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我从八一小学毕业后，按照家里的安排，进入同在海淀郊区圆明园的北京师大二附中（后更名为北京一零一中学）读初中。
那时12岁的我，长得消瘦、单薄，性格内向，胆小少言，也没有什么艺术、体育方面的特长。当时恐怕没有什么人会想到，后来的我会成长为一个获奖的电影导演，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和副院长。今年我已经72岁了，回想自己成才、创业的人生道路，我发现正是在师大二附中初中上学的时候，是我学习艺术、开始电影艺术梦的“萌生”时期。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人才是怎样培养的？是我大学毕业后多年从教时不断思考的问题。我以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认识自我，开发自我”。
这里，回忆一些当时的“萌生”琐事，以飨师友。
我们54级初一（1）班是个学校里有名的班级，一是调皮捣蛋的事情多，二是高级干部的孩子多。第一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那时老实、内向。第二件事则跟我有些关系，开家长会时，首长轿车来了学校一院子，我70多岁的老父亲谢觉哉也亲自来到教室，坐在我的座位上听会。虽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师大二附中和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一样，风气纯正、朴实，师生们朝气、向上。
方春英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在教学之余，给我们班级组织了不少课外集体活动。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班级活动，是到苏联展览馆（后更名为北京展览馆）电影厅看国产新片《上甘岭》，看后到旁边的北京动物园做游戏。游戏的具体内容好像是方老师准备了一些写好内容的纸条，藏在山坡、树丛里，让我们寻找，谁胜谁负，现在都记不清了。我特别记得的是，回来以后自己尝试着写过一个看电影《上甘岭》的小短文，记述自己的感动，包括对“一条大河”的插曲及坑道里的小松鼠细节的赞赏。当然这文章谁也没给看过，后来也丢失了。但是，这一次不自觉的起步，却是我之电影艺术梦想的开始。
那时候的师大二附中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我对体育、科学等活动没兴趣，而有关戏剧、音乐、电影等艺术活动却永远扯动着我的心灵，虽然表面上我什么文艺社团活动也没有直接参加。至今，我仍记得那时的许多活动与事情：每到开学、结业、节日，学校大食堂里总会举行“盛大的文艺演出”，王伯英老师领导演出的“校史剧”与歌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年级友谊班的学长洪善多次演唱的《拉兹之歌》，也让我无比激动。我们同班的尤小明同学参与编印的《圆明园之歌》更是让人爱不释手，小册子里面刊登的校友施光南作曲的歌曲，以及那个可以乱真的“苏联歌曲”《我们的杜尼亚》的传说，更是让我崇拜得无以复加。
兴趣、爱好是一切学业和成就的先导。少年的我有了这么多强烈的爱好，但困于性格及能力，不能融入公开的活动中，就秘密地自己努力。记得我那时在一个黑皮的笔记本上，开始偷偷编写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名字好像叫《小白菜》，描述一个被后妈虐待的儿童的故事，用那首悲伤的同名民谣贯穿始终，陆续写了总有二十几页吧。
升高中时，我决定不在本校上高中，而去报考北京四中。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师大二附中，不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是因为我“萌生”了对自己未来发展的选择。
我从6岁上小学，到15岁初中毕业，一直是住校生，而且一直住在远郊区。当我发现自己喜欢文科、爱好艺术以后，就不能忍受每周只有周末一天可以回到城里，去看电影、看戏剧演出的限制了。那时候学校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道理，初中班上大多数同学也都爱好理科，钻研理科；像我这样理科偏弱，内心热爱文科、艺术的少年，很难找到合适的共鸣与环境。我哥哥谢飘前一年考进城，入了北京四中，我也就学他而行了。（当然，他一直是学理的，为什么转考，我也不清楚。）(www.xing528.com)
15岁到17岁，我在北京四中学习。这是我的电影艺术梦的“萌动”时期。走读后，我可以一周看三四次电影，一月看两三次话剧、戏曲了。为了怕看戏回来晚，叫门困难，我曾把自己睡房的后窗虚掩，半夜偷偷爬墙穿窗而入。以理科教学著称的北京四中，在我们这一届破天荒地搞了文理分班。六个高二班级，挑出三十几位学文的学生组织高二（7）班，单独教学一年半。在这种环境里，我人长大了，胆子也大了起来，组织了各种戏剧组、电影社，参加了话剧《火烧赵家楼》《美国月亮》《关汉卿》等的演出。我还开始坚持逐片逐剧地写自己的观赏笔记，并尝试着在《北京晚报》上发表影评小短文，一副跃跃欲动的状态。
18岁，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开始了我的电影梦的“培育”阶段。这里有个意外的小插曲，即60年代初，我被定为留苏预备生，但是那一届文科可选择的科目只有苏联文学或苏联历史。按当时的“服从祖国需要”的形势，我只好放弃自己的艺术梦了。好在不久留苏名额减少了，我学了一年俄语的哥哥谢飘也取消了留苏，回归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我才如愿以偿地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是啊，个人命运面对历史和社会的大潮流，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我应该算是个幸运儿，个人的努力与追求与时代的潮流在那时候碰到一起了。当然，以后几十年中，“文化大革命”的梦想的“挫折”、新时期的“重生”等曲折历程，就都是更多漫长的后话了。
人入暮年，时常忆旧。怀念我的电影梦“萌生”时期的师大二附中，记得圆明园畔的美丽、宽广校园，记得自留井的冰凉和某日发现死人的惊吓；忘不了集体宿舍关灯后的满屋萤火虫飞舞，独自矗立水边的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声；珍惜同窗少年们的相学、相交、相知、相思的半世纪友情；永远感激当时还风华正茂的方春英老师、王伯英老师的教导与呵护。
祝老师康健，愿记忆与友谊长存！
54级学生
谢飞飞（现名谢飞）
201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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