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您的母亲王定国曾说：作为父亲，谢老对子女的教育方法是以身作则，他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教科书，为儿女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谢飞：小时候，他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最大的要求是学好语文课，“文理要通”。另外，还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字写好。
当时，他请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来教我们写字。老太太是一位书法家，小楷写得特别好，每个星期天上午来教我们全体孩子写毛笔字，持续了三四个月。我们兄妹有七个，再加上表弟妹们，每次学习的有十几个孩子。有一次，我们发现学习写字的屋里贴着父亲给我们的一封信，大概意思是，你们一定要尊重这位老师，不许打闹。写完毛笔字后，毛笔要洗一洗再插到笔帽里，不然它就干了，笔毛很快就会坏。这样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细节，父亲都能注意到。父亲参加革命前，做过近20年的小学、专科的教师，他喜欢也热爱教师这一职业。
我中学时开始对艺术感兴趣，想考北京电影学院。父亲没有干涉我，他认为小孩子在小学、中学学好基础知识之后，就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自由发展。
父亲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我们，但他对我们有他自己的教育及关心方式。当时我的哥哥在哈尔滨上大学，一个表姐在西安上大学，父亲就要求他们常给他写信，他把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他们的建议和希望写在回信里，他也把这些回信给我们其他的孩子看，抓住一切机会，给我们大家提出一些他的建议。
50年代，他出版了杂文集《不惑集》。他的杂文写得很漂亮、简单，短小精悍，又很有思想，教给人特别是青年人一些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他的文章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名人传记》：谢老那么忙，作为孩子能体会到父亲的这些用心吗？
谢飞：我认为父亲对我们的这些要求，就是对我们关爱的表现。上学时，我们一般周末才回家，父亲常常会在周末开家庭会议。在家庭会议上，父亲曾经让母亲给大家讲家史。他自己也讲些过去的事情。我们都是在他们的讲述中知道了一些过去的事情，比如我母亲是位童养媳，出身很苦；我父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参加过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但他一直到了20年代，30多岁都没见过皮鞋，更没穿过。
我们生活上吃穿什么的由我母亲管着，父亲从不过问。他对我们的关爱体现在他对我们的文化和思想成长的教育上。(www.xing528.com)
《名人传记》：您和父亲年龄相差很大，和父亲接触得也比较少，那么您跟父亲的感情因此有疏远吗？
谢飞：没有。父亲七十大寿时，我们决定送给父亲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每个孩子写一首祝寿诗，配着兄弟姐妹们的照片、图画，做成了一个贺寿纪念册。父亲看了很开心。父亲中风后，我们几个孩子在家轮流伺候他。他说话不太清楚，走路需要搀扶，给他读报，很多事情都要有专人帮助料理。
父亲很有毅力，在与病痛斗争的七八年中，仍然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喜欢用文字记录生命的变化和自我思考，中风之后右手不能写字，就开始用左手写，歪歪扭扭地把每天的经历写下来，这样的日记也记了几大本。
《名人传记》：您对父亲工作上的事情了解得多吗？谢老对你们在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和建议？
谢飞：他在工作上很努力，很认真。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先是在内务部工作，任首任部长，救灾拥军，事无巨细；1959年后，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任院长，到各地调查，对报上来的案子，特别是死刑案非常慎重。他的那些被人们称道的纠错的判案经历，我也是后来通过别人的回忆和文章以及他的传记才知道的。他并不是专门学法律的或专门学政治的，但被安排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都会下很多功夫去学，做得很认真。50年代从他的老家找到了几本父亲1920年写的日记，上面记载过他坚持学英文的经历，日记上还有用毛笔横过来写的英文课文。那时他已经三四十岁。
20年代，他在沈阳搞革命，发现了一本薄薄的日文小册子《论列宁主义》，他硬是靠着字典把书翻译了出来，既锻炼了外语，也学习了革命理论。
父亲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但他对子女的工作安排从来不干预。他总讲：“国家是有计划的，你们的工作应由你们的组织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重病在身需要照顾，但大姐仍然按组织安排，由北京市纺织局调往新疆工作。我随北京电影学院到农村干校，一个弟弟从朝鲜留学回来，也被分配在中朝边界的一个小县城工作。他从来不为自己和家庭的利益干预孩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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