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弃守与渡江胜利：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分歧

早在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向蒋介石提议首都南迁：“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具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秘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

11月中旬，随着黄百韬的第七兵团、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相继被围，国民政府内部对于南京的安危已经议论纷纷。徐州为南京的门户，国民政府设想徐州战役的战略构想就是“固守徐州，保卫南京门户”。徐州一旦失守，江南重镇便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威胁之下。迁都与否提上了蒋介石的工作日程。

1948年11月19日，蒋介石约见邵力子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党政干部，商讨时局与应付方针。与会者谈及迁都一事，谈及政府迁徙之事。有人虑及迁都会导致人心涣散，蒋介石对此强调：“余答其中心不是首都城区，而仅系余之一人也，余在世一日，即反共到底，则余何地即中心所在，不必以迁都与否为虑，更不必以南京之得失为意也。”蒋介石这番话，姿态颇高，也只可作为心理战看待，并非其真心实意。随着战局的恶化，此一姿态开始扭转。

11月28日，蒋以淮海战役日趋紧急，南京安危迫在眉睫，不得不预做准备，尤其是各国使节之安全问题，须安排妥当，因此致电广东省主席宋子文，促使其从香港返回广东，从事准备工作。12月1日，在申明不迁都的同时，行政院通过了《疏散南京公务员眷属办法》。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桂系的“逼宫”之下，宣布下野。总统府换了主人，变成了李宗仁。面对解放军不断南下，明确要求解放全中国的现实，蒋桂都开始将自己的江防安排付诸实施。(www.xing528.com)

桂系的安排是一方面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控制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利用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若善加利用，共军‘赤（匪）’未必可以飞渡长江”，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战略目的。因此，白崇禧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命其军队，赶赴南京”。另一方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西柏坡、北平去叩开“和谈”之门。

在制定江防计划时，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这一“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的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李宗仁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蒋介石授意下，基于“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均系‘匪’主力渡江区域，我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长久阻‘匪’渡江及有利决战。一旦江防突破，皖南交通不便，大军之转移困难；苏南则较容易，尚有另策后图之自由。因此，我军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以南”这一方案，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江防重点，以淞沪为核心，“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基于此对于南京的防守，国民党军布置如下：在南京成立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为张耀明。以两个交通总队和一些警察宪兵部队部署在南京市中心；以刘秉哲的28军部署在以南京为中心的上下江岸；以陈沛的45军一部置于南京外围，主力作为机动；另外在南京上游的安徽当涂沿江上下部署了罗贤达的66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