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代总统此时面临的时局是极为糟糕的。军事上，1948年开始的淮海战役此时已结束，人民解放军的全盘胜利已成定局。南京、上海等地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在南京国民政府上空。军事上吃了败仗，解决的方案必须而且只能转向政治解决。于是，和谈的呼声日渐甚嚣尘上。外间盛传的逼宫斗士白崇禧，就是打着“言和”的旗帜逼迫一向主战却又在军事上一败涂地的蒋介石下野的。随着蒋退李上，国民党内和平的绊脚石似乎已经被搬走，下一步是该如何与中共方面取得切实联系，展开谈判行动。
先看国民党方面亮出的底牌。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意在与共产党“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了“和谈”的几项所谓原则。蒋介石提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与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字面意思冠冕堂皇，事实上这是蒋介石列出的和谈五项条件，其主旨在于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法统”和军队。蒋介石的“和谈”是一种策略，即打起“和平”的旗帜争取人心，获得舆论的支持，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军事上争得喘息的时间，以免遭到彻底覆灭。
在取代蒋介石的总统职位后，作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基于自身的考虑，于1月22日发布了“谋求和平文告”：
总统蒋公决然引退，宗仁怀于救国救民之义，出膺艰矩。目前国家与人民所遭受战争之痛苦，已至不堪忍受之程度，弥战谋和，实为全国一致之呼声。宗仁当兹视事之初，原味我全国同胞告者：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此一任务，明知异常艰巨，但为国家为人民，宗仁必竭尽一切努力以赴，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国家能早日步入和平建设之坦途，宗仁个人进退，绝不计及，耿耿此心，应为全国同胞所共鉴。
除了发表声明之外，李宗仁还派遣甘介侯前往上海，会晤宋庆龄、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人共商和平大计。此外还采取了部分措施，以示诚意：
1.全国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2.取消全国戒严令；
3.撤销戡建大队交国防部安置；
4.释放各地政治犯；
5.恢复一切在“戡乱”期间因与“戡乱”法令抵触而查封之报刊；
6.取消各地特种法庭；
7.废止一切特刑法庭；
8.停止特务活动，人民非依法令不得逮捕。
另外，行政院会议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为代表，以邵力子为首席。后来因为中共反对彭昭贤、钟天心等为代表，行政院于3月24日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和谈代表。(www.xing528.com)
取代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何应钦在向立法院的报告中，强调“非争取和平不足以保全国本”，政治方针的首条原则即是“建立国家的和平统一，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努力实现全面和平”。取得和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新一届内阁的共识。
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李宗仁政府制定了对中共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中共提议划江而治”；“不能全面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的基础”。李宗仁对准备派出的谈判代表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为此，李宗仁政府拟定了最后退让的“原则性限度”和谈腹案九条，作为国民党代表到北平谈判的依据。该腹案的基本要点包括如下：
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制定新宪法时南京政府应有相当比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应与前项合并讨论。
四、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至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须另行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定实施条例办法。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定实施条例办法。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会议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应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谈判开始前，就地停战。
综观李宗仁的和谈腹案九条，与中共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八条，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是“对中共八条中的每一条讨价还价，而其要害则是要中共就地停战，以使国民党保有江南地区，将来与中共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李宗仁也意识到，己方的谈判方案与中共坚持的八条相距甚远，因此没有直接公开作为和谈对案，改称腹案，作为内部掌握之用。
关于李宗仁主张谈判的目的，国民党自己总结得非常到位：“揆其目的，无非想利用时机，以倡导和平为饵，迎合久厌战乱的国人心里，并争取美国对其个人之支持，藉以巩固其政治地位，满足他的领袖欲。”
鉴于国民政府统治的山穷水尽之境况，3月24日完成改组的何应钦内阁第一次政务会议便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要求中共早日决定和谈的时间、地点，以便早日开始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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