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社区：科菲·安南对21世纪全球问题的挑战

日本裔历史学家入江昭在2002年认为，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向一个“全球社区”。他的观察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与国家、企业的网络化重要性增大。随着冷战结束，这种网络化得以呈现出新的规模。

自1997年起开始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成为正在形成的全球社区的代言人。2000年9月，他让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在接下来的15年内减少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并赋予妇女权力，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做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和制定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人们为这些重大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和标杆。例如，到2015年应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世界为之赞叹：联合国再次出现，而且它相信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它完全依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将社会与经济发展视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并准备——完全像1945年《序言》所说的那样——“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科菲·安南宣布，消除贫穷与疾病要求国家、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但千年之交的厚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人们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认真的努力，也有了成绩。但是这些目标没有完全也没有以均等的方式实现。非洲的表现普遍来说不如亚洲广大地区。

在千年之交前的最后十年里，联合国再次加大了对维和的投入。在中美的厄瓜多尔和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及纳米比亚，联合国蓝盔部队得以成功地帮助平息了流血内战。但几次引起轰动的失败给成就蒙上了阴影。比如1994年联合国蓝盔部队在非洲卢旺达对数十万人遭到难以想象的种族屠杀袖手旁观。一年后，在欧洲腹地，他们成为8000名波斯尼亚人在斯雷布雷尼察被杀戮的目击者，但却没有干预。在索马里，联合国士兵有两次作战行动，但却未能为民众带来安全。因此，很快联合国内部就对自身能力的极限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看起来，蓝盔部队只能将愿意停火的敌对军队分开。当大多数暴徒同意时它可以帮助确保和平。但比这样的“维和”更困难的是在要违背作战各方的意愿结束战斗时，当参与的不止两方时就更是如此。这样的“维和”需要资金、精良的部队和明确并且现实的使命——所有这些联合国安理会都无法有效地提供，而且联合国也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更困难的是带来长久的和平。对这样的“维和”而言，人们必须减小冲突的影响，特别是消除冲突的根源。

千年发展目标和蓝盔行动显示，随着冷战结束，联合国的重要性增大并变得更具行动能力。在安理会里投否决票进行阻挠成了例外。但是安理会要处理的暴力冲突的数量增多了。遗憾的是，世界在东西方冲突结束后并没有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地方。2001年联合国及秘书长科菲·安南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感谢致辞中，安南指出“未来三个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减少冲突和促进民主”。对于个别国家阻挠联合国发挥深远影响的行为，安南强调说，“和平不仅属于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也属于这些社区的每一个成员。国家主权不能再被用作严重侵犯人权的挡箭牌”。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下面这点没能取得成功——从纽约建立起某种为了所有人福祉的世界政府，必要情况下它不会理会国家的主权。

这有多种原因。首先，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在乔治·W.布什总统领导下自2001年起给予国家利益以更大的重视，超过了对国家组成的全球社区的投入。俄罗斯和中国效仿了这一做法。自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遇袭以来，反恐在很多国家都居于优先地位。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与刚果以及非洲其他地方的冲突一样，都导致了庞大的难民潮。他们对联合国、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民间社会构成了挑战。但是联合国资金短缺限制了它的作为。此外，它不具备自身工作所需的职权。每当它请求成员国出兵和出资维和时，这点就显现出来。它由很多偶尔会阻碍它工作的下属组织组成。但它尤其依赖于成员国的善意，而这并非总是十分充足。(www.xing528.com)

尽管有着上述困难，至少，自从有联合国以来不再有世界大战发生。与国际联盟时期不同，所有有影响的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但是我们目前已经能够看到的21世纪全球问题（气候变化、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国家崩溃、战争与恐怖主义）仅靠联合国无法解决。

相信到了本书的最后，这点并不会令读者感到惊讶。关键的总是在不利条件下奋勇前进的很多人和拥有权力的少数人。但是拥有权力者大多不会带来他们原本争取的东西，因为世界比他们想的更复杂。历史不是接力赛，不是英雄们的跑酷。即便在未来，英雄也不会拯救世界，明确的方向和方针极少能获得当权者所期待的成功。许多人受制于当权者破产的梦想、愿景、计划和方针，他们无尽的痛苦贯穿了本书。

人们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化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加剧，而世界却没有变得更加公平。有着不同经历、不同历史的人们生活在21世纪的世界里。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进步史或者是现代化历史。从长崎、北京、德里、希杰拜、基卢瓦、海地或开罗的角度看，历史的讲法与纽约或柏林是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的历史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着很多人的希望、计划和接下来的举措，而这些人将塑造未来。

我们还面临着讲述一个同一的21世纪世界史的任务。本书让人们看到了许许多多色彩缤纷、交织在一起的长长短短的线，它们在历史的地毯里连接在一起。目前几乎不可能做得更多了，因为我们对于很多历史还知之甚少，因为简短介绍的尝试受到传统和世界观的强烈影响，这些也影响着来自不同地区与文化的历史学家。但这或许也不是坏事。人们所来源于的以及可追溯的完全不同的过去可能会造成误解，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的话。如果我们对它们进行研究、讲述和比较，它们就可能成为机遇。它们丰富了历史为我们活着的人所准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