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诞生：俾斯麦与文化斗争

但是革命并不是毫无影响。报纸、杂志、传单和协会组织的宣传册令中西欧的很多人有了政治意识。派系斗争给后来的政党打下了基础，从保守派、自由派到民主派，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宗教和社会（天主教、新教和农民）组织希望参与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在世纪末时欧洲很多国家有了宗教、农民或工人政党。民族问题登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在受德国影响严重的中欧，它的意义不可忽视——但是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完全不清楚。德意志邦联的复兴无法令人信服。可是其他选择是什么？一个将从普鲁士到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的地方君主、诸侯和统治者排除在外的民主帝国？要战胜现有权力及其军队只有借助一场新的社会人民革命才有可能。这会非常得血腥，而对市民和农民来说结果很可能也是无法承受的。此外：这场革命应当到哪里为止？民族主义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认为祖国就是“讲德意志语言的地方”——可这并不确切。中南欧的大片地区都讲很多种语言，不仅是因为匈牙利、克罗地亚、意大利或俄罗斯人的村子旁边有德意志人的村子，也是因为很多人操多种语言，而且隶属于某个民族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处。他们都应当宣布自己是德意志人吗？

在1866—1871年间找到的解决办法是用军事力量强行将德意志民族一分为二：普鲁士形成“德意志帝国”，它自称是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衣钵。历史悠久的哈布斯堡统治家族的后人连同帝国大都会维也纳根本不是新国家的一分子。哈布斯堡帝国在1866年的战争中输给普鲁士后就退出了邦联。哈布斯堡君主统治下的德意志人成为自己所在帝国内的少数。为了控制局面，他们与匈牙利就权力分割达成一致（他们在1848/49年时还曾沉重地打击其民族革命）——奥匈帝国产生。这两大民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竭力让他们所属的帝国地区的人民接受德意志人以及匈牙利的领导要求。这不是非常成功，但不管怎样国家在这种双重统治下保持了宁静。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及其传奇般的漫长统治（1848—1916年）以及共同的军队形成了一个十分多样化国家的统一象征。在民族主义抬头的时期，在多个“民族”间达成平衡极其困难。再加上非常多的居民操多种语言，很可能无法知道他们该归属于哪个“民族”。此外很多民族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在哈布斯堡帝国以外定居（德国的德意志人、俄罗斯和德国的波兰人、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等等）。

令人惊讶的是，哈布斯堡帝国一直存在至1914年，并且在那之后也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打了四年的世界大战。直到1918年它才力竭瓦解。有几个民族得以形成了民族国家——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新的民族集合体产生：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团结到一起，南斯拉夫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和集合体未能作为民族得到承认。他们不得不归属于新的统治者。虽然讲多种语言，但很多人不得不做出最终的抉择，是要成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还是波兰人。哈布斯堡帝国的德意志人向战胜国要求，未来可以（重新）属于德意志帝国。在多民族帝国瓦解后，这似乎是最理性的解决办法。但是战胜国拒绝了，因为他们不愿看到德意志帝国的力量壮大。因此，奥地利诞生。

1866年后，北方先是出现了北德意志邦联，然后，在普鲁士抵抗法国战争的民族热情中，德意志帝国诞生。它的首都不是法兰克福、雷根斯堡或亚琛等古老的曾作为首都的城市，而是位于德意志东北不毛之地的中央——后起之秀柏林。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首位德国皇帝。环绕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历史悠久的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贵族家庭，而是普鲁士军事贵族的成员。(www.xing528.com)

新帝国的政治主导人物是奥托·冯·俾斯麦——“对上帝慈悲最激烈的也是最后的条件反射式的胡投乱射”，一家自由派报纸这样写道。他的诡计多端激怒了所有人。俾斯麦曾与自由派的普鲁士议会斗争，同时又在军事和政治上热衷于民族主义事业——对自由派和保守派来说这是个既出人意料又令人困惑的结合。在他在德国—丹麦（1864年）和普鲁士—奥地利（1866年）战争中获胜之后，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决定为了他们建立帝国的计划而与俾斯麦合作。他们打算之后再考虑自由的发展问题。与此同时，传统意识强烈的保守派与俾斯麦分道扬镳，他们感觉俾斯麦是革命者。因此，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是个奇特的介于两者之间的存在：它有欧洲最自由的选举权（男性普遍选举权），但议会不能左右政府。首相不对议会负责，而是只对皇帝负责。宪法不过是要在此时填满的简陋框架而已。民族自由派带着热情投身工作，致力于一部统一的自由经济宪法、更多的法治、更多的社区自治。他们与俾斯麦一起推动文化斗争，它应让天主教会听命于帝国。

对欧洲而言，德国民族统一是个极其重大的事件。诚然，意大利各国也在1859—1871年间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接下来的几年里民族思想也令巴尔干产生了新的国家并给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等大帝国带来了困难。就此而言，德意志人想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并不令人意外。但是结果：自17世纪以来的欧洲中部消极被动的区域又成了一个潜在的攻击性的强权中心。一个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机器——还有一支习惯了获胜的军队和一位自信的首相。法国在1870/71年的战争中受到了侮辱。阿尔萨斯—洛林成了德国的领土。英国明确表示，它不会容忍进一步彰显强权的行为。

因此，19世纪70年代中期，俾斯麦在外交上从扩张转向坚守。这位“铁血”首相此时开始作为可靠的欧洲中间人的形象出现，他不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希望维护欧洲大陆的和平。为此他让德国放弃参与帝国主义时代对世界的瓜分，这点我们在《北海道》一章中曾探讨过。因此，德国的殖民帝国一直很小：包括非洲西部的多哥和喀麦隆、西南部的纳米比亚和今天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再加上南太平洋的部分岛屿。这些分散的属地没有什么重要性，不管怎样，与敌对邻国法国在非洲占据的庞大领土相比是这样，更不要说是英国了。内政方面，俾斯麦在严重经济及农业危机的影响下告别了自由派，同时这也是因为共同的文化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在皇帝信任的支持下，他到保守派、天主教核心以及亲政府的自由派当中寻找新的盟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取代了对天主教的斗争。自由党在俾斯麦的压力下瓦解。就这点而言，自由派建立帝国的计划仍旧没有完成。但是，正如在19、20世纪之交时所体现出来的，它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