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解放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有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甚至国际意义。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时为解放军三野参谋长、参与解放上海的张震在回忆录中也强调:
解放大上海是渡江战役的最后一战,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役。如果说,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适时地转入战略追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南北朝”的企图,那么,淞沪战役则为这场京沪杭大会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4月24日,在渡江作战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总前委在致粟裕、张震的电文中指出:“应掌握八、九、十三个兵团的主力加以整顿,选择适当地点形成对上海之战略包围。上海可能和平接收,亦可能经过战斗,故应作各种准备。”
解放上海提上日程。
随着国民党军的节节溃败,中央军委于4月27日致电总前委:“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考虑到假如美舰撤走以及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打仗、腹背杭州受到解放军威胁等因素,指出“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之可能”,为了多有一些时间准备,“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促)进入上海”,要求前方军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4月28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总前委,指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www.xing528.com)
以上两则电文,反映出中央军委在上海战役打响之前,衡量上海的解放方式可能是和平方式。因此,为了争取接收上海的充裕时间,尽量不要过分迫近上海,以免刺激国民党守军。
争取时间以利接管的充分准备,是暂时不进攻上海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军事上的考量因素是为了确保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能够完全彻底歼灭国民党守军。总前委于4月28日电文中指出,“现蒋贼已亲到上海组织防御,可能乘我混乱组织反击”,因此,“争取一礼拜到十天的休息,然后再作沪杭作战”。其他因素诸如,“就政治上说,我们很多重要准备都没作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据说薛暮桥处很难交涉到车厢)不能及时赶到,煤的问题因缺乏运输工具则更难克服”;粮食方面,“上海还不知道有无存粮”;部队方面,“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这些也是中央军委推迟进攻上海的因素。
其他因素如部队疲劳、建制调整、补充粮弹等,据时任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分析,这些都是次要的因素。之所以推迟解放,“主要是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是国际上的问题,要作充分准备!”叶飞指出,“第一,解放上海,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实行直接武装干涉呢?这个危险的确是存在的。”“因此,解放上海时,必须把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估计在内。所以,解放上海之战,从军事上说,主要不只是对付国民党军坚固的永久设防城市的问题,还必须有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准备。上海之战的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首先在于此。”“第二,解放上海,必须完整保存这个城市,不至受到破坏。”“第三,解放上海,必须把这个全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亚洲的第一大城市接收好、管理好。”
经过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指战员的深思熟虑,“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被确立为攻打上海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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