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上海战略：胜利纪实

1949年4月29日，蒋介石与汤恩伯、林蔚、郭忏等讨论上海防务问题，他在日记中记道：“以政略与战略论我之应在上海与‘匪’周旋，使‘匪’注力于此，而变换其向华南闽粤进犯之目标，对内政外交亦比较有利，惟上海经济之纷乱与社会之复杂现象，可说世无其匹，诚有不可思议之感，惟此一点，应做合理解决，方可使上海军事能为全局之转机，不然决难达成任务也。”

蒋介石从政略与战略两方面来衡量上海防务的位置。在军事上，蒋介石希望通过吸引解放军主力于上海，避免或者拖延解放军剑指华南闽粤的时间，这应该就是蒋介石的所谓战略衡量。

关于政略方面，应从国内与国际两方面来予以考量。

国内方面，此时关于江防重点的争执主要在桂系与蒋介石系之间展开。1949年元旦，桂系成功利用国内外形势“逼宫”蒋介石，使其宣布下野。

蒋下野之后，桂系开始将自己的江防安排付诸实施。桂系的安排是一方面政治上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控制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命其军队，赶赴南京”，利用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若善加利用，‘共军赤（匪）’未必可以飞渡长江”，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战略目的。因此，白崇禧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加强长江防线的布置。桂系“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国防部的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这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李宗仁都认为十分妥洽。

此一方案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1月18日，汤恩伯提出江防的腹案，否决了蔡文治的方案：以江防线阻止共军，并以上海为决战及掩护军队物资转移要区，依徽州附近部队之策应，向浙赣线转移。汤强调，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等地是共军主力渡江地区，国民党即使集中兵力也无法阻止共军渡江；江防线一旦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大军转移困难。而苏南则较容易，尚有另策后图之自由。因此，应将国军主力配备于南京以东以南地区。蒋介石最终同意了汤恩伯的意见。

蒋桂江防之争此时的焦点在于防守的重点是放在南京周边还是以上海为中心，这关系到蒋桂各自的政略实施。桂系在政略上为了树立自己的中心地位，为实现“划江而治”，对长江的防守较为积极，强调固守南京，以确保政统于不坠。蒋介石为了搞垮桂系，阻止和谈成功，实施了“重沪轻江”的策略。

国际方面，1949年的世界格局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的冷战格局。自诩归属于“自由世界”的国民党政权，面对此刻风雨飘摇的境地，更加关注世界局势，将政权的存亡捆绑在世界大势的演变上。侯镜如等人认为，蒋介石的京沪杭作战方针之所以以淞沪为核心，坚守淞沪，其如意算盘之一是“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另外的意图是拖延时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幻想在美国的保护下，重新统治中国”，并给出了蒋经国的讲话以作证实。蒋经国曾经估计1950年一定会发生世界大战，他说：“麦克阿瑟曾经表示，只要国民党能支撑一年，美国一定会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后来蒋介石亲到上海视察，对官兵讲话也一再强调上述的看法。汤恩伯也在对交警总队训话时强调：“总裁指示我们要决心坚守上海六个月，上海是个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直接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国际共产党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

此时有哪些因素让蒋介石觉得只要坚守6个月，美国就会援助中国？这是基于宣传的策略还是实际因素的考量？(www.xing528.com)

3月19日，在蒋介石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十八日，北大西洋同盟公约已经公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进迫一大步矣。不久俄国必将宣布东欧同盟公约，甚至宣布共产国际同盟乎。”不得不说，蒋介石这一判断有其预见性。不过在时间上出现了局部偏差，苏联成立华沙条约组织的时间在6年之后，这点超出了蒋介石的意料。3月2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蒋再次分析：“北大西洋同盟会约，公布了世界两大壁垒无法泯灭，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说已经开始。此一压力，俄国如不能忍受，则或再取和平攻势以玩弄美国，延缓时间，亦未可知。但此亦不过一时之手段，决不能持久不发，根本改善耳。”蒋介石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依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后，美国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却忽略了美国此时基于美苏的战略均衡，并无意发动大战以解决共产主义的存在。此一判断，亦可看作蒋介石病急乱投医，试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心态。

果然一个星期后，美国政府的作为令蒋深感失望：“北大西洋同盟公约公布，东、西集团壁垒显明，中共‘共匪’且明白宣布其追随俄国，反对西方美国集团；而美国对华政策仍顽固不化，以坐视‘共匪’之坐大扩展，对其盟邦共同患难之政府，不愿为之援手。但余信公道自在人心，其民众必不容其政府无道不智至极也。”对美政府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4月2日的反省录中，蒋介石气愤已极，直接开骂美国之对华政策：“中共已明白宣布，其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决随俄国对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作战，未知美国作何感想。中共对美如此侮辱，岂果毫不动心乎。马歇尔之误美害华，养成世界莫大之祸患，而又不自知其耻辱与咎累，是诚无心肝之妄人也。”

此时的蒋介石对局势的观察和判断呈现出希望与失望交织的心态。一方面，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或者已经发生，美苏之间必将发生战争，国民党政府必将在此大战后获得美国援助从而获得生存；另外一方面，鉴于美国逐步退出国共内战的对华政策，感觉失望之至，除了予以日记中的谴责与谩骂之后，却又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却又不甘。世界大势的演变以及美国的介入，成为国民党政权存亡系于一线的唯一指望。“南京沦陷之日，俄国即对美国提议解除柏林封锁之交涉，美国政府居然以俄为有诚意，有喜出望外之感，殊不知其太平洋上之惟一之邻国沦亡，即为其太平洋之威胁，招致无穷之后患。”此时的蒋介石对于美国介入国共之争，应早已知道无望。所谓只要坚守6个月，美国就会援助中国，纯粹为蒋介石的宣传策略，画饼充饥而已。

既然美国不可靠，蒋介石将目光转移到了现实中的上海防务和国民党士气的提升上。

5月23日，蒋介石特地作函上海师长以上各将领之奖函数十封，“告以共军全力进攻淞沪，赖诸同志团结全军，坚强奋斗，能痛创共军为党国争光。特犒赏前方官长每人银元五元，士兵二元，并代为慰劳，有特殊勋绩之官兵，应查明报请奖励。”现金白银的犒赏之外，蒋介石还不断亲自指示机宜，5月25日指示蒋经国赴沪转告汤恩伯上海撤守机宜：“缩短原定战线后，再图安全撤退，但先生认为，如能固守，仍应不撤，并告其撤退时，武器与物资如来不及后运，亦应设法毁灭，绝不使落于共军，为其宣传。此比战胜更为重要。”蒋介石的这一指示，因解放军炮火威胁江湾机场以及汤恩伯已经躲在吴淞口船上指挥，导致飞机不能降落，蒋经国未能转达这一蒋介石指示。

5月26日，蒋介石再次电示机宜：“如果上海不得已而撤退时，应由吾弟名义，对中外发表一简短宣言，大意谓此次上海‘剿共’之战，‘共匪’被国军灭者可数者足有六个军以上，而其伤亡总数不下十万人。国军以打击‘共匪’之目的已经达成，而又不愿我人民在市区内因作战而遭受无谓之牺牲，故决放弃在市区内战争，乃依照预定计划，实行撤退，以期从事整补后再与‘共匪’来决最后之胜负，以完成我国军消灭‘赤祸’，复兴民族，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惟望上海全市同胞，勿为‘共匪’所威胁，坚持反共之决心，勿与‘共匪’合作。”

字里行间，欺骗与威胁并存。即使面对失败，却不忘记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此时的蒋介石面对解放军的强烈攻势，再也不提坚守上海6个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