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骏马》影响力与电影文化

胡克：谢飞导演，张承志是一位“热点”作家，被认为是对抗商业文化的代表人物，您为什么会选择张承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黑骏马》？

谢飞：《黑骏马》这部影片是1993年开始筹备，当时张承志在日本，还没有现在这些“热点”，因此与现在所谓的“张承志现象”没什么关系。小说《黑骏马》1982年发表，当时我很喜欢，曾推荐给不少人，有些导演曾经想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我对新时期初期的许多小说都比较感兴趣，印象一直比较深，觉得可以拍成电影。我在拍摄《香魂女》时，斯琴高娃说她喜欢《黑骏马》这部小说，如果有机会，愿意演其中的角色，这也促使我改编这部小说。

现在拍电影主要是找到投资者，因为这种文艺片投资回报率低。偶然遇到一个香港的投资商，我把这部小说给他看了，他认为在国外艺术院线发行不一定赔。于是我开始搞。香港老板曾经认为也可以搞成一个很煽情的爱情故事，请一些港台明星演，可以卖钱。我认为那样我拍这部影片的初衷就改变了，我主张把原作的民族文化内涵表现出来，不一定追求票房。他们也尊重我的意见。这是机遇，如果这次碰不到这个机会，只好留着以后碰到机会再拍。

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在1982年比较轰动，现在作品的立意不一定符合当前的社会审美要求。现在拍出来发现，社会审美要求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张承志的作品往往有比较长的生命力，他说他的小说要寻找一种永恒，一种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值得永久保留的东西。在这部小说中，他剖析游牧民族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描写两代妇女的生命意识，热爱生命，宽容善良。这部作品艺术构思比较独特，张承志说他是听了《黑骏马》这首长调，受到启发，才产生了创作灵感。他说这首长调不同于一般简单的民谣，有比较深厚的哲理。据此他生发出这篇小说。他说这是对他四年来在内蒙古插队生活的总结。当时他与一位蒙古族老奶奶生活在一起，使他受到深深的感染。所以他这部作品实际是回报蒙古族，有很大的自传式的思想和情感融汇在里面。我觉得这部作品不像有些作品受时代社会因素影响太直接，描绘过于具体，所以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有可能比较长久。

胡克：这部影片的剧作与我们熟知的好莱坞电影编剧方法差别很大，戏剧冲突不明显，不激烈，作为对立面的所谓反派角色基本没有确立起来，是不是你们有意识追求这种非好莱坞化的效果？

谢飞：现在影片基本上是按小说搞的，由张承志写的第一稿，立意和框架没有大的改动。小说是一种怀旧和反思，通过主人公成年后对过去一段经历的反思，提高了人生的见解。这个爱情故事要说有戏剧性，也就是在女主人公怀了别人的孩子以后，她是否还会和男主人公结婚，这是主要的矛盾冲突。前半段的情节，如老奶奶收留男主人公，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马，定亲，他们还收养了一匹小马……就像自然的生活流程，很散。在改编时，就曾考虑是否需要改动，因为担心前半段没戏、没有冲突和高潮，不能吸引观众。我做了一些精简，但是没有彻底更动，以保留原作的立意和风格。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几千年，艰苦而又平淡，时光就是在劳动、生老病死、婚嫁等日常生活的自然流动状态中进行。

原小说比较重要的艺术手法是套层结构，长调中哥哥找妹妹与现实中男主人公找女主人公对应。这样使一个简单的故事升华出更丰富的内涵，也就是突出寻找人生价值的主题。小说是第一人称，作者通过男主人公的独白发挥了不少自己的思想和哲理。如果电影把这部分内容去掉，故事就很单薄了，波澜起伏不大。后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把男主人公从兽医改为歌手。不少人误以为这是汉族知识青年与蒙古族姑娘的爱情故事，表现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其实不是，男主人公是蒙古族青年。之所以会使人产生错觉，是因为张承志在小说中透过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阐发了不少他作为异族文化人的一种思索。改编电影时，很难用视听语言把这种文字的东西充分表现出来。我在蒙古民族的生活中感受到民族歌曲和音乐是这个民族特别突出的文化表现。蒙古族在生活中人人会唱歌，用歌曲表达感情。于是就把男主人公改为歌手，想用听觉手段丰富电影内容。

从整体结构方面，没有打算用戏剧性的东西，还抹平了一些小说中的戏剧性冲突。小说中锡拉是一个坏人，像魔鬼，胡作非为，比较夸张。如果保留这种描写，就要判定女主人公怀孕的是是非非，而且要使坏人受到惩罚。影片想把这个事件解释为未成年人冲动的结果。因此对锡拉没有过多丑化，只表现他是一个漂亮、风流的男青年，对女主人公是一种生理的吸引，削弱了善恶冲突，这更符合生活以及影片所要表现的主题。

总的来说，小说提供了比较好的结构，前面虽然比较平淡，但是在积累情绪，当男主人公最后见到索米娅时，她回忆过去，反而产生了比较强的感情力量。许多有生活阅历和有文化的观众看后都很感动。当然，它需要观众耐下心来，细心体会。现在一些年轻学生对影片不太喜欢，也不感动，说假，拒绝接受；特别是对结尾，索米娅要替白音宝力格养孩子，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有代沟问题，也可能不了解蒙古族的民族心理。他们长期游牧，生活艰难，养活一个人很不容易，所以索米娅最后一笔才特别感人。

这部影片戏剧性不强，主要人物都很善良，没有着重去表现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像《本命年》和《香魂女》，中、老年观众比较爱看。社会的欣赏品位由于文化、年龄等因素影响，差别比较大，不太可能都满足。

胡克：黑骏马的形象不如小说丰富，是电影不太好表现，还是另有原因？

谢飞：在讨论剧本时，就明确了，影片虽然叫《黑骏马》，但是是写人的，不是写马的。小说中对黑骏马有很多情感描绘，但是并没有像《黑驹》一样，有很多神奇超凡的情节和动作。

原小说中马活得很长，实际生活中也不可能，马老了也就跑不动了。在实际拍摄时，在蒙古，当地的马不听使唤，一些人与马交流感情的戏无法实现，只好舍弃。当然如果把马的部分拍得漂亮一些、浪漫一些，会给影片增色。

胡克：您对影片中几位主要演员评价如何？

谢飞：我拍电影一直比较强调人物塑造和演员表演，这也是我们“第四代”比较擅长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演员水平比较高，专业训练严格，艺德也很好。演老奶奶的演员1936年开始演戏，有很高的威望。

这个戏最难的是选演员，男女主人公童年、青少年、中年三个时期由不同的人演，衔接起来比较困难。原来打算中年由斯琴高娃演，招募像她的青年演她的青年时代，不理想。最后请娜仁花演了。

娜仁花演这个角色对她是个挑战。她的气质偏于文弱、清秀、敏感。她说她不可能演得像斯琴高娃那样泼辣。我决定让角色向演员的气质上靠，发挥演员的长处。经过在英国的专业学习，娜仁花更成熟了，她的表演细腻含蓄，很舒服。

选择腾格尔演男主角，主要是取他歌手的气质，所以在后半段他演得比较好。他的演唱与音乐使影片与角色大增光彩。他没受过电影表演训练，演得比较单薄，不过对他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由于大部分演员不懂汉语，指导表演时要通过翻译，对我是一种新的考验。

胡克：这部影片的画面很美，但是动作性不强，许多本来可以用画面表现的场面，却用对话交代了，这是有意为之吗？

谢飞：对话多主要是电影的后半部分，基本采取了小说的结构。在女主人公出现之前，充分铺垫，女教师、丈夫、孩子先后从不同侧面介绍女主人公，然后才是男女主人公见面。女主人公的一段述说，戏比较完整。回忆部分有人主张应该用画面，也有人觉得用画面未必合适。这部戏是表现情感的，因此关键是要看女主人公的感情抒发。

这次大部分戏在蒙古拍摄，设备不理想，只好以固定画面为主。摄影师是搞美术的，画面的绘画感很强。这部影片主要是以情写人，以情达意。

胡克：您的影片的选材大部分是您不太熟悉的生活，您是否打算拍一部您比较熟悉的生活的影片？

谢飞：我拍了那么多影片，只有《我们的田野》中的生活我比较熟悉。影片中的人物是知识青年，我也在干校劳动四年，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他影片距离我的生活都比较远。但是这并不造成障碍。我个人的经历比较顺畅，比较简单，不太可能拍成电影。但我对社会、人生、人性有着较多的思考与体会。我愿意选择不同题材，对于不熟悉的生活可以熟悉，可以想象，关键是创作题材的内涵，是否在对人性的描绘、剖析方面达到一定深度，是否对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思索有独到见解，我对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

胡克：在20世纪80年代，您对电影的娱乐性提出得比较早。但是在您的影片中，娱乐因素越来越少，这是什么原因？

谢飞：这是不是跟我年纪越来越大有关？我认为，娱乐性是多种多样的。有针对年轻观众的娱乐性，也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的观众的娱乐性。

现在我国在电影市场的改革、扩展、健全方面做得还不理想。电影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单一，便市场狭窄，而且日趋萎缩。关键是我国发行制片体制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单一体制，发行不让其他所有制介入。这样，平等多样的市场竞争不能搞起来。(www.xing528.com)

引进外国影片是应该的，但是应该加强指导，有控制，有限制。一是要在法律上对外国影片的放映有一定限制，应该有一定比例，给国产片保留放映机会。二是开放电影院线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像《留村察看》《被告山杠爷》这样的影片不是没有人看，但是一般不会到电影院去看，如果在机关学校放，票价低一些，就有人看。另外，电视、闭路电视、录像带市场都应该多为国产片开放。

现在闭路电视、电视赚很多钱，但是他们不养电影。播放电影不给钱或给很少的钱，谁要钱就不播谁的影片，这种观念应该改。现在要让国产片占领商业片市场不现实，但是对于我们擅长的艺术片给予支持，使之不断线，是应该可以做到的。年轻一代可以慢慢学习拍摄娱乐片，将来也许会拍出赚钱的娱乐片。但是现在“第四代”导演想要学会拍娱乐片，不太可能，还是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让他们拍擅长的片子。

胡克：您是“第四代”中获国际奖项比较多的导演，在国际上知名度也比较高，您对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获奖这个问题怎么看？

谢飞：国际电影节是重要的电影现象，它实际上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前期，国际电影节主要是支持电影艺术家的创新，商业片一般不往国际电影节送。国际电影节也关注一些小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和文化，予以支持和肯定。后来，一些政治性因素介入国际电影节。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国际电影节受商业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从总体上看，国际电影节对于推广电影文化、交流电影文化仍旧发挥重要作用。

张艺谋说过，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现在还主要是通过电影节这个渠道，而不是商业渠道。对于这一点，我也是比较早就明白了。我第一次是1987年送《湘女萧萧》到戛纳国际电影节，但是当时没有经验，只送去展览，而不是参赛。后来我比较聪明了一些，像《本命年》和《香魂女》送柏林国际电影节参赛，都碰上了比较好的机会。为什么会得奖呢？我认为，世界最近一二十年，精神贫瘠；冷战结束后，政局比较平淡；技术发展起了主导作用，追求物质享受，精神文化缺乏激动人心的内容，没有凝聚大家的东西。国际电影节上西方的电影，主要内容大多是猎奇的东西，同性恋成为几年以来的主要潮流，精神孤独、变态、暴力充斥银幕，没有太多让人思考的东西。这样，中国电影来自现实生活，有一定见解，获奖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电影节的评委是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评奖，在艺术上能给予比较中肯的评论。当然有些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有些猎奇，甚至是在嘲笑中国人。这要从两方面看。西方人猎奇的观点肯定是有的，像对《大红灯笼高高挂》，完全看不出伪民俗的东西。但是也应该看到另外一面，由于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肯定的评价，使中国文化得到宣传，使世界能够比较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像《黄土地》《野山》《黑炮事件》《湘女萧萧》等影片经常在美国大学作为历史和社会学的参考资料放映，他们认为这些影片有直观性。有一些学者跟我说，为什么这批80年代中国电影能引起注意呢？一是讲真话，写真实的生活和文化；二是有艺术家的个性；三是电影表现有光彩，与世界的美学观念发展同步。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电影热潮在国际电影节已经过去，一些小国的电影正在引起世界注意。其实中国电影红了10年已经不短了。况且中国电影自身也处于低潮。但是，我们仍旧应该保持拍一些有文化价值、比较少受商业影响的中国电影。我们应该抛开一些偏见，因为中国艺术电影毕竟是一种文化。

胡克：您在美国进修一年，您认为受到哪些影响？

谢飞：我从美国回来，拍摄了《本命年》，有人说，出去一趟，就是不一样。我觉得不一定是电影艺术手法的影响，主要是电影观念的影响，甚至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我看到了美国社会如何运转，那里的人怎样生活，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东西不是都是错的，但是确实比较片面，不够丰富，在如何看待社会、历史、人性等方面都存在这个片面的问题。我拍摄的《我们的田野》和《湘女萧萧》，人物有长处，但也有缺点，但是比较简单，而在《本命年》和《香魂女》中，人物就比较复杂一些，丰满一些了。

胡克：“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都是您的学生，能谈一下对他们的总的看法吗？

谢飞：“第五代”的辉煌已经过去。时代、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一个创造艺术电影和自我表现的机会，真是空前绝后。因为当时计划经济没有完全结束，商品经济还没有来，几个电影厂都允许他们自由拍摄，当时思想观念也比较开放。即使赔了钱，都照样在艺术方面得到赞扬。今后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有了这种机会，再加上个人的努力，在前人开创的基础上（包括“第四代”的基础）取得国际震动是有必然性的。

“第五代”现在也在不断成长、成熟、分化。像张艺谋、陈凯歌在完成《秋菊打官司》和《霸王别姬》之后，走向国际商业路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当然丢掉的东西也比较多。他们还会引起一些轰动，但是如果一味走商业道路，艺术价值就会降低。

也有像黄建新这样的，比较坚持自己的品位，不太走商业路线，保持作品的独特价值。他也拍了一部《五魁》，不太行，又回到自己的路上去，就好多了。但是“第五代”能够坚持自己道路的人已经不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五代”还是中坚力量，拍片的机会比较多，但是高峰时期已经过去，像新浪潮一样，成为一次电影运动。他们提供的经验，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我认为“第六代”还没有真正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几部影片都没有成型，不像“第五代”那样出手不凡。但是这批年轻人倒是很有特点，他们顽强地自我表现，写城市，题材很狭窄，主要是搞文化艺术的边缘人，所谓多余人的状态。唯一的长处是确实写出了一些比较真实的状态。有一些片段有真实感。可能因为这批人精神状态比较迷惘、无奈、混乱，造成作品也与此相似，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一代人为什么不能形成真正的“第六代”浪潮，原因是他们还需要向社会广泛地学习。他们上完了关于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大学，但是社会大学才刚开始上。而“第五代”是先上社会大学，后上的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大学。

“第五代”从表现农村入手，影片走向世界比较容易。而这一批“第六代”选择了一个很不讨巧的方式，写他们自身。他们动不动就表现摇滚乐，歌手唱起来，情节就停滞，看起来这一代是摇滚的一代，喜欢这种趣味和节奏，对别的不关心，再加上不成熟，拿不出影响广泛的作品来。

国外对这一批人的作品比较重视，有时也给一些奖，促使他们继续走这条路。我在国外碰见一个选片人，他也知道外国人对这些影片反应平淡，但还是要选一些参加电影节。他说，他们的影片和“第五代”以前的影片不同，有一种年轻人的感觉。这批人适应这个社会比较快，国外路线走得比较顺畅。但是这不能代表艺术，艺术还需要对社会和人生有独到成熟的见解，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人能够走向成熟。

现在年轻一代，主要走商业路线，他们现在花销也大，一些人比着买车，将来是不是要比着买房，因此主要精力放在赚钱上。田壮壮说，钱多了就没艺术了。如果想将来有所作为，还是应该坚持自我，安于清贫，搞一点独立制片，可能会创作出一些有价值的作品。

胡克：这一代电影演员您了解吗？

谢飞：这一代演员出不来的原因是没有好角色、好电影。电影的衰落造成明星的暗淡。过去我们的演员能红起来，主要靠演了社会欢迎的角色。一个李秀芝把丛珊捧起来，其实当时她很单纯，也谈不上有多高的演技，但她的角色符合社会心理需要。现在我们学院的毕业生不能说不漂亮，不聪明，但是时代不同了，这种机会没有了，碰不到对全社会都有影响的戏。现在要想红，只能去拍电视连续剧，因为社会对电视剧比较关心，拍电影不行。

胡克：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您对中国电影发展有什么看法？

谢飞：现在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如果转型顺利，民族的艺术电影能够保留，商业电影能够成熟，两者同步发展。但是如果转得不好，民族电影会衰落以至彻底毁灭。

文化转型应该像经济转型一样，国家应该有指导、有控制，制定保护民族电影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如果完全放任自流，中国电影市场就会被好莱坞电影完全占领，艺术电影就会断线，像苏联的电影一样。这种前途令人担忧。

被访者：谢　飞

访问者：胡　克

【注释】

[1]原载于《当代电影》1995年第6期，72-76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