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动力：从农民到股民

除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也有些落后贫穷的地区因为“穷怕了”，进而在能人型领导人的倡导之下，奋发图强，看准投资或者发展的领域，通过合理的制度将社区内村民手中闲散的资金、自有的生产资料整合起来，进行规模经营，最终带来丰厚的利润。

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深圳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34]，该村庄素以穷困著称，受不住煎熬的万丰年轻人纷纷背井离乡，青壮年劳动力急剧下降，劳动力的缺乏使原本不发达的集体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与前面提到的广州市天河区登峰村以及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不同，万丰村地理位置不佳，不靠山不靠海，离出入城市的主干高速公路也有一定的距离。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万丰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从1984年开始，在能人型领导人潘强恩的组织指导下，万丰村开始从村民手中募集资金，通过股份制兴建实业。1984年初创阶段，万丰村对村民认购的股份采取保本保息的制度，定期5年，5年后退留自由。企业的利润三七分成，30%提留集体，70%作为股份分红，共筹集到资金25万元建立了万丰工业邨，与外商合作从事“三来一补”的生产经营。股份合作的第一年该企业盈利，每个股东获得了25%的红利，村民入股热情大大增加。1985年，为了改变原有制度中股东与企业仅共享收益不分担风险的问题，万丰村开始实行不保本不保息、按股分红的制度。前50年以企业纯利润的70%对股东进行分红，50年后企业不退股，所有资产归集体所有。这种方式受到了村民的欢迎，到1985年，村民入股金额达75万元。1986年，万丰村继续将原有的村办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企业，吸引村民投资。1987年，为了照顾无法出资的贫困家庭，缩小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万丰村成立了扶贫性质的万丰全民公司，集体贷款400万元提供给没有参股的村民进行投资入股，使1800多户万丰村村民成了股东。[35]1991年8月，万丰村在与村民协商的基础上将原有的20个生产小队重组成五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万丰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联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和股份经济合作联社既承担行政职能又作为经济实体参与市场活动。[36]截至1992年，万丰村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建立起了实用五金电器制品厂、伟丰制衣厂等45个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大部分村民不仅是股东还是企业内的劳动者，万丰村的村民收入来源分成两部分：一是按劳分配的工资收入，二是参股集体企业的红利收入。农民作为股民真正走上了改善生活的富裕之路。另外，由集体提留的每年30%的分红主要用于集体的福利性支出，如雇佣保安联防队、修建公路、为村民提供医疗保障、奖励考上大学的本村学子、为村民订阅报刊、安装电话天然气等。截至1994年底，该村的万丰（集团）公司的总资产达7亿多元，拥有100多万平万米的厂房和宿舍，年创汇1亿多港元；全年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37]在同时期，万丰村村民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的村民，万丰模式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较为成功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实践。[38](www.xing528.com)

除了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万丰模式，还有不少地区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出现也是源于穷则思变的动力。[39]这一类希望通过村民共同出资兴办企业走出贫困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与化被动城市为主动城市化的城乡接合部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有一定的区别，其多存在于集体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历史上积累的集体资产体量较小，资产量化工作比较容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