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前后引领新理念和产品的实验与研究

柏林——18世纪的后起之秀在1900年前后则代表了现代，就像伦敦和纽约那样。它是明亮的、快节奏的、熙熙攘攘的、肮脏的，并且到处是建筑工地。马克·吐温在1892年写道，柏林是“一个新城市，我所见过的最新的城市……城市的主体给人以这种印象，就好像它上周才建成似的”。

柏林的人口在1871—1905年间翻了一番还多，此时已经达到整整200万。夏洛特堡（Charlottenburg）、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里克斯多夫/新科尔恩（Rixdorf/Neukölln）、舍恩贝格（Schönberg）和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等城郊地区以飞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人口超过10万的大型城市。直到1920年，它们才与核心城市合并为大柏林区，那时人口已经有390万。

柏林不仅是帝国及其最大的邦国普鲁士的首都、皇宫、政府及管理部门的所在地，AEG和西门子等公司也位于这里，它们在1900年前后代表着工业现代化的产物——电力。有轨电车令交通发生革命，电灯令城市的夜晚像白天一样，电力令马达摆脱了蒸汽机。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除化学和机械制造以外的三大主导领域之一。（1907年时）有1万多名员工的德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公司博尔西希（Borsig）公司也坐落于这里。和1800年前后一样，柏林代表着毫无传统的现代。但是活力不再来自统治者。德皇威廉二世在1900年时还很年轻，对成就一番作为充满渴望，他痴迷于技术、汽车和制服，但往往目标并不恰当。他虽然象征着首都的不稳定，但这并不是由他造成的。相反，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令政治、统治和文化承受着压力。而这并不仅仅适用于首都。因为柏林虽然特殊，但并非独一无二。

总的来说，德国从19世纪世纪中期开始并在90年代早期之后以更快的速度走上了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道路。工业生产在1870—1913年间增加了5倍。1917年时，仅剩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从事农业。相反，工业、建筑业、手工业此时的就业人数占到了37.8%。城市随着工业一起增长：1871年德国有8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920年时则有48个。这个年轻的帝国曾是个有着零星几个工业岛的农业国，而此时普鲁士东部、乡土气息的巴伐利亚、艾菲尔山和洪斯吕克山区则被公认为是落后的，并有被城市经济增长和知识发展甩在后面的威胁。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工业对劳动力的饥渴和新城市的吸引力也让德国人移民北美的潮流渐渐平息。帝国本身成了个移民国家：波兰人作为季节工从加利西亚和俄国西部来到德国的田地，或者是到鲁尔区做矿工；意大利人到德国南部和西南部打工赚钱。

当然，城市不是天堂。居住的地方往往很小而且人满为患。在柏林的威丁（Wedding）区，55%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1910年首都还有2万处地下室住房。工作时间很长，劳动条件不利于身体健康。对疾病和事故的保障直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法推出才逐步出现。但是对大多数外来移民来说，这样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比农村的茅草屋或者是盖在马厩上的小屋好一些。此外，自19世纪90年代起，工人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当然，工业企业的所有人或者是新近被聘为经理人的那些人的财富还有更大的增长。贫富之间的差距更确切地说是增大了。

正如我们在《美国！》那章中看到的，工业化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德国。但德国具有其特殊性：发展晚，但速度快。它从英国手中接过了“现代实验室”的角色。这从字面意义来说也是符合的，因为新的工业领域化学、电力和机械制造需要专业人才和创意：综合性大学、科技大学和高等学院蓬勃发展，大型科研机构产生。在1901—1914年间，德国共获得了4个诺贝尔文学奖、5个化学奖、5个物理学奖和4个医学奖。“现代实验室”也有其寓意，因为新理念和新产品在柏林等地得到了充分的实验、研究、考验和讨论。文学、音乐和艺术离开了常规的道路。不断涌现的新艺术和哲学流派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兴起：1914年德国共有2450家电影院，共计100万个座位。足球、拳击、自行车比赛成为盛事。保守派的批评就针对这些先锋派和大众文化：他们抱怨不健康的城市，恶习日益增多，人们去教堂的次数减少和出生率下降，称帝国正在沦落。

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犹太人是所有现代化威胁的化身：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土地，没有真正的信仰并且恰恰因此也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所有领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为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提供简单解释和替罪羊的人自有他们的市场。

德国政界掌控这个现代化的实验室有很大的困难。1866年帝国的分裂和1871年普鲁士人统一帝国是在俾斯麦与自由派紧张感十足的合作下发生的。帝国宪法把很多决策推迟到了未来。军方、普鲁士大地主、支持经济自由的工业家和民族自由派的公民对这一未来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此时帝国议会里对于未来规划的讨论分歧极大而且往往不可调和。大家没有达成一致的责任，因为议会不参与政府的组成。帝国首相由皇帝任命并且根据情况寻求多数人的支持。皇帝多次解散议会（大多是在首相的要求下——当议会显示出不顺从的迹象时）。很多报纸不久就有了很高的发行量和热心的读者群，它们将政治思想和冲突一直传播到鲁尔区的工人住宅和梅克伦堡日薪工人的小屋中。(www.xing528.com)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于1888年登基，年迈的帝国首相俾斯麦在1890年辞职，工业在1900年前后实现高度现代化，此后一种新式的群众政策改变了柏林的景象。在政治光谱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站稳了脚跟。俾斯麦的《社会党人法》也未能令它消失。尽管当权派政党一直边缘化它并且在帝国议会选举中用尽了各种花招，但它仍在1912年成为帝国议会中实力最强的党团。右翼方面，有大量支持者的民族主义和经济界利益集团给保守党派以很大的压力。在左右翼之间，各自由派政党失去的选票越来越多。对帝国首相来说，组织起多数越来越困难。不管是在政治光谱的左翼还是右翼，整个政治制度都遭到拒绝：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反议会政变成为替代每日之苟且的根本性选择！

但是跨越整个政治光谱来看，人们对民族、对帝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的自豪感增强。甚至社会民主党内也有很多人认为，德国的经济成就和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没有在世界政坛上得到适当的体现。俾斯麦在世界政坛的克制谨慎似乎不再合乎时宜。民族强大是能在帝国议会和国内产生广泛多数的少数议题之一。1897年，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在响亮的掌声中在帝国议会宣布：

德国人把陆地留给这个邻居，把海洋留给那个邻居，自己只满足于天空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这种纯教条占据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想抢任何人的风头，但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但是世界已经瓜分完毕。雄心勃勃的德国人的志向只能以其他欧洲人为代价。德国打造了一支舰队。此时已被美国和德国赶超的工业强国英国仍是海上的世界统治者，并且是世界最大的帝国的中心，它应当学会合作并尽可能快地学习分享。舰队十分受欢迎。德皇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年轻人穿起水手装。德国海军协会的成员超过了百万人。

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政坛开始出现危机。因为从属国家的地位变化造成了与现有国际列强体系的矛盾，紧张局面一再显现。大多数时候德国是骚乱的制造者，因为它的政治家在寻找机会扩大自身影响力，这同时得到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甚至是推动。它一再成功地在谈判和危机会议上实现和解。如果你相信英国政论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话，那么这就不是偶然。他在1910年写道，各种国际关系的相互交织已经如此之强劲，以至于没人能经受得起一场战争——像日俄战争这样的“较小规模”的战争或者是欧洲人在殖民地的屠杀除外。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1913年时还背书说：

一直构成了威胁的欧洲大战永远都不会到来。银行家不会为这样一场战争筹措资金，工业界不会让它进行下去，政治家则不会战争。不会有任何的大型战争发生。

他应该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