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影片的风格质朴、自然,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显示了导演总体把握的功力。请谈谈你在这方面的追求。
谢飞:我觉得,影片能否成为一部完整和谐的艺术品,导演的总体把握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比较擅长的方面,我拍片子,在结构上一般都搞得比较完整,层次比较清楚。《本命年》剧本已经提供了丰满扎实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这是影片的灵魂。导演的任务,就是为它找到合适的电影艺术形式的外壳。
我很快便找到了影片的样式——这是一个悲剧。它要求严格而鲜明的社会、性格和心理的矛盾冲突,要揭示现实生活中善恶、美丑交织的真实,一切艺术表现形式都要符合上述逻辑,容不得任何娱乐片式的随意与虚假。当然,这不等于我们不追求影片的观赏性。我始终认为,艺术性和商业性两者是可以结合的。这部影片应该有生动的人物形象、传统的情节结构和好看的场面,但它深层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处理应该是现代的。从这一点讲,这是一部具有可看性的艺术片。
在总体表现形式上,我希望采用一种写实的风格,朴朴实实地讲一个故事,保持一种含蓄、沉稳的格调,严忌艺术形式和方法的外在表现和浮华洋化的倾向。为什么我在总体把握上要这样走呢?这首先是由李慧泉的身份和境遇所决定的。虽然他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但遇到的人生苦恼与当年的骆驼祥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我希望影片能够把这个人物和他生活的氛围真实地再现出来。另外,这几年我在美国和国内看了各式各样的电影,对什么是好电影,越来越明白了。我觉得,即使在西方,真正艺术电影的主流,也不是去搞太过分的色彩、构图、叙述结构的试验,或进行朦胧哲理的探索,而是以老老实实的手法,表现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和民族生活。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电影、实验电影,已经完成了它们的艺术使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影片也能够做到既精心构思,又朴实无华。
为了实现这一总体把握,除了前面所讲的剧作和人物上的努力之外,我请了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毕业生肖风做我的摄影师。他出身美术世家,自己也擅长水墨画和油画。不仅对艺术有独到的见解,也明白摄影要服从导演的总体构思,愿意适应各种样式的影片。他拍过特别讲究造型的《一个和八个》,场面色彩新奇的《椰城故事》《摇滚青年》,以及神秘主义气氛浓重的《弧光》等影片,在影调控制、曝光等方面挺有经验。我一开始就告诉他,“这部戏可不希望你耍花活”。他认为我所要求的朴素写实的造型风格对于本片内涵来说是贴切的。因此,对整个摄影调子把握得很好,无论构图、光效、角度、色彩,都含而不露,显得很随意,始终保持一种正常视觉的眼光,使人们尽可能地感觉不到摄影师的存在,以便更好地去认识实际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就拿灯光来说,本片基本采用顶光照明,这比较符合北京生活的真实光源。只有程琳唱歌的几个镜头,为了把她拍得好看,才增布了逆光和主副光。全片只有两个姜文沉静下来的、比较漂亮的、有形式感的镜头。一个是姜文坐在屋里抽烟,一个是他躺在床上,嘴角还微微牵动着笑了一下。两个镜头都用在节奏强烈的段落之后,尽管拍戏时让姜文什么也别演,但通过镜头组接和画外音,却使观众对人物的内心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笔者:李慧泉第一次听赵雅秋唱歌时那组叠化镜头,打动了很多人,你是怎样拍摄的?(www.xing528.com)
谢飞:李慧泉之所以被赵雅秋所吸引,是因为那支纯情的歌勾起他对24年生命中唯一美好时刻的回忆。如果不搞叠化,很难表现这一点。在进行这组镜头的叠印时,我模仿了斯科塞斯导演的《金钱本色》。那部影片中的男主角是个老人,他看中了一个打台球的青年,他的大特写和那个孩子不断叠化,而且镜头移动得特别快,特别漂亮。我用录像机比较仔细地研究了这部影片的叠化技巧。由于我们的移动机达不到人家的水平,就采用了现在的叠化方法。拍打架的戏,也是找了一些外国片,仔细看人家怎么拍,怎么切。影片中几场打架的戏,都是把一个动作分切成各种不同角度的短镜头来拍,然后再组接起来,这样就能把虚假避掉,也能使节奏感出来。我认为,在拍摄和剪接技巧上,我们确实应该认真地从外国电影中学习和借鉴一些东西。如果用得巧妙,就不会是单纯的模仿。
笔者:影片的环境构成和音响构成,具有较鲜明的北京时代特色。请谈谈你在环境和音响方面的追求。
谢飞:环境和音响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的面貌。我先谈谈影片的视觉造型处理。在北京采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北京这些年盖了许多高楼大厦,但住大杂院的居民还很多。那些院子破败得一塌糊涂,各家都在院子里盖厨房,把院子弄得几乎没有走路的空间。抓住北京底层生活的这一特点并予以真实地再现,既符合泉子这个人物,同时也是对近几年我国城市电影崇尚豪华,动不动就到香格里拉、长城饭店去拍的一种反正——中国城市还没有现代化到那个程度。我们这部戏,干脆就把老北京的土味儿强烈地表现出来。我们在新街口太平胡同附近找了个小院,里面七弯八拐,最后面有封闭的小院、两户人家、一棵杏树,不用做太多加工,让泉子住挺合适。它与影片中的个体服装摊、咖啡厅、大饭店等,形成一种对比与碰撞,正是这种新与旧、现代化与老传统的交织,构成了主人公精神不能解脱的独特环境与氛围。
为了拍摄和表演的方便,我们还搭了两堂景。一堂是泉子的家,它和小院的外景结合在一起,成为影片的主要场景,也是泉子敞开孤独心灵的唯一小窝。为了打破北京四合院平板的格局,我们在正房旁边又搭了间斜顶的房,上面开天窗,这样,调度就有了变化,光从上面射进来,方叉子也从上面爬进来,比较有特点。室内陈设尽量符合北京底层市民的水平,比较简陋。另一堂是咖啡厅,也是棚内搭景,基本参照和还原北京一般水平的咖啡厅的环境和气氛。
影片在音响构成方面的追求。首先是要不要作曲,我觉得,剧本中的每一场戏都很实在,都市各种环境音响的组合,完全可以达到情绪渲染的目的。如果再外加点作曲,就太假了;而且,无论选择什么乐器,都觉得与北京大杂院的真实气氛很难协调。再说,戏里已经有了赵雅秋的四支歌,它们本身就是音乐。如果再要用作曲的音乐来贯穿,这些歌也必须统一起来,那就太复杂了。于是我决定,影片不要音乐,而让自然音响起较大作用。比如影片头两本,为了让观众很快进入主人公的生活氛围,加了些能够表现北京底层生活的环境音响。镜头跟拍时,泉子路过的每家屋内都传出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注意到土洋结合,有新闻广播,有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有宣传传统伦理观念的老白玉霜的评剧段子、京韵大鼓和方大妈家电视里的评书。为了增加影片真实性的魅力,我们用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而且用冯巩的相声干脆点明这是龙年。由于点得很实,观众就觉得很可信。采景时,我们看到东城火车道两旁搭了许多简陋的平房,就把李慧泉家与铁道组接起来。一来可表现他居住的环境特点——火车站旁的穷人区;二是火车驶过的隆隆声,不仅丰富了环境音响,而且有助于人物的心理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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