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谢飞自选集

徐峰：很久之前就想采访您，并想向您表达敬意。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民族电影展放映了您的两部作品——《黑骏马》《益西卓玛》，而且这是您十多年前拍摄的《益西卓玛》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后，第一次在影院与广大观众见面。这次想请您谈谈当年创作《黑骏马》《益西卓玛》的过程，包括为什么坚持要请少数民族演员出演，并且使用民族语言表演，等等。

谢飞：中国现在的13亿人口中，91%以上都是汉族，56个民族中的55个是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在1亿左右。你们选择这个题目，回顾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我觉得非常好，可以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得到反映。我的职业主要是教师，拍片不多，到现在只拍了九部故事片，但是有五部都可以算作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第一部《火娃》是写苗族儿童的，第二部在新疆拍的《向导》是写维吾尔族的故事，《湘女萧萧》应该算半个少数民族电影，因为沈从文先生本人就是苗族，小说写的萧萧居住的山区也是汉苗混居的地方，在服装上我们也注意了一些苗族的特点。《我们的田野》、《本命年》和《香魂女》那是纯汉族题材电影了，后面我就又拍了蒙古族题材的《黑骏马》和藏族题材的《益西卓玛》。其实我还担任过一部影片的总导演，叫《世界屋脊的太阳》，写汉族和藏族工人在西藏发电的一个主旋律电影。所以这么一算，九部电影里头五部甚至六部都是和少数民族有关的。

中国56个民族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中相互交融，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们这些电影艺术家想要表现中华民族，写人的生活、历史、情感、思想，这必然会涉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不同民族。我有时候也会思考，为什么我拍电影爱选择少数民族的题材呢？

我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小说改编，比如《黑骏马》，不是因为我被蒙古族题材吸引了才去做这部影片，而是因为我喜欢张承志的这部小说，看过之后非常感动，是小说里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质量吸引了我。拍《向导》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后天山电影制片厂刚刚恢复，来北京电影学院请我们教师去拍第一部电影。开始给我们的剧本《解放大西北》是一个战争题材，王玉湖编剧，我们看了一下觉得解放战争的大场面太难拍了；到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发现他们一个作家写的剧本《向导》，描写维吾尔族农民跟外国探险家，以及掠夺中国文物的人做斗争的历史故事。

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都非常有个性，特别是他们的服装、居住的地理环境和他们的歌曲音乐，非常丰富多彩。电影是视听艺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很适合在电影上去表现。中国国土辽阔，什么样的地貌美景都有，我拍了这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把中国最漂亮的地方都去过了，而且不是简单地去旅游，而是每扎到一个地方，就要深入、反复地去观赏、研究。比如我为了拍《黑骏马》，把内蒙古和蒙古国都转遍了，后来拍两部藏族题材影片，前后十多次进藏，跋山涉水是蛮辛苦的，但也非常幸福！

《黑骏马》是作家张承志的小说，我能得到机会拍摄它，也有着阴差阳错的机缘。张承志本人是满族，“文化大革命”时他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乌旗牧区插队，直接住进了一个蒙古牧民家庭里四年，因此也初懂蒙古语。“文化大革命”后他写了不少关于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小说和散文。小说《黑骏马》在1980年年初发表，当时在文学艺术界评价非常高。我主持的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在1985年、1986年曾经准备拍摄它，只是那时导演不是我，主创人员都已经去了内蒙古草原深入生活、采了景，最后没有拍成。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它，这么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它能够原汁原味、艺术地把蒙古民族的最美好的品格精神表达出来，10年后我才拉到了资金，在1994—1995年把它搬上了银幕。

我1993年拍的《香魂女》的女主角斯琴高娃是个蒙古族女演员，当时我们经常一起聊艺术，她也觉得《黑骏马》是表现蒙古族人生活、情感最好的小说。拍完《香魂女》之后，我找到了香港的投资人，才启动了制作；那时找到张承志的时候，他说特别感动，因为过了十多年了我还老是惦记着这个小说，还愿意把它搬上银幕，他很高兴地给我改编了剧本。

张承志当年在内蒙古插队那么久，对蒙古族人的历史和情感生活有着比较细致的了解。记得对白双片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请张承志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来看，他提出过一个细节：早晨场景的音响效果声中除了羊叫、牛叫，还有鸡叫。他说这不对，我问为什么，他说蒙古族牧民不养鸡。他还告诉我蒙古族人睡觉的时候，大多数人就是皮袍子盖在身上，衣服是不脱的，等等。这样不当的细节还有不少，他在那儿生活劳动了四年，把草原当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居住的牧民家的老额吉（蒙古语：母亲）是他的第二个母亲。长久地深入生活，才使他写出这样真实、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

小说是文字的艺术，电影改编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小说里的艺术、情感和思想，用银幕的视听为主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当时香港的投资人提出，没有明星怕卖不了钱，能不能用香港明星来演，比如刘德华、张曼玉等。我说，你要用别的演员我就不拍了。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像生活一样的平淡、悠远，情节很不娱乐化，即使用了明星也很难卖钱，反而会破坏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我说希望全部用蒙古族演员来演，要说蒙古语。我认为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不用蒙古语，拍这个作品的主要目的——表达原汁原味的蒙古文化就达不到。这样经过好几轮的讨价还价，最后我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附近拍成了这部电影，成本那时候也就100万元人民币左右。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国内的市场还不像今天这么市场化，好莱坞商业大片也还没有进来，所以在市场上发行和电视上播出收回成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国内外也得到了很多赞扬和奖项。

我经常讲，因为我是一个非蒙古族的导演，所以我要拍好蒙古族题材的电影，就应该大量地做功课，除了张承志的其他小说、散文都要读，同时还要把蒙古历史，包括成吉思汗的历史、蒙古国的历史、内外蒙古的分裂前后的历史，要反复地去寻找相关资料阅读。通过这些阅读，我更加明白地意识到张承志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作家，他的作品里不仅情节、人物生动，思想层次更高深。虽然他只在内蒙古生活了四年，但是他通过小说中老奶奶形象的塑造，突出刻画她对孩子、对生命的热爱，从对两个孙子孙女和一个捡来的小马驹的抚养，一切热爱都体现在她具体、细致的行为和语言之中。这实际上是张承志对蒙古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游牧生存方式历史内涵的一种提炼，非常有价值和准确的艺术提炼。

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黑骏马》的深刻之处是对人类从原始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思想、道德做了一个对比与反思。老奶奶代表的是人类数千年的游牧生存方式为代表的原始文明，或者说人类进入定居生存方式后的农业、城市、工业等现代文明以前的原始文明。它虽然很原始，很落后，但是跟大自然的紧密结合及依赖，形成了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的价值、道德观念，这些美德的一些部分，我们现在似乎正在逐渐丧失。这部电影是对蒙古民族生活的描写，但也不只是在讲蒙古民族的故事。所以，20多年来我在世界很多国家放映《黑骏马》的时候，观众都很感动，因为影片表现的是一个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一个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的主题。

由于《黑骏马》是在蒙古国的外景地拍摄，除了主演娜仁花、腾格尔是内蒙古的演员外，其他一些角色像老奶奶、白音宝力格的父亲、索米娅的丈夫，扮演两个主角童年、少年时期的儿童演员等，都是在蒙古国找的专业或非职业演员。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己不懂的语言导演电影，靠内蒙古电视台的一位蒙古族副导演帮助我，才可以与演员们交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拍过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但是用少数民族母语录音的，《黑骏马》可能算是第一部。当然我不是想标新立异，前面说过是要原汁原味地体现蒙古民族的文化。我发现用蒙古语拍摄，演员表演更自然、真实，我们后期制作时并不困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后期剪辑的时候，剪辑师也不懂蒙古语，都是我听着磁带上现场录音的蒙古语对白，按照演员口型以及导演剧本，用标志笔在对白磁带背面一句一句地做标志，后来全接上声带与画面双片一放映，发现一点都没错！因为导演剧本是我写的，一个个镜头演员现场怎么拍的都知道，这说明拍个其他民族语言的电影没有太大困难。

这个影片是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跟香港寰亚影业公司合拍。在还没加字幕之前，我把汉语配音版的拷贝在电影学院给学生和老师放了一场，我发现观众对配音版并不是那么接受。当时腾格尔已经是很有名的歌星了，但不是专业演员，给他配音的是一位非常专业的男配音演员，字正腔圆。可是在放映现场，这个角色一说话就有学生笑场，弄得我特别生气，很纳闷这个电影怎么效果不像我想的那么好呢？两个月之后，当我把这部电影的蒙古语发音、汉语字幕的版本在电影学院又放了一场时，学生们看得很感动，映后使劲鼓掌，还夸腾格尔演得好。我发现在电影专业人士这里，他们开始要求听到真实的现场原声，对字正腔圆的外加配音无法忍受。我认为拍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用他们民族的母语特别重要，因为既然是表现他们的生活，就要同时说他们的语言。后来的《益西卓玛》，我也坚持要用藏语同期录音来拍摄。

1991年我开始接触藏族题材，原因是一个学生要拍《世界屋脊的太阳》，描述拉萨附近的羊八井地热电站的工业题材故事，请我去当总导演。于是前后三次进藏，完成了这部片子，获得了华表奖1991年优秀故事片奖。那时我实地亲历地感受到藏族文化和历史的丰富与光彩、西藏地貌的雄伟与美丽，就希望再找机会去拍一部更能够把藏民族文化精华表现出来的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文艺思潮影响下，我们虽然拍了不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但是许多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比较概念化。比如像藏族题材电影中最有名的就是1963年的《农奴》，这部电影在摄影、表演、导演艺术上都很有光彩，但是今天从剧作内容上看，把阶级矛盾表现得太夸张了；包括演员大旺堆，他是《农奴》的男主演，也是《益西卓玛》的主演，他就跟我讲过，说那个电影表现得与真实有差距。

拍摄一部我喜欢的藏族电影，可不像《黑骏马》那么顺利，因为寻找不到一部内容扎实、特别合适的小说来改编。在我最早的构思里面，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事非常吸引我。早在1980年代，当时有一位进藏作家刘真写了个剧本就叫《达赖六世的传说》，北京电影制片厂陈怀皑导演和摄影都已经组班子去了西藏选景，最后却没有拍。此后我读了仓央嘉措所有的诗和有关历史资料，觉得仓央嘉措的诗和他24年的短暂人生，实在是藏族历史和文化中的一个珍宝，非常值得用银幕来表现。

1998年，我听到了一首歌曲《六世达赖喇嘛情歌》，朱哲琴演唱、何训田作曲，又读到了作家扎西达娃的一个短篇小说《冥》，就产生了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拍一部电影的想法。我几次进藏，先找了作家，又去西藏自治区宣传部了解政策，开始与作家一起编写剧本。扎西达娃的这篇小说描写住在拉萨八廓街的一对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及对青年时期的回忆，篇幅短了些，我们就增加了歌手演唱仓央嘉措情诗及六世历史的回忆画面。为了这个剧本，我前后去了西藏四五次，每形成一个故事梗概的时候，就去找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听听他们的看法。六世达喇嘛仓央嘉措生活于一个民族矛盾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表现起来很困难。

剧本提纲的名字从《六字真言》《莲花里的珍宝》《益西和她的三个男人》到最后的《益西卓玛》，把原小说里老奶奶益西卓玛和丈夫加措、贡萨少爷的故事，增加了个青梅竹马的朋友桑秋喇嘛，又用仓央嘉措的诗歌作为贯穿细节构成了故事结构。也曾有意见不要用仓央嘉措的诗歌，后来我们找到当时的西藏自治区的丹增副书记，他也是一个作家，我就问他仓央嘉措的诗电影里能不能用？他说当然能用，300多年来我们藏族人都喜爱他的诗歌，为什么不能用？得到了他的支持，剧本才最终定稿、拍摄。

研究学者们比较确定的仓央嘉措诗歌有60首左右，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了汉语、英语的各种翻译版本，我就从中选了两首八句，做了影片的主题歌曲《在那东山顶上》，即第一段“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和第二段“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这个汉语翻译版本很工整，符合今天观众的口味，请作曲家张千一以藏南地区歌曲风格谱成歌曲，就是现在在全国广为流传的那首《在那东山顶上》。世纪之初，虽然仓央嘉措的名字和历史在内地还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通过这个电影、这首歌曲，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使得全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的人都知道了他——仓央嘉措的诗歌和历史。这部电影当时公映的范围很窄，但是普及了仓央嘉措这颗藏民族文化及历史的珍宝，是件好事，为此我感到很幸福。

徐峰：从桑秋身上折射出了仓央嘉措的精神？

谢飞：对，我了解到1949年的时候，西藏自治区内100万人口中，30万是僧侣和贵族，70万是佃民和农奴。宗教在他们这个社会里非常重要，宗教活动里除了有它的信仰传经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文化与科学知识的传播。到青海塔尔寺参观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么多不同的庙宇院落，分别研究天文、医学、佛学等，这个是研究农业的，那个是研究天文的或者医学的。

因此我就给剧本中的人物桑秋喇嘛设计了他是研究藏医的身份，“文化大革命”中他不能当喇嘛以后，就到处去行医。经过这样的几次修改，1999年下半年开始拍摄。这部电影通过一个藏族普通妇女的一生，她的爱情及50年中的人生经历，形象地反映了西藏从封建农奴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变，用贯穿全片的仓央嘉措的诗歌，通过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一个虚构的普通人的人生，共同来叙说藏民族独具特色的、美好的、光彩的精神及文化。

当时影片的投资方有山东电影厂、中影集团、电影频道等。为了考虑启用明星，我曾经把剧本给过演员巩俐、吕丽萍等，但都没谈成。从上一部西藏题材电影起，我已经多次去过拉萨，见到了西藏话剧团的许多演员，他们都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由上海戏剧学院分七批培养出来的专业演员，想要原汁原味地表达藏民族的文化，西藏有这么多好的演员，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大旺堆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第一批学员，演老年益西卓玛的丹增卓嘎是第二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都受过高等表演教育，毕业演出的剧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文成公主》等这样的经典话剧。近20年培养的五批演员，最年轻的演员，如仁青和拉琼（《益西卓玛》中主角年轻时期的扮演者），当时都是二十一二岁，刚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了两年表演训练班回来。所以这部电影又延续了《黑骏马》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路子，全部用的是西藏话剧团的藏族演员，同期说藏语拍摄。

这些少数民族演员特别质朴，没有沾染内地很市场化的东西，让我很感动。比如大旺堆当时70多岁了，腿不太好，很多电视剧找他，他都不愿意接，看过我的这个剧本以后，很愿意演，他觉得真实，和自己很接近。制片人去找他谈酬金怎么算，老爷子就说一天500块钱就够了。我一想，最多40天的拍摄也没多少钱，算起来比年轻演员还要低，我说这个不成，他是一级演员，要多给些。

近些年，我在课堂上及国内外影展中经常放映这部电影，发现观众还是很喜欢和爱看的。原因一个是剧本表达的内容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再一个就是这批藏族专业演员非常有水平，他们都真诚地为影片作出了贡献。影片当时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编剧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及音乐奖，在国外一些影展中也获过奖项。今天在爱奇艺等网络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它，让观众了解20世纪50多年中西藏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我拍得挺多，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把少数民族题材当作猎奇，或者只为当前政治上的某些观点服务的宣传，而是要从“文学就是人学”的观点出发，尊重他们的历史，把他们文化历史中最好的东西用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这样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才能流传得下去。“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经常说：“要拍出留得下去的作品”，所谓留得下去就是不论时代、国别、民族、历史有多大、多长久的变化，这样的作品都会得到那时、那里的观众理解和接受，甚至感动与喜爱，我们有时也称其为“长河式”的作品。我导演的六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中，也就是《湘女萧萧》《黑骏马》《益西卓玛》这三部可能留得下去，这里面的成败经验值得研究。

《黑骏马》里扮演奶奶的蒙古国功勋老演员道格尔苏荣，拍摄时已经74岁了，后来我还和她的女儿有过一些联系，现在估计她已经不在了^[2]。这位演员从18岁起就在舞台和银幕上表演，被蒙古国称为“月亮女神”的人民演员。我邀请她的时候，她已经退休很多年了，但是碰到那么一个很感动她的剧本，她非常欣喜地接受了。这部电影使得她塑造的这个蒙古民族老年妇女的形象第一次代表蒙古国演员走向了世界，而且会永远地流传下去。

拍少数民族电影，一定不能搞那种表面的、独特的民族风俗猎奇展示，要正确地评价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仅要正确理解，更要尊重。任何一个民族风俗习惯的形成，一定是有他们自然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原因，都有它的合理性，没有简单的好与坏、原始或现代之分。我们电影制作人一定要尊重各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爱好，不能以猎奇的观点去表现它们，那是没有价值的。再说，各个民族文化习俗中都有缺点，有落后及愚昧的东西，可以做善意的批评、思考，促进社会慢慢地改进。

拍了这么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之后，我有个感触，就是我终究还是一个不懂他们语言的外族人，要想拍好关于他们民族的作品，不那么容易。我后来经常给学生们讲，北京电影学院这么多年培养了很多汉族的导演、编剧，但是少数民族的编导、主创人员培养的还是太少了。这些年拍蒙古族的片子多一点，是因为我们20世纪80年代就办过一届蒙古族导演班^[3]，后来也办过两届内蒙古和新疆的少数民族班，但是只有演员、摄影、美术等专业，没有导演专业。这些毕业生中有不少后来都做了导演，比如蒙古族的麦丽丝、赛夫（《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维吾尔族的西尔扎提（《鲜花》）等，他们这批导演其实多数开始还不是学编导的，不少是学演员、摄影或美术的。北京电影学院没有专门设班培养藏族编导和演员，像其他比如朝鲜族、回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培养的就更少了。如果想让我们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能够更好，更繁荣，更有价值，学校就应该对少数民族的创作人员，特别是对主创人员，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加以重视和扶植，这样未来才能够拍出更多好东西来。

这些年北京电影学院扶持出了一个人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他开始到北京电影学院来进修时，已经是一个成才的作家，是西北民族学院的硕士了。他喜欢电影，就跑到我们这儿的文学系来进修。那时我发现他拍的一个录像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很不错，就支持他拍了一部胶片短片《草原》，再后来他考入导演系的在职研究生，从此佳作不断。由于他是藏族人，懂藏语，懂自己民族的文化，拍摄中可以请到真正的牧民、喇嘛等来演出，再加上他的作家文学功底，他那样风格独特、原汁原味的藏民族电影，我们外族导演是拍不出来的。当然，少数民族电影不能只有这样真实准确、很有个人艺术风格的电影小品，也应该有一些常规的戏剧性强，题材、故事、场面、规模更大、更好看一点的风格样式的影视大作。这么多年我们拍了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但是真正能流传得下去的还不是太多，原因就是很成熟的少数民族编导和演员还是太少了。今后除了学校要重视之外，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编导出现的时候，电影界、融媒体业也要多多给予支持、鼓励，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成长。

徐峰：我在这次“中国民族电影高端论坛”发言时说，看了您的电影《黑骏马》，首先认识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是不太能接受未婚先孕的，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人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而奶奶就说：“你难道为了这件事情要杀人？”还说：“这是个小生命。”

谢飞：这就是张承志作品中最精华的一点。(www.xing528.com)

徐峰：生命的永恒和对生命的尊重。

谢飞：对，所以说张承志是个思想家。那么多人在那儿插队，只有他能体会到民族文化中的这一点。原作里头老奶奶说了：“我们女人不容易，索米娅能怀孩子就不容易。”你要想想，在原始游牧时期，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下，人们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顺利养活、养大，确实很难。大家想想，700年前的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征服了欧亚大陆，是个多么强悍的民族啊，可是怎么繁衍到今天，蒙古民族还是个在全世界70亿人口中只占一千万（中国629万、蒙古国280万、俄罗斯100万等）人口的少数民族呢？原因就是他们的原始游牧生活方式使其生存条件很艰苦，人口增长很慢，也形成了他们对生命、对自然这种强烈热爱的民族性。在蒙古国时我对此感受特别深，他们广阔的土地上只有200万人，政府至今还在奖励生育，生的孩子多数由国家来抚养，女人如果生10个孩子就会获得“英雄母亲”称号，到现在还是这样。记得我在学校播放影片时，索米娅喊出：“把你的孩子送来，我给你带大，没有个吃奶的孩子抱着，我就活不下去”等台词时，观影的学生都笑了。可是在蒙古国放映的时候，观众都非常感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观念都有其道理，要尊重，要研究。

徐峰：这个电影还有一处就是在索米娅和白音宝力格两个人夜里对话那一段，白音宝力格已经看到索米娅的女儿其其格被骂作“野种”，并深深地体会到其其格的痛苦。白音宝力格说：“我愿意做她的爸爸。”索米娅说：“你早干什么去了？”这句话是导演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因为白音宝力格一时的狭隘酿成了多大的悲剧，否则老奶奶不至于伤心地去世，他和索米娅可以共同有其其格这样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孩，后来两个人还可以再繁衍生育……可这幸福毁在谁手里呢？……白音宝力格上马走了，索米娅的一声喊使我异常感动，当白音宝力格翻身下马时，他泪流满面。腾格尔本身不是专业影视演员，恰恰在他略显木讷中产生了一种“模糊表演”的效果，我觉得挺好。我听说当时找腾格尔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谢飞：对，因为我关注到《黑骏马》的小说后，有一次看到宁才（蒙古族演员、导演）他们上海戏剧学院蒙族班毕业演出的两台话剧，一台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另一台就是《黑骏马》。他们到北京演了两场，在民族文化宫大剧场，我专门去看了，宁才演的男主角。戏排得挺不错，舞台形式搞得挺有创意。后来我要拍这个电影，到了呼和浩特，宁才还找我去吃饭，说他想演男主角。

最早我是想请斯琴高娃演女主角，再找个演她十八九岁时候的演员，为此我在《内蒙古日报》上登过“寻找年轻的斯琴高娃”，用了她一张16岁的照片，收到了100多封信吧，寄了照片过来，多数都不是专业演员。当时高娃40多岁，我把男主角的身份从原小说中的兽医改为歌手后，就放弃了宁才，决定启用腾格尔来演，他那时是34岁吧，和高娃在年龄上就不太般配，于是我决定用更年轻的女演员。娜仁花因为之前跟我合作过，很快就定了。原小说男主角的职业是兽医，表现起来没什么特色，而蒙古族人人会唱歌、会演奏乐器的特点，又非常适合影视的视听手段，所以我后来就把人物改为歌手，这样在视听表现、抒情达意上就好办多了。开始我是请腾格尔来为电影作曲，他答应了，并积极地帮助我寻找演员。改动之后，我就跟他说让他来当作曲兼主演吧，里面人物的弹、唱就很自然了。腾格尔很意外，“怎么突然找我演了”，他觉得演唱和表演不是一回事，犯怵。我就请他到电影学院表演系，让老师带着他跟同学们一块上过几次表演课，教他怎么做小品，怎么在镜头前表演和唱歌。记得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他还是不适应。当我们先坐飞机，又坐汽车，最后终于到了蒙古国那个外景地的时候，腾格尔就跟我说过：“哎呀，谢导演，我想回去了。”我说：“怎么想回去了？”他说：“这么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得待俩月，那怎么受得了啊？”他还说：“我们这些唱歌的，到任何城市演出就是两三天，而且都是住的宾馆，在这儿怎么受得了呢？”他当时的老婆是位电影话剧演员，我说：“你老婆天天都是这样，你都不知道啊？拍电影，是农村就得到农村，是沙漠就得到沙漠，一部戏拍两个月算快的了。”后来，他就慢慢习惯了这种外景拍摄、内景拍摄的方式，艰苦的环境他也慢慢适应了。开始拍戏的时候他还比较紧张，后来慢慢也放松下来了。现在他已经演过不少影视剧了。

其实我最开始选中他，只是想让他演最后中年一段，就是胡子拉碴的歌手那段；中间那段青年时代，我另选了一个十八九岁的演员。但是剧组后来反复琢磨，一个角色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换四个演员，太复杂，观众可能无法接受。最后就决定，十八九岁那段青年也让娜仁花和腾格尔来演，这样等于又加重了腾格尔表演的分量。

徐峰：他演得还不错。

谢飞：对，他胡子一刮就会给你一个新的、年轻的印象。后来演员宁才（他后来也当了导演，拍了《天上草原》《额吉》）跟我说：“谢导演，我也会唱歌啊，你当时要是选我，表演更有分量。”我说：“那是肯定的。”但作为导演来讲，我要有全局的选择，表演弱一些，但是音乐强了，腾格尔因为这部影片的音乐在国际上还得了音乐奖，有利就有弊，所以得做取舍。我之前拍《本命年》也选了一个歌手做女演员。

徐峰：我知道，歌手程琳。

谢飞：她的表演也很本色，跟姜文有时候搭不上，但是她唱的歌是她的，有自己的魅力，也是有利有弊。腾格尔后来说，演过这次电影以后，我是知道了，我是演不好电影的。他也不太愿意再接影视剧了，专注于音乐演唱，之后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天堂》，至今脍炙人口！但是就《黑骏马》的表演来讲，他还是称职的。

徐峰：他似乎没有演员常说的爆发力，但是我们认为他的中性表演恰恰给观看者留下很大的感叹的余地。

谢飞：对，尤其像外国人看这部影片，他们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歌手，但是他的长相就是很典型的蒙古族。

徐峰：对，您给他的青年形象造型我都一下没认出来，我感觉挺好的。包括娜仁花少女造型，基本上拍的都是人物的全景或者中景，比较好。

谢飞：少女时期出场时，要尽量避开近景、特写，因为她当时已经30岁出头了。

徐峰：《益西卓玛》里桑秋这个人物的塑造令我很敬佩，写活了，他是心存信仰、心存爱情，而且又能把信仰放在爱情之上的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寺院被封了，桑秋流浪行医，历尽千辛万苦。有一场戏，益西卓玛醒来起身找桑秋的时候，我们看到桑秋站在山头眺望远方，山头被阳光照射得有种金灿灿的感觉，让我们感到桑秋足可以成为一个被我们膜拜的理想人物。这部电影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还有把历史事件的背景放得很虚，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对所经历那个时代的生活是很熟悉的，影片追求了历史的真实感，却并不追求事件的逼真，我认为逼真的环境营造未必产生真实感，影片中的艺术真实恰如其分，虚实关系非常得体，桑秋在这种虚实关系之中，更有利地表达了他自己一生追求的东西。

扮演桑秋的演员倒不是西藏话剧团的，他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个老师，康定地区的藏族人，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在中央民族学院上学的时候，他因为长得很俊俏，被电视剧《便衣警察》选去出演，后来实在是因为没有表演能力就演了个配角，后来演重要角色，再后来又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一直当老师。像他这样很端正的形象在当时西藏话剧团里我还没有发现，就请了他。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只能说很简单的藏语，说不了长台词，让他背藏语的话，表演就跑神；我只好说你干脆说汉语演吧，后期找人配的音。特别是跟益西卓玛一路“千里寻夫”的那几场比较重的戏，他一说汉语就放松了，能演好戏。

这种有少数民族母语的电影，你要在大银幕上看原声就非常完美，客户在电视上播出时，屏幕小，一般观众还是希望看汉语配音版，我觉得这也好，根据播出的形式去决定。为这两部电影汉语的配音演员们也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徐峰：我记得演桑秋的这个演员姓周，是叫周铁海吧？

谢飞：周铁海。

徐峰：我看见后面字幕上一个藏族名字后面加一个括号，周铁海。

谢飞：对，他还有个藏族名字。

徐峰：中年的桑秋一见到为孩子求名字的益西卓玛的时候，这段表演相当有力，当卓玛掏出手抄的仓央嘉措的诗的时候，他激动了一下，人非神灵，充满七情六欲，而他毅然把自己的感情断掉。第二次，他在送益西卓玛上路寻夫的时候，他没有说教，却以皈依佛门的毅力感化了益西卓玛，益西卓玛恋恋不舍三步一回头地走开了，在大银幕上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我已经禁不住抽泣，我身边的观众也被深深感动。这部影片人物脉络清晰，情感活动合理。三个时代的段落闪回有序，联系有机，特别好。

谢飞：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现在太少了，就八九十年代出了那么几个。好的文学创作是影视创作的基础，好的电影很多都是改编自小说的。希望全社会都积极地支持和鼓励少数民族文学及影视作品的繁荣。

受访人：谢　飞

采访人：徐　峰

采访时间：2011年5月11日

【注释】

[1]本书收录的是2011年5月11日为大型电视片《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巡礼》“名人访谈”系列进行的访谈速记稿，由编者对速记稿做了校订，并由谢飞教授审定。本文另外一个版本由编导徐峰整理后，以谢飞教授署名文章的形式收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全球化与民族电影——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中。——编者注

[2]扮演奶奶的道格尔苏荣女士于2002年去世。——编者注

[3]1982年9月，少数民族导演进修班（二年制）13名学生入学，学员来自天山、内蒙古、广西三个民族自治区制片厂。主任教员为张暖忻、郑洞天、田金夫。——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