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姜文对李慧泉形象的塑造很成功，但他在影片座谈会上却不谈自己，而是夸奖你的“儒将风度”。可见你和演员合作得很愉快。
谢飞：过去拍戏，也觉得演员很重要，但《我们的田野》有北国秀美的白桦和灿烂的金秋，《湘女萧萧》有湘西的青山绿水和古朴风情，表演的作用还不像这部戏这么关键。《本命年》主要的景就是泉子住的大杂院，没有什么优美的景致，全靠人物的光彩来吸引观众，所以，我在拍片时特别重视演员的创造。刘恒在剧本中塑造的生动人物形象，已经给演员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我的功夫主要花在选择演员和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上。
我为什么要选姜文演男主角呢？从姜文扮演的一系列银幕形象来看，他塑造人物的能力非常强。谢晋、凌子风等与他合作过的导演都夸奖他聪明、富于创造性，排戏时出的点子能多到你应付不过来的地步。过去与我合作过的演员，虽然也有创造力，但较多的还是以导演为主，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像姜文这样的演员，我还从来没碰到过。而且他年纪轻，比我更了解、更接近泉子这样的青年，会在生活和艺术观念上弥补我的不足。姜文很乐意接受这个角色，但他对副导演说：“这戏我接，可至少要给我三个月时间，我要去熟悉生活，熟悉人物。”由此我感到他的创作态度很认真。我们一起交谈了几次，感到他对人物的理解比较深。他说，原来看小说和剧本时，总觉得编导把李慧泉的心理活动写得太深刻、太细致、太文人化了。那些半文盲青年究竟有多少敏感清晰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意识呢？可是和这拨儿人一接触，才发现，编导们写得并不假。这些北京的“个体户”青年，尽管过去读书不多，但毕竟都是新一代的年轻人，毕竟耳闻目睹了一二十年的种种社会变迁，并且每个人都有一番酸甜苦辣的独特经历，因此他们的想法并不见得肤浅。姜文常常可以从这些人嘴里听到一些富有生活哲理的语言。比如一位个体户青年讲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后脱口而出：“生活就是悲剧！”姜文听后一点也不觉得矫饰，因为这个结论是这位青年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姜文说：“我感到他们才是真正深刻体验着生活艰辛的人，而我们搞‘艺术’的人则常常‘隔’着生活，把生活肤浅地戏剧化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世界，《本命年》恰恰是把这一层次人们的内心世界发掘出来了。这些认识无疑充实了我表演的内心依据。”
表面上看，姜文演戏挺轻松，没太多的案头准备和反复练习。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态度很认真，他的功夫是下在心灵的努力上，不是演戏时才进入角色，而是从看到小说和剧本时起，每时每刻都尽量生活在角色的心境中。
每场戏开拍之前，我们都要在现场排戏。我提我的要求，演员提他们的想法。姜文有许多新鲜而有光彩，并且符合总体把握的见解，我大都采纳了。演员是角色的直接体现者，如果他不能投入最大的热情，这个角色就很难创造好。一个好的导演，应该善于发挥包括演员在内的所有合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善于诱导他们处于创作的最佳状态。导演的权威主要体现在总体把握上。姜文也善于与导演合作，他说：“一部电影就是一个导演的性格、思想和素质的体现。我拍一部戏，最大的任务就是琢磨导演，看你是什么样的人，要拍成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姜文在表演上出的许多点子，不仅增添了角色的个性光彩，而且还给影片带来不少情趣。比如，民警小刘告诉李慧泉方叉子逃跑那场戏，原来写到小刘让他回去取信戏就完了。姜文又补了一句结结巴巴的话：“那……那……那……那合……合着现……现在他在外头，还没逮着呢？”这些话既符合人物心理，也挺风趣。再如，李慧泉到崔永利家喝酒时，崔永利说他：“一辈子吃素，太没劲了吧？”泉子说：“瞧不起我？要是几年前，我废了你！”原来我让姜文坐在沙发上说，他觉得这样处理太平淡：“泉子过去常用打架斗殴来达到精神上的发泄和平衡，虽说出狱之后想改邪归正，但原来的习气时不时要冒出来，然后再压下去，我表演时应该猛地把崔永利抓过来，然后再把他放了。”我采纳了他的意见，觉得这样表演更能显示人物的个性。又如，方叉子越狱后，他父母叫小五给泉子带话，叫方叉子别回家，以免连累家里。原剧本只写泉子生气地让小五滚，排戏时姜文说：“这么演太平淡，我得骂！”我说：“那你就编几句台词吧！”他突然火冒三丈，顺口说出了现在影片中的那段话：“你回去告诉你妈和你爸，你哥是王八蛋，不是人养的，石头眼儿蹦出来的，本来就不该活，滚！”
姜文对这部影片的贡献，不仅限于表演。片名《本命年》就是他想出来的。原来剧本开头和结尾都是雪景，用小说名字《黑的雪》作片名是比较贴切的。但由于出外景时季节晚了，没拍到雪景，再用这个片名就比较勉强了，缺乏雪的直观形象，观众难以理解。姜文说：“导演，我想了个主意，你看我像不像24岁？”我说：“你傻笑的时候，显得挺天真、挺稚气的。”他说：“那影片就叫《本命年》吧，龙年，泉子正好24岁。”我觉得这片名有点宿命色彩，与《黑的雪》在意思上有相通之处，就同意了。片名确定之后，我才加了除夕夜罗大妈对小芬说本命年结婚吉利，以及小芬和泉子关于本命年系红腰带可以避邪的画外音。
笔者：这部影片配角的阵容也很整齐，彼此配合默契，表演风格统一。请谈谈你对配角演员的选择与把握。(www.xing528.com)
谢飞：首先我要感谢姜文，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一批好演员。比如，他推荐刘小宁演方叉子，理由是：“泉子和叉子非常熟，叉子动一下，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和刘小宁在戏剧学院天天滚在一起学习，做小品，特别合得来，不必经过相互熟悉的过程就能演好戏。”我看过刘小宁在《最后的疯狂》中扮演的警察，觉得他的形象和气质都很有特点，表演也有功力。但小说中的方叉子是个总爱招惹女孩的英俊小伙子，而刘小宁却不是英俊小生的形象。经过一番权衡，我决定让刘小宁演方叉子，岳红和扮演民警小刘的刘斌，也是姜文推荐的。这三个演员都是姜文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个人关系很好，艺术趣味相投，创作方法也比较协调。每场戏开拍前，我都打一份台词给他们，让他们一起琢磨，如何使对白更自然、更口语化，并去掉一些多余的台词，这种即兴创作，往往生出许多光彩。
我选程琳演赵雅秋，是觉得由真正的歌星来扮演这个角色，演唱时不必用别人配音，比较地道。但歌星中比较年轻、气质适合的人选又不容易找到。程琳21岁，个子矮小，通过化装，比较像十几岁的小姑娘。她的名气，对观众也较有吸引力。但她也有局限——纯情魅力不足。她没拍过电影，为了解除她对电影表演的神秘感，我一开始就告诉她别紧张，电影表演与歌唱表演没太大区别。还让她到北京电影学院看表演课，并请表演系教师马精武给她辅导小品。我还把她的戏压到最后拍，让她先跟着摄制组看拍戏，逐渐进入角色。她很自信，在镜头前比较放松，善于表达情感。拍戏时，我努力把她本色中比较自然纯朴的、有光彩的东西挖掘出来。
最后，我想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我深感，现在我国整个电影作品的文化素质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是往下坡走的。为了迎合那些没有文化的观众的娱乐需要，很多影片不讲究基本的思想是非、结构规则和电影文法，甚至随意胡编滥造。这样搞下去，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但造就出一批欣赏趣味低劣的无文化青年，而且还会损失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观众，从而导致电影市场的文化品格日趋低下。电影领导部门和发行部门固然首先应为扭转这种现象负起责任；作为创作人员，也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我们不能总是消极等待良好创作环境的出现，从世界艺术史看，无论是比较开放的还是比较封闭的时代，都会出现优秀的作品，关键在于艺术家自身的努力。商业大潮不允许我们再像过去那样做完全赔本的探索，但严肃的、显示我国电影文化发展水平的艺术片还应继续拍下去。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搁，艺术青春十分短暂。十年前我们还被称为“青年”，后来又被改称为“中青年”，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中年，很快将步入老年。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一部接一部地拍出有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作品，那就是浪费生命。
笔者：罗雪莹
【注释】
[1]原载于《当代电影》1990年第1期，52-6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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