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瓦米·恩克鲁玛：崛起与沉沦-《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

20世纪中期的黄金海岸是一个充斥了很多紧张关系、十分活跃的社会。在世界市场和可扩展的政治结构背景下，很多非洲人和非常少量的欧洲人寻找并也找到了他们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经济理论学家将黄金海岸像其他所有非洲殖民地一样都归入了“前现代化”或者是“传统”的范畴，并认为按照英美或苏联模式由外界发起的工业化动力是改变其劣势的良方，这的确令人惊讶。不那么令人惊讶的是非洲人也相信了这个故事。非洲独立政治家通常认同其宗主国的见识和眼界。他们大多上的是基督教学校，后来去了英国、法国或者美国的大学。

克瓦米·恩克鲁玛（1909年出生）——加纳的首位国家领导人最早也是上了旨在传教的学校，后来在1926年到阿克拉去读了一个教师课程，1930年成为教师，1931年成为阿克西玛（Aksima）一家天主教小学的校长——当时他22岁。四年后，他远赴美国学习。亲戚为他支付了船费，他靠洗碗和帮佣来支付大学生活的费用。恩克鲁玛获得了经济学、社会学和神学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学的硕士学位。任何可以拿到手中的东西他都会读都会学。他投身泛非运动，将美国、加勒比地区和西非的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他们讨论非洲人的本质、种族法和美国、加勒比地区司空见惯的种族主义，以及西非的殖民主义。恩克鲁玛发表演讲，第一次引起了轰动。“二战”结束后，他来到伦敦攻读他的博士学位，这也是为了距离英帝国的政治发展更近一些。他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巧妙地将其与泛非运动联系在一起。1947年恩克鲁玛回到加纳。

邀请他的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沿海城市的商人在为他们的政治平台寻找一位秘书长。他们想要更多的自治：一方面是对殖民地管理机构，另一方面是对内陆的酋长。视野范围内的远期目标是政治自治，而这方面的机会是非常好的。可可价格上涨，生意欣欣向荣。总督艾伦·伯恩斯于1946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给非洲人以更大的政治权利。这背后是伦敦殖民部的战略变化。面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束（第三个去殖民化浪潮）和西亚十分不确定的前景（第四个去殖化浪潮），伦敦第一次详细规划了非洲殖民地的未来。和法国一样，英国也设想了一个新式的非洲帝国。它应当是将世界大国地位让渡给美国和苏联的补偿。它应当显示，英国人对于发展的目标是认真的。英国辖下的非洲应当在一到两代人之内独立但仍保持英式风格。因为非洲人——英国人想——会感激英国人建造了铁路、学校，感激他们的民主机构所树立的榜样。

然而不管是英国人还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的政治精英们都没有正确估计国内的氛围。它比经济形势还要糟。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在城市里无所事事。这些“阳台男孩”不愿再回到农村，但在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二战”老兵要求为他们所受的苦难做出更好的赔偿。可可种植者反抗他们的营销委员会，因为它强迫他们大量砍伐染病的树木。委员会负责人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根治这种病。相反，农民因为在上面投了钱，只要还可以的话他们就希望利用染病的树。

克瓦米·恩克鲁玛“立即自治！”的口号将不满者聚集在一起。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不满者可以相信，当非洲人——而且是适当的非洲人坐到权力的方向盘前时，一切会变得更好。作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的秘书长，恩克鲁玛十分繁忙。他传播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提醒人们注意他在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他找到接触平民、年轻人、弱势人群、认为自身利益既没有得到英国人也没有得到酋长或者是沿海商人代表的那些人的渠道。黄金海岸统一大会的精英骨干认为他们的秘书长已经失控，试图剥夺他的权力。恩克鲁玛索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大会人民党。他威胁总督，如果“立即自治”的要求得不到立刻和完全的兑现，他就会仿照印度进行非暴力抵抗。独立不能像英国人所宣称的那样是发展的结果。独立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并且必须在发展之前实现。恩克鲁玛遭到起诉，并在1950年入狱。他借此为大会人民党1951年的选举扮演了理想的受难者形象。大会人民党取得大胜，恩克鲁玛从狱中释放并被任命为总理。而5年前他还奔跑在伦敦的煤车后面为寒冷的房间捡拾煤块。

新政府资金充足。它有过去的储备，但尤其是可可的价格迅速上涨。营销委员会不把价格上涨的利润转交给种植者，因此销售价格的一半以上进入政府国库。恩克鲁玛与给了总理越来越大空间的英国总督阿登·克拉克一起，提出了一个国内现代化计划：公路、轨道交通、港口、供水、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得以建设。中小学生数量在1951—1957年间翻了一番。不久之后，其他年轻的非洲国家也推出了类似的计划：投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成为20世纪60年代非洲的特征。这些年轻的国家以更大的力度实施了英法帝国规划者在1945年后草拟的计划。沃尔特大坝的计划在此之前已经被束之高阁了很久。眼下恩克鲁玛将他的全部政治意志都投入到实现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计划上。

恩克鲁玛和他的党在1954年再次赢得了绝对多数。但是困难也显现出来。可可种植者感觉自己的收入被人骗走。作为稳定与传统的保障而十分受英国人看重的内陆酋长感觉自己遭到了恩克鲁玛及其“阳台男孩”的无视。庞大的国家投资主要对沿海地区有利，农民和酋长抱怨这些投资未给他们带来任何收入。对中饱私囊和腐败的指责开始出现。恩克鲁玛对此毫无反应，要么就不容许任何异议。他声称，种植者和酋长不团结一心，中饱私囊的指责来自不愿看到非洲人成功的叛国者。

1957年黄金海岸作为撒哈拉以南的首个非洲国家独立，自此更名为加纳。尽管困难已经十分明显，但人们普遍感到高兴。恩克鲁玛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要求国人改变他们的习惯和思维方式。(www.xing528.com)

我们不再是一个被殖民的民族，而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民族。我们希望由此建立一个受世界上所有国家尊重的国家……我们可以向世界证明，非洲人，如果给他机会，他就会向世界显示，他不是泛泛之辈。我们已经觉醒。我们不会再沉睡。从今天起世界上有了一种新非洲人。只要不与非洲的彻底自由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独立就没有意义。

今天，很难想象克瓦米·恩克鲁玛在非洲的崛起伴随了多少人的期望——甚至说是振奋鼓舞。西欧在20世纪50年代是个老人的年代：温斯顿·丘吉尔（1874年出生）在1951—1955年间统治英国，夏尔·戴高乐（1890年出生）在1944—1946年和1959—1969年间统治法国，在此期间他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幕后实权人物。康拉德·阿登纳（1876年出生）在1949—1963年间统治联邦德国，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年出生）是1953—1961年间的美国总统。此时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斯大林备忘录、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柏林危机。相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既不寒冷也不灰暗，而是年轻、丰富多彩并充满了乐观情绪的。克瓦米·恩克鲁玛就是它的象征。他的国家将推开整个非洲走向未来的大门。

在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的桌边，一位非洲黑人平等就座。但当加纳财长贝德马同年到美国磋商沃尔特湖的贷款问题时，一家咖啡馆因为他是有色人种而不愿为其提供服务。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美国遭到谴责。作为补偿，贝德马得到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会见并为大坝贷款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他也在莫斯科就援助进行了问询。恩克鲁玛和他的领导班子试图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玩一盘大棋。总理在国际舞台上以非洲希望与良知的形象出现，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争取对非洲独立与非洲统一的支持。他的部长们试图利用冷战中的大国竞争来为加纳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谁能把加纳拉到自己身边，谁就拥有了非洲。

与此同时，加纳自身则在不断地推进未来工程。反抗遭到了越来越暴力的打压。恩克鲁玛成为总统，再也没有了选举。国家失去了司法独立。反对派入狱。地方政党被禁，来自内陆的反对派被以这种方式禁言。媒体报道受到限制。而大会人民党的媒体高声歌颂他们“不朽的”总统。恩克鲁玛大谈黄金般灿烂的前景。但是，对于他是否认识到了总统府以外的现实的怀疑越来越多。国家的积蓄和可可繁荣带来的收益都被投入到沃尔特湖这样成本高昂的工业项目当中。但是经济理论学家所预言的积极的多米诺效应并未出现，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况也是类似。而恩克鲁玛身边的人却引人注目地迅速致富。随后可可价格大跌。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纳破产。在其他非洲国家，这一场景也以众多有时是温和一点儿的版本重复着。特别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景气年份欠下的债务再也无力偿还。大多数年轻的非洲国家负债累累。全球经济界失去了对非洲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充满了希望的大洲变成了危机地区。

换句话说，加纳未来工程的经济失败不只是恩克鲁玛个人的失败，而且他个人的失败也并非没有代表性。像他这样的非洲独立政治家对于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超过了对当地经济现实的理解。他们对于日常治理一无所知。作为在欧洲或北美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素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自己所统治的国家几乎毫无深入认识。如果说他们的政策失败了，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过于非洲化了，而是因为他们过于欧洲-北美化并且因此而不适合20世纪50年代的非洲形势。此外还有一个统治问题。恩克鲁玛这样的独立政治家赢得权力是因为他们在纷乱、乐观的觉醒年代在非洲知识分子的竞争中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崛起惊心动魄。但是他们的权力没有得到政党机构或者是广泛深远的关系网的保障。因此，他们采取了其他手段来维持权力：威胁反对者，犒赏支持者，尽可能地表现自身统治的辉煌。

20世纪60年代中期，恩克鲁玛在非洲以外也受到了孤立。他的泛非构想尤其遭到了亲法国家首脑的反对。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几乎没有散发出魅力，因为他在本国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1966年2月，在克瓦米·恩克鲁玛为数众多的一次海外访问期间，他被政变推翻。当时他正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军队从北面占领了首都阿克拉的战略要地。除总统卫队外没有出现任何抵抗，不管是阿克拉还是加纳的其他地方。叛军首领E.K.科托卡上校在电台讲话的开头这样说道：“环绕着恩克鲁玛的神话破灭了。”消息比客人更灵通的中国人仍友好地对恩克鲁玛进行了得体的正式接待。之后他们把蒙在鼓里的恩克鲁玛叫到一边告诉他，他的时代已经结束。恩克鲁玛流亡到了几内亚。1972年他因癌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