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哈布斯堡与1848年革命的影响

神圣罗马帝国自中世纪后期就是个法治与和平区，理想状况下，它保护居民不受君主的专制独裁，保护小领地不受大领地势力的欺压，保护各诸侯免遭皇帝的肆意妄为。帝国曾多次成功抵抗奥斯曼军队。自维也纳在1683年经受住奥斯曼人的最后一次重大占领开始，皇帝率领的基督教军队重新夺回了匈牙利的土地。这巩固了哈布斯堡的力量——一个自路德和哥伦布时代起就几乎一直被选为帝国皇帝的奥地利王朝。新获得的领土并不属于帝国。哈布斯堡在一定程度上慢慢扩大至帝国以外，向东南欧推进。其他诸侯也扩张至帝国边境以外。萨克森的韦廷（Wettin）家族成为波兰国王，汉诺威的韦尔夫（Welf）家族成为英格兰的国王。柏林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也对不属于帝国联盟的普鲁士进行着统治，并在1701年获得了这一领土的国王头衔。

这样，这些势力强大的家族就跨越了神圣罗马帝国法治与和平区的界限，并给帝国特别是力量较弱的成员带来了威胁。柏林和整个普鲁士的迅速崛起是这一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一部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腓特烈三世在1701年成为国王，自那后自称为腓特烈一世。他的儿子和继任者腓特烈·威廉一世开始在行政上统一普鲁士国家，并在财政和军事上进行重建。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儿子和继任者腓特烈二世觉得帝国的法治与和平框架过于狭小了。他利用父亲的军队和国库把普鲁士推到了欧洲一流国家之列。在三场战争中，普鲁士确保了富裕的哈布斯堡西里西亚（Schlesien）省为自己所有。这是对法治的明确违背，对帝国的很多小国来说绝不意味着什么好的苗头。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因为这个中等强度国家的野心和权力欲而不再安全的话，那么采尔、韦尔登和明斯特教区要如何防御强权的袭击？几十年后，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和俄国将历史悠久的波兰王国瓜分。它就那么从地图上消失了，因为强权力量坐到一起解决了它们的问题。没人问弱小国家的意见。

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力求与哈布斯堡人势均力敌，以便跻身欧洲一流国家。柏林游记和巴黎代理人的信恰恰显示很多方面它还没有做到。但是普鲁士人的崛起也是一种现象：毫无历史因此也毫无顾忌，现代，并且是彻头彻尾的。三场西里西亚战争中最后也是决定性的一场同时也是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一部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腓特烈二世在这场战争中负责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事务。因为在仅获得英国援助资金的情况下（正如我们在《美国！》一章中看到的，英国当时正在进行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普鲁士国王与俄国、哈布斯堡帝国以及法国的军队交战。最终他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平局。战争仅在欧洲就造成了50万人死亡，这是普鲁士成功阴暗的一面。

经过我们在《法兰西角》中所看到的大西洋革命，普鲁士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为什么？旧帝国无法抵抗拿破仑并衰落。帝国中的小国不断被大国吞并。帝国骑士庄园、城市和帝国修道院成为更大领土的一部分。采尔成为巴登的一部分。埃森的韦尔登和威斯特法伦的明斯特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因为普鲁士得到了整个威斯特法伦和莱茵兰，这样就可以从北面遏制动荡的法国。

旧帝国的继承者在1815年加入德意志邦联。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是其主导力量，但普鲁士在此时的重要性几乎与之相当。除这两大力量外，邦联还有七个中等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滕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黑森选侯国。此外还有30个靠运气和手腕在革命时期的旋涡中自保下来的小国：图林根的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Schwarzburg-Rudolstadt）和施瓦茨堡-松德尔斯豪森（Schwarzburg-Sondershausen）、今天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境内的安哈尔特-科滕（Anhalt-Köthen）、安哈尔特-德绍（Anhalt-Dessau）和安哈尔特-贝恩堡（Anhalt-Bernburg）都在其中，但还有自由城市不来梅、法兰克福、汉堡和吕贝克。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仍保持着独立自主。普鲁士和奥地利继续拥有着广大的不属于帝国的领土。相反，英格兰、丹麦和荷兰国王却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因为他们控制着汉诺威、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等成员国以及卢森堡和林堡。

邦联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西洋革命将民族、民主和社会问题摆上议事日程，而所有这三个问题都密不可分。“民族”思想在拿破仑的战争中被证明是成功的发动民众的工具，也是很好的宣传武器。但是民族应当是什么？人们不仅谈到了德意志或者法兰西民族，也谈到了奥地利、普鲁士、巴登或者是巴伐利亚民族。在哈布斯堡家族从奥斯曼人或者是波兰人手中夺取的地区内出现了克罗地亚、匈牙利、捷克和波兰民族主义。感觉自己既是自豪的采尔居民、巴登人同时又是德国人，对此人们很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宣告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却不是毫无影响的。对外它往往也做出了限定并且有贬低的意味。对内这样的声明则扫平了道路。因为人们属于一个民族，他们就可以通过选举要求在政治上得到代表并要求统治者具有合法地位。他们也可以问，有多少社会不公是与民族的集体思想相符合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既是采尔人、巴登人也是德国人，难道不是这样吗？(www.xing528.com)

民主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一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成熟老练的商人和影响力巨大的工业家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反对贵族和军队的垄断地位，后者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社会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很多德国国家的革命与改革加强了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土地变成了商品。集体使用的耕地被私有化。很多城市实现了商业自由。但摆脱了束缚的市场力量也带走了大量平民在集体化的村庄、手工业行会或者大家庭中所有过的那一点点社会安全感。与此同时，自18世纪中期起人口开始增长，起初是城市农村同步，直到1850年后城市增长速度加快、农村开始落后。在村子里生活着很多附属行业的平民：织机、纺轮、生产玩具的工具摆放在房屋和茅草屋内。但这些生产领域自19世纪30年代起感受到来自不断推进的工业化的竞争。结果是农村社会贫困严重。1844年，即便竭尽全力工作也不能养活妻儿的父亲们发起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1848年2月，巴黎爆发60年内的第三次革命。但与1789或1830年的革命不同，这一次它立刻蔓延到德国，而且是以其典型的时断时续的方式。它是城市和农村平民的一场社会革命。他们想要公正、权利平等并减少贫困。它是一场公民革命。他们想在政治事务中发声，并希望为整个德意志民族建立一个由议会支撑的国家。它是一场地区革命的集合：巴登、法兰克福、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维也纳和柏林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革命故事。

柏林和维也纳的革命尤其血腥。革命斗争一再在这里燃起战火，最终革命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失败了。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是德意志邦联中仅有的没有宪法的国家。因此革命爆发力尤其强劲，所以疏导这一革命运动也更加得困难。两个城市中都有广泛的焦虑不安的普通阶层。对柏林和维也纳政府来说很多事情都面临威胁：人们完全不清楚该如何将德意志邦联的统治地位与市民革命者争取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相统一。此外，哈布斯堡帝国因为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和匈牙利的民族革命运动而陷入困难。如果接受意大利人、匈牙利和德意志人的民族愿望，帝国会瓦解吗？德意志国民议会——革命者的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在此之前，德意志邦联的代表会议都是在那里召开，人们希望用议会和政府来取而代之。但是维也纳和柏林会容忍自己被革命议会挤走吗？

1848年革命整体来说失败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当时并未产生，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国家同样也没有产生。在法国，1848年夏天的巴黎社会革命被血腥镇压，数千人为此身亡。政治革命在三年之内演变为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在1796—1815年令欧洲紧张不安的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君主回到普鲁士、奥地利和德意志中小国家的都城与城堡，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在革命高峰时期曾一度离开。1849年春，德意志国民议会在势力再度增强的各国政府压力下解散后，德意志邦联代表大会重新在法兰克福召开。