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到绿色和平组织：二战之后的世界历史

《联合国宪章》在1945年7月26日——日本投降之前就已于圣弗朗西斯科签署。1万人出席了这场耗资2500万美元的成立会议。它们全部都是曾经向所谓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宣战的国家，它们在会议开始时强调，“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它们相信“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它们承诺“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以及“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维护和平、尊重人权、遵守国际法以及进步和所有人之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这是联合国最初的四个目标。它与1919年国际联盟的目标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联合国接收了国际联盟的人员，以及包括大会、委员会和秘书处在内的架构和ILO等组织。但是创立者想要一个更加积极、更具执行能力的架构。因此委员会（现在叫作安理会）获得了比每个国家都有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更加有力的地位。最重要的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否决权。它应当避免大国的退出。大国应当共同为和平、人权和国际法承担起责任，并且不得逃避责任。

为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它应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进行监督，但是这三个机构很快就变得相对独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负责儿童救援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工作，目前它们同样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行动。此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负责协调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对它们来说，理事会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为它们带来国际承认与法律保障。

纽约成为联合国的总部。很多国家拒绝回到日内瓦，人们以此来强调这是不同于国际联盟的新开端。此外，它也应避免美国像1919年那样退出世界政坛。尽管美国在关于总部地点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但它愿意承担责任并守护联合国。然而很快组织就陷入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冷战旋涡当中，冷战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两个大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可以使用否决权阻挠决议。它们动用否决权的次数非常可观。幸运的是，这并不是针对所有领域。像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出人意料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里，五个大国的利益一致，因为该机构旨在推动和平使用核能，同时防止核武器扩散。自20世纪50年代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仅有的正式的核国家，而且它们也希望这样保持下去。最初计划的军事参谋团最终名不副实同样符合五个大国的共同利益。它应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那样的话联合国就会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但是大国中没人希望再有另外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至今，联合国在要进行军事行动时都不得不请求成员国出兵。他们统一戴上蓝盔作为标识。

除了这些成为例外的合作，美国和苏联经常令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成了上演冲突的地方，而不是解决冲突的地方。没有人会羡慕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寻求妥协。再加上越来越多的组织并入，特别是并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如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批组织和另外三地（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的组织很快就获得的名字，这个“联合国大家庭”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一目了然。在这里保持全局观并令五个大国保持好心情被视为“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因此，很多联合国秘书长对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直到东西对峙在20世纪90年代结束之后，安理会内部才有了更多的变化，联合国才得以以新的方式发挥政治作用。与此相对应，来自埃及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1992—1996）以及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1997—2006）也成为世界级的政治家。

对非政府组织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安理会都没有什么生气并没有那么重要。它们在重大政策上与联合国大家庭的不同组织合作：除UNICEF和WHO之外，也尤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难民组织（IRO），以及后来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合作。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务实层面是最厉害的，因为制度的对立并不总是也从来没有完全影响到它。

自20世纪50年代起，联合国关注的不再主要是欧洲，而是主要关注欧洲殖民国家撤出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援助”比我们在《沃尔特湖》那章所看到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的紧急援助更加长久。但是超级大国也利用这些发展援助扩大其势力范围。大有可为的非洲和亚洲年轻人受邀到美国、苏联及其盟国逗留。但从亚洲和非洲看来，情况似乎更多姿多彩一些。除超级大国的代表之外，当地还有来自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有些与宗教有关，有些则没有。所有人都对亚洲和非洲的未来有着自己的构想。随着时间流逝，结盟产生又消失。非洲和亚洲的经验也改变了欧洲和北美。自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在那里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www.xing528.com)

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增多。这与冷战形势缓和有关，它使得人们有可能跨越僵化死板的阵线进行接触。此外联合国在1961年提出了“发展十年”的口号，并由此大大推动了各种倡议的出现。日本成立了“奥伊斯嘉国际组织”（OISCA International），一个希望为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投入发展援助做好准备的慈善（人道主义）组织。1964年，首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它演变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大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它的总部位于日内瓦，旨在推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并致力于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1961年大赦国际成立。英国律师彼得·本南森最初在伦敦启动了一个援助政治犯的行动，它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变得国际化和专业化。它是一项草根运动，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组织，密切关注当地以及世界各地的政治犯状况。整体而言，它们同时又是一个以人权为议题的国际政治游说集团。对在发展议题之外人权议题也变得重要的时期而言，这很具有代表性。有时这两个议题也会结合在一起：非洲和亚洲国家在1972年要求人有发展的权利。这两个议题在民间社会也变得重要：除大赦国际外还成立了很多以人权为议题的组织和倡议行动。

1970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在温哥华成立。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分子抗议进行核试验，后来也致力于其他环境议题。与大赦国际不同，绿色和平组织是从小组活跃分子采取媒体效果很好的行动开始的：渔船和快艇试图闯入军事封锁区阻挠核试验，救生筏阻挠船只向北海倾倒稀酸。反响是巨大的。绿色和平组织也变得国际化，但它继续致力于直接和吸引眼球的活动。总的来说，环境、核能与和平是20世纪70年代数量再度迅速增长的非政府组织的重大议题。但是很多新的组织也致力于平权运动：女权、同性恋权利、原住民（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毛利人、萨米人）权利、残障人士权利。在此之前的精英们在谈到人权与公民权利时对社会的视野是多么狭隘啊！

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对政府和政界、经济界的大佬们存在着巨大的不信任。这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损失巨大的原因（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毫无意义），也有政府全权特别是在美国被滥用的原因。像绿色和平组织等新组织发动公众起来反对建制派，或者是试图形成新的公众，比方说通过新的报刊、出版社或者是电台。这些新的新闻形式中有些一直存续至今：像1978年在西柏林成立的联邦德国的《日报》，以及早它一年出版的女权杂志《埃玛》。

20世纪70年代涌现出新的非政府组织不只是西欧和北美的事。正如我们在《圣彼得堡》那章看到的，东方集团的人权分子也令他们的政府承受了压力。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出现了大量地方倡议活动，希望提供实际的帮助。很多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梦想的大跃进并未出现。世界经济偏离了轨道。贫困和暴力增多。有流亡运动，但同样也有草根运动，它们希望改善当地生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的数量增多了，跨境游客也有增长。国际关系不再是国家的特权，而是成为很多组织和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鉴于这种新的纷乱与漫无头绪，20世纪80年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猜忌消退并不奇怪。它让位给了活跃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宗教组织和工会的并非总是毫无冲突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