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46国际联盟：全球政府的崛起

和在百年前结束拿破仑战争一样，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艰难的任务。对此，战胜国，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是清楚的。因此，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委托人员对维也纳会议进行历史研究，以便为即将在巴黎凡尔赛进行的谈判寻找可效仿的典范。但是凡尔赛不是维也纳。这里跳的舞少了，谈的、写的更多了。在将民主写入宪法的战胜国，国际公众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政治家在深思熟虑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它改变了活动的余地，比方说在对待战败国上。参会的国家多出了很多：从波兰到希腊的中东欧国家和从危地马拉到秘鲁的中南美国家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积极参与了讨论。日本作为大国得到承认。但美国国会在1920年却拒绝批准条约。这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十四点计划”——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并以一个普遍的国家联盟想法为顶峰的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秩序的构想——令美国于1917年加入战争合法化。该计划对凡尔赛谈判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导致了国际联盟的成立，它继承了欧洲协调的遗产，但是它更国际化、组织化并且法制化。可是没有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参与，这个联盟有多大的价值呢？

与1815年的维也纳不同，并非所有强国都参加了1918/19年的凡尔赛和会。德国人作为主观认为的战争的主要罪魁祸首未被获准参与谈判。他们直到1926年才加入国际联盟。年轻的苏联没有被视为国家，而是被视为革命者对国际社会的拒绝。它直到1934年斯大林执政时期才加入国际联盟。这时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已经退出了。意大利在1937年退出国际联盟。世界政府的伟大想法因为它依赖所有参与者统治与被统治的意愿而受到损害。

因此，国际联盟常常被视作一个理想主义的独创，它在风景如画的日内瓦总部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却没有产生很大作用。但这是错误的。当然“一战”结束20年后又发生了“二战”。也就是说，国际联盟没能履行它通过各国人民的商讨长期确保和平的主要任务。但是，另外一个组织方式不同的联盟是否就能阻挡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过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国际联盟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毫无权力，但是它对《凡尔赛条约》的实际执行有着重要的职责。它为魏玛共和国与其前西部作战对手法国及英国和解提供了一个框架。它协调了尤其是亚洲与北非去殖民地化的初步举措——而且比这些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所宣称的做得更好。但是国际联盟尤其担当了组织起某种世界政府的任务，后者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就已经勾勒好了。而且它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家园，后者的数量自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00年以来迅速增多。(www.xing528.com)

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国际联盟的下属机构，它制定了劳动法和劳工保护规范。这方面往往有源自战前时期的理想主义的初步研究，此时它们要么被运用到艰苦的谈判当中，要么就遭到了摒弃。一位难民问题高级专员十分关心欧洲大量失去家园者的法律保障。高级专员弗里乔夫·南森因为他的“南森护照”（为无国籍者和流亡者确保其在逗留国家的基本权利的证件）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里有医疗卫生、知识合作和儿童权利的组织。还没有正式加入或不再属于国际联盟的国家也在这里参与合作。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也在这里与政府代表合作。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理想主义声明被付诸实践。国际联盟的大多数下属组织在1945年后被转至联合国并非偶然。它们很重要。联合国以及20世纪50年代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在国际联盟积累了最初的职业经验。

随着国际联盟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也进一步增多。1929年出版的国际组织手册中的一个目录称数量有478个，到1932年再版时又增加了82个。世界大战没有摧毁国际组织，只是改变了它们：它们变得更加着眼于实际，并与官方机构、政府和国际联盟等政府间组织联成网络。非政府组织也变得更加全球化。它们当中有很多此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都有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偶尔会被称作是“旧欧洲的衰落”。但人们也可以采用更为积极的表述：1918年后，欧洲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世界社会的理念。当“二战”爆发时，国际联盟的大部分官员以及很多非政府组织代表从日内瓦逃走，因为他们担心德国入侵。大多数人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