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资产的形成渗透着国家意志。历史上，无论是农村合作化运动还是集体化运动，都是国家为了推动城市工业化进程而主导的。在互助组阶段，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农民个人。随后，为了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互助组逐渐向农业合作社发展。在初级社阶段，土地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个人所有，但使用权有所限制，由合作社统一安排，其性质被界定为“半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必须归集体所有，因此成立了高级社。在该阶段，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成为集体公有财产，农民的分配基础是其所投入的劳动，集体资产逐步形成。随后，在提高公有化水平的方针的指导下，农村合作化运动异化成集体化运动，实现了资产集体化。[77]人民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并具有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的双重身份，即“政社合一”，此阶段政府作为当家人直接管理集体资产，国家权力在集体中达到巅峰，基本上无所不能管。之后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中，政府对于集体资产的控制权有所减弱，但依然占据强势地位。例如199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其中第（三）项明确了各级政府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领导地位以及各部门的分工。再如1992年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意见》中提到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在一些地方性规定中，如1993年《北京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199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也体现了政府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监管。可见，集体资产自形成之日起就伴随着政府的监管。
此外，长期习惯于“集体”生活的农民往往欠缺管理集体资产的主动意识和能力，因而需要政府帮他们看管好集体资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依赖政府的惯性，使得农民认为政府监管集体资产是顺理成章的，政府对集体资产的监管形成了一种为多数人接受与认可的传统。农民对政府有着强烈的信赖与依赖，这种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是现阶段政府监管农村集体资产不可忽视的正当性基础之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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