,可以拍出艺术格调很高雅的商业片来,不仅很有票房价值,还能给观众以很好的艺术享受。只是一味地按自己个人意愿拍所谓的艺术片,电影只会越拍越冷清,直到没人看了为止。一个导演如果两年拍三部影片,那么总应该有两部是商业收入较好的影片,也就是能满足观众要求的、有票房价值的作品。部部都想是思想深刻、艺术创新的伟大艺术品,不仅不符合创作规律,也不符合经济法则。在这方面,理论、评论界也有很大责任。这几年,我们的电影报刊、评奖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少数艺术片上,有时这些影片观众面很窄,票房价值极低,评论仍旧群起而捧之,对一些很受一般观众欢迎、票房价值很高的作品,由于艺术格调不很高,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就从来不屑一顾。翻译界一介绍就是安东尼奥尼、英格玛·伯格曼,就是这个流派、那个创新,对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商业影片则很少提及。其实,国外理论界对流行的电影商业片是很有研究的。今年夏天,中国电影家协会请来的三位美国电影教授讲课的题目中,就有“情节剧的剖析”“西部片的研究”等商业片的理论。所以,在我们的理论界、报刊评论中来一个电影观念的“拨乱反正”,实属必要。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在电影创作、制片、发行中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变“大锅饭”的现状。如果我们的电影事业能像农村责任制那样来一个彻底的改革,肯定会出现全面的繁荣。你要想做艺术探索,你要冒经济上赔本的风险去拍《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那样的艺术片,你就得也拍些经济上大有收益的商业片,对《少林寺》《神秘的大佛》等就不能简单地嗤之以鼻,不予研究。你若希望创作人员努力创作,就不能还是“拍好拍坏一个样”,低稿酬、低工资地吃“大锅饭”。电影界为什么就不可以出“万元户”?创作人员、技术干部、影院经理的工作经济效益高,为什么就不能先富起来?今天,改革的风已经吹到了城市,吹进了工厂、机关、学校,我相信电影界也同样会在管理体制上来一个彻底的改变,电影的商业传播、艺术的不同功能一定能够全面、蓬勃地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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